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年底，介休一位姓林的县令向省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告发一串高官的违法乱纪行为，并恳请将报告转奏皇上。林县令的揭发属于正式公文，不是可以随便扣压的告状信或匿名信，不能隐瞒不报；可是林县令的揭发实在叫人看了害怕。他揭发的内容共二十二项，其中最要命的一条是：在钦差大臣来山西的时候，比如前不久汤金钊大学士和隆云章尚书分别驾到，总要由太原府出面，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借二万两银子招待钦差。事后，再向下属摊派，每次摊派的数目都有三五万两银子。三五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当时福建一带家族械斗，雇人打架，一条人命不过赔三十两银子，这三五万两银子可以买上千条人命。当时在江南买一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价格不过一二百两银子，这三五万两可以买二三百处院子。

藩台张澧中接到林县令的揭发，一连数夜睡不着觉。这些事都有他的份，奏到皇上那里，肯定没他好果子吃。可是擅自扣压给皇上的奏章，恐怕罪过更大，最终也未必捂得住。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权衡，不得已，张澧中向杨国桢巡抚请示汇报。

杨巡抚刚调到山西不久，正在雁北视察。看了张澧中的汇报材料，很是惊愕——不是为钦差费和使费惊愕，而是为山西官员的"不上路"而惊愕——连官场共同遵守的"陋规"都要告发，山西官员未免也太"生"了点。杨巡抚把张藩台的汇报给陪同他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看了，问道："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呀？如此平常的应酬之事居然这么大惊小怪！"最后，倒是这林县令落了个丢官罢职回家种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