“史上最难就业季”又双叒被推到了话题中心，但关于这一群体和现象的分析多数停留在了“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个表象，放到更大的框架下，背后不光是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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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在突破新高，到了2022年，终于迎来了1000万的大关。

“史上最难就业季”又双叒被推到了话题中心，但关于这一群体和现象的分析多数停留在了“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难”这个表象，放到更大的框架下，背后不光是就业难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至今大江大河的发展中，大学生这一群体经历了各种变迁和浮沉，他们的流向也很多时候代表或者引领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他们的就业是个人命运与奋斗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与经济运行的底层支撑。

变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年，在朴树《NEW BOY》迎接新世纪的歌声里，中国的青少年们勇敢无畏，活力四射。

国内宏观经济明朗，生产总值超过8.9万亿元，增速8.5%，整个世界都在重新想象中国。

这一年，有94.98万大学生毕业，虽然从98年开始国家对大学生就不包分配工作了，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些新兴企业求贤若渴，他们一毕业就被竞相争抢。

如果以22岁大学毕业的时间计算，1978年出生了1883万人，那么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在同龄人的占比不到5%，他们是绝对的精英，无可否认的享受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红利。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出生了1771万个新生儿。

在这一批00后读书上学的时候，校园外的世界日新月异地发展着。

中国房地产资产从十余万亿元增至300万亿元左右；中国的股票市值从几千亿元增至87万亿元；中国互联网从个人创业到如今的总市值12万亿元。

房地产、金融、互联网成为继上世纪高考恢复、改革开放、经商下海之后，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70后、80后多多少少赶上了一个或者多个机遇，实现了阶层的跃升。

95后以及千禧一代的成长伴随着这样蓬勃的发展，他们衣食无忧，体验到了各种新生事物，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

但同时，他们陷入了迷茫。

22年时间，大学生10倍的增长，1076万人将在这个夏天从大学毕业，千禧年出生的这群新生儿来到了人生的分叉路。

除去130万毕业的研究生和10万博士生，以及考虑到年龄偏差，2000年出生这批人中约有50%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

22年时间，从以前每20个人中有1个大学生，变为每2个人中就有1个，大学也从“精英教育”变成了“普及教育”，大学生的头衔光环不再。

他们从小被告知“知识改变命运”，但轮到自己要从学校进入社会的时候，时代又猝不及防拐了个弯。疫情降临，社会发展踩了刹车，那澎湃发展的二十年成了回不去的过去，他们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问题。

矛盾

在中国开始逐步摆脱为别人代工的模式后，体力劳动、技术工不再为人所称颂，在高端写字楼工作的那一批人成为了高薪和体面的象征。而只有考上大学，才有进入写字楼的可能性。

于是高考成为人生一道大关，大学持续扩招，能达到“进写字楼工作”标准的人也越来越多，直到今天，写字楼的工作岗位供过于求，且大部分写字楼里工作给到的薪资也远没有想象中高。

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其实就业形势并没有差到哪里去，如果说曾经有10万个符合大学生标准的岗位，那么这个岗位需求从来没有降低过，而是大学的标准降低了，或者说认为自己达标的人越来越多了。

期望的落空和现实的偏差叠加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变得矛盾起来。

以财经类专业为例，在互联网经济还没崛起之前，金融行业是大家心目中最能赚钱的行业，在长辈们的推荐下，学个财经相关的专业，体面且有“钱途”。

2020年，中国共有 870 多万大学毕业生，其中经济学大类专业的学生就有 101 万，但财经类专业相关的银行、证券、基金业的就业增量或不到15万。

十年前，本科毕业生还有机会进入银行总部、券商、基金公司；如今，本科学历基本直接就会被HR忽略，就连硕士学历也只看清北复交和常青藤名校等，这已成为行业默认的规则。

还有土木行业，从大火到今天的夕阳行业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那些曾经懵懵懂懂填下志愿的青年到毕业后才发现，大基建时代基本落幕了，城镇化率达到63%，上升空间不再具有想象力，土木成为天坑专业的代名词。

毕业时，他们有的带着无奈走进了工地，有的跟着一带一路走出了中国，但更多的是面对现实停留在原地徘徊野望。

这些专业让年轻人的理想幻灭之后，他们开始寄希望于互联网。

过去十年里， 80后的程维、黄铮、张一鸣们撑起了一个个巨头，他们快速的扩张吸纳了一部分追求高薪且体面工作的年轻人，加上舆论和发声群体更多的聚集在这一行业，进互联网大厂成为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首选。

一旦竞争的人多了，互联网也和金融一样，只能优中选优，今天的应届毕业生如果要进大厂，很多人很可能在学历这一关就被卡住了。加上去年反垄断调查之后，互联网持续裁员、降薪。经历了几年野蛮生长之后，如今的互联网神话不再。

大学生流向往往代表着社会的发展趋势。

的确，在房地产、金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过去，那些结束高考，刚刚脱离题海，对社会发展并不了解的青少年们听取过来人的经验建议，纷纷报考土木，计算机，财经等相关专业，期盼着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然而在他们面临毕业时，遍地都是学财经的，土木已然成为夕阳行业，2021年裁员力度最大的三个行业中，房地产排名第二，互联网排第三。

出路

对于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来说，造成这样的困境不光是因为疫情影响，更重要的是，经过40年蓬勃生长的中国也走到了产业升级走向关键时刻。

早在2018年疫情还未爆发的时候，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发动贸易战，华为中兴等企业被制裁，金属制品工业、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等18个行业受到影响，也是这时候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

也意识到科技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底层推动力，无论是对国家还是企业，还是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要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增长，解决当下就业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唯一的路径就是突破科技封锁，实现产业升级。

过去的顶尖人才多半是进入互联网或者金融行业，在贸易战发生后，互联网公司被诟病 “重模式轻技术”、“重应用轻研发”。

可以看出过去的发展中，屡创新高的大学毕业生的 “人才密度”并没有转化为“科技密度”。年轻人学历和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要快于产业升级所产生的新岗位的速度。

这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越多的人受过良好教育，他们就更重视子女的教育，不惜成本投入子女教育，因而也就有了当下中产疯狂鸡娃的和激烈竞购学区房的现象。

这些都会传导到应届生身上，少数高薪工作集中在一线城市，而这些城市高昂的房价之下，到北上广深打拼的多数年轻人们依旧买不起房，于是就不结婚，不生孩子，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现产业高端化，扩大高薪工作的供给以及将一些新兴产业迁移到更多二三线城市，给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提供高收入岗位，才能买得起房，生的了娃。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它和半导体芯片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去年11月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产学融合发展联盟、安博教育集团等单位编制的《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0-2021年版）》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直接从事集成电路产业的人员约54.1万人，同比增长5.7%，一年时间，增加了3万个左右的中高端岗位。

且报告称未来两年仍有20万人才缺口，这对于近两年来学习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根据半导体行业研调机构 IC Insights的统计数据，在2020年，美国公司占全球集成电路市场总量的55％，其次是韩国公司，所占份额为21％；中国台湾公司凭借其无晶圆厂公司集成电路销售额的优势，占总销售额的7％，比欧洲和日本公司高出1个百分点；中国公司仅占全球IC市场的5％。

所以中国集成电路全球份额还很低，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连带着上下游的各个产业链，未来光集成电路这一行业带动的需求能够给中国带来数百万个中高端岗位。

此外，还有新能源汽车、工业自动化，新材料等等行业未来都有很大空间。

不过也要明白，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来说，过去像互联网只要融资烧钱就能获得一片市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容易的事情没有了，只剩下硬核的了。

结语

“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那就只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要让大学毕业生成为不断线的风筝。”

这是2020年李克强关于失业问题答记者问时所做的回答。

过去的很多年里，大学生的身份是改变命运的途径、是跨越阶层的通道、是出人头地的门环。时至今日，“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虽然变得无奈又无力，但考上一所好大学仍然是很多人的寄托和希冀所在。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数年后，重新再回过头来看2022，也许这是我们冲破黑暗即将看见曙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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