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确山县，老乐山南山门广场。

“开——炉——！”一声响亮吆喝荡开，号称“民间烟火之最”的“打铁花”表演正式拉开序幕。

头上反扣一葫芦瓢、赤裸着上身的艺人们，手执一根掏了个坑槽的花棒，轮番接一瓢现场熔化、烧到近1600℃的铁汁，再迅速奔至花棚下，用另一根花棒自下往上猛击。铁汁腾空飞起，撞到棚顶的柳枝，旋即迸散，若火树银花在漆黑的夜色里，刹那怒放。一人跟一人，一棒接一棒，场面绚烂夺目。

确山“打铁花”（资料图来源：B站UP主“影视飓风”）

“光着膀子表演，不怕被洒落的铁花烧伤烫伤吗？”这可能是观众在欣赏表演时最好奇的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一项源于北宋、鼎盛于明清，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中间一度濒临失传的民间活动，之所以还能在当下复现，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离不开一个人的执着“抢救”，而其对“打铁花”文化挖掘、复原的过程同样颇具看点。

带着众多疑问，观察者网采访了“确山铁花”代表性传承人、曾任确山县文化馆馆长的杨建军。在近3小时的聊天中，杨老既讲述了自己对打铁花文化的追寻历史，也分享了打铁花技艺的关键要领。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整理/刘啸云、杨珈媛】

·抢救挖掘：“难道您愿意看到自己喜爱的手艺失传？”

观察者网：听说您是向一位老铁匠“三顾茅庐”后才了解到打铁花的工艺。现在还记得“三顾茅庐”时您都怎么劝说那位老铁匠的吗？

杨建军：这中间有个很长的故事。确山铁花已经流传了上千年，它源于民间的金属冶炼和道教的炼丹术，到北宋时形成了铁花。起先，在每年新春佳节之际，金、银、铜、铁、锡五门工匠开业之时和道士们在一起祭祀，敬奉共同的祖师太上老君，属于一种宗教仪式。后来由于受到民众的喜爱，确山铁花越来越红火，世代流传，直至今日。

我与共和国同岁，今年74了。我小时候常听老人说起“确山铁花好看”，所以我也很想看，不过一直没看成。直到1956年，那时我才六七岁，听说城外一处麦地要表演打铁花，我晚饭都没吃就跑过去。当时人山人海，我个子小，就从人缝里挤到最前面。

那时打铁花很隆重，中间搭起一个花棚，炉火熊熊，各种灯笼火把等玩意儿就在周边围着。而且那时候没电，看铁花就觉得特好玩。在铁没化好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民间表演，比如龙灯、旱船、舞狮、踩高跷等等。这就像一次民间艺术汇演，借此提高各个表演队的声望，同时也给大家带来欢乐和喜庆。

等到打铁花的时候，其他表演就退场了。当一棒铁花冲天而起，全场欢声雷动。当时打铁花的表演者都光着膀子，在花棚下一棒接一棒，一人跟一人，打得满天飞花。花棚上旗火腾空，鞭炮轰鸣，观众欢呼，棚下龙灯穿行，花棚四周还围着好几条龙灯玩耍，一条接一条穿花。整体非常有视觉冲击力。

“龙穿花”（受访者供图，摄影：陈晓力）

当时刚解放不久，生活水平比较低下，没有什么很隆重的大型文艺活动，所以这就算最好的表演了。几乎是万人空巷，乡下很多人赶着车、骑着牲畜去看，场面非常壮观。我当时看了以后非常激动，想着要是我也能打铁花就好了——那是一个小孩很朴素的想法，但是这想法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看过打铁花，因为当时有各种政治运动，之后又遇上文化大革命，铁花属于“封资修”文化，所以更没人敢演了。那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过打铁花，但那壮观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我一直想着啥时候能再看一次，啥时候也能学会打铁花。

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想着文化的春天可能要来了，铁花表演应该还能再发展起来。我当时就等不及了，想着自己到处找找，说不定找着了，人家愿意收我，让我参加表演，那就太好了。

我当时在乡下一个中学当代课教师，从1976年开始我就利用寒假在城里和乡里走亲戚、找朋友，到处打听。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还是心有余悸，一说到“四旧”的东西，谁都不愿意说，即使知道也不说。

后来我遇到了一个熟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商会的会长。他告诉我，我原来在宣传队的一个叫李观容的女同学，她爸李万发就是解放前铁花会的会首——商会以前会主办一些打铁花表演，找李万发组织人，所以他知道李万发的身份。

因为两家父母相熟，所以我之前经常去李观容家玩，但是不知道她父亲原来是铁花会会首。因此我听说了之后，就兴冲冲地去找李万发老叔叔，但他就说没那回事。其实他是不敢说，他们家因为打铁花吃过亏——那时一些群众不知道铁花会是什么，以为是“反动会道门”，他又是会首，而且他家先前有兄弟二人，为了留在家里铁匠铺打铁干活、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他加入了当地民团当过团丁。历史问题加上铁花会首的罪名，因此他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

后来，我就不敢直接去问他了，也不直接提打铁花的事，但是每次我去找他儿子玩的时候，如果看他们几个老人在一块，我就跟那几个老人凑到一块，谈古论今，说些家长里短。因为我是确山城里人，懂的也多，一说起老人旧事，他们也感兴趣。

在聊旧事时，我就时不时地把话题往铁花上领，说过去打铁花怎么怎么样，他（李万发）有时忍不住也会透露几句，说“不是，真的打铁花是……”但他一旦知道我是在故意打探铁花的消息，马上就不说了。我一看他有警惕性，也就不问了。就这样，我从他那断断续续了解了不少与铁花相关的知识，我在聊天时都记在心里，回家后就赶紧记在本子上。

后来随着政策的开放，有些人敢说了，我就找到一个我原来在山上刨草药时认识的乐山老道士，他叫李清真。这个道士原来也会打铁花，而且他没忌讳，啥都说，所以我也从他那得到了不少知识。此外还从一些打过铁花的匠人那里了解到一些知识，但是他们都没有李万发知道的多。

在了解打铁花的过程中，我一开始只是想了解打铁花的技艺，后来我觉得自己毕竟是个文化人，铁花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也很重要，所以通过之前从李万发老叔叔那里了解到的零碎知识，加上我平时采访的这些人，我把手上的材料一点点地捋出了一条线，形成了关于铁花的一段一两千字的概述。

后来给右派平反，李万发的“帽子”摘了。当时我也从教师转正，转正后又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群众文化辅导部主任——因为我从小对民间文化艺术非常喜欢，我会说相声、说快板、讲民间故事，还会踩高跷、玩龙灯、玩狮子，也搞文艺创作，发表的作品在省内、市里都获过奖。

当时文化馆的四大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活跃城乡群众文化生活，挖掘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以及发现培养文化艺术人才。所以那时我就理直气壮地去找李万发了。我说“现在都讲究‘实事求是’，您头上的帽子摘了，您也没有什么负担了，难道您愿意看到自己喜爱的这门手艺失传？”另外，我把我整理的铁花概述拿给他看，虽然不连贯也不完善，但他一看后仍大吃一惊，十分感慨。

我同他说，想向他拜师，他非常兴奋，说他教的打铁的徒弟很多，但没有收过学打铁花的徒弟，如果我要是真想学、能吃苦，他就收我为徒。我说过年后会登门向他拜师，师父说不用，口头说话就算数。后来我就在工作之余，节假日或星期日抽空去找师父学打铁花，师父教了我很多打铁花的关键技术和相关知识。

这就是我所谓“三顾茅庐”的故事，算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

·组队传承：“大部分不看钱，看的是情怀”

观察者网：看以前的一些报道，您是在2002年自己成立了确山铁花民间表演队。组建的过程中，有没遇到什么难题？比如拉人是否顺利？

杨建军：这还得从以前说起。当时除了收集整理打铁花的知识、学打铁花的技艺之外，我和我师父还总想把打铁花再表演给民众看。我一直动员师父，师父说咱们再找几个徒弟私下准备好，一旦我给县里提出的要求成功了，马上就可以联系人来表演。

然后我就年年跟县里提打铁花表演，但是县里领导都不是确山人，没看过打铁花，也不知道打铁花是什么、需要怎么准备，我一说需要很大的场地，需要搭花棚，需要有龙灯配合，需要安全防护，需要铁炭、炉子、花棒这类东西，领导也怕麻烦。而且我们县当时很穷，确山是革命老区，那时还是个贫困县。

确山县，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腹地，抗战时期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有“小延安”之称（图自央视）

所以我们一直等了10多年，一直到1987年底，中央宣传部下了份文件，要求各地文化部门利用春节搞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化活动以迎接改革开放10周年。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年底文化馆要做一个元旦和春节的双节文化活动策划，这个计划上交到文化局审定以后，要报给宣传部批准。我在1985年当上了文化馆馆长，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根据上级给出的指示，提出要重点挖掘确山的特色文化——打铁花。

领导当时就问，说我年年都提打铁花，铁花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给他介绍了，他们也问了一些确山籍的领导，大家都说确山铁花好看，所以领导也心动了。但领导也担心，毕竟将近30年没有展示过，不知道能不能成。我说只要领导肯点头，如果弄不成，我愿意接受组织纪律处分。他们最后就同意了。

后来我建议县里领导开个关于打铁花的协调会议，最后选定场地在南山广场，场地可以容纳上万人。当时这“南山广场”其实也不是啥广场，就是个荒场子，周边是打矿石打出的丫丫叉叉的山坡。我们后来让交通部门弄了辆修路的铲车把地压平，让建筑公司在我师父指导下搭花棚，让老乐山林场砍了几车柳树枝拉过来，让机械厂负责准备炉具、焦炭，让土产公司准备废铁，让公安局维持现场秩序，还让广电局架高音喇叭，整个准备工作很是费劲。

1988年正月十五，我们就在南山广场打铁花。那时通讯工具还不方便，也没有手机，所以宣传全靠人传人。一听说有打铁花，上万人都到广场来看，广场都坐不下了，周围的山坡上全都是人，把路都堵住了。

当时我不仅是现场总指挥，还是主持人，但我也想打铁花。平时练习时师父说我打得好，但是我还没有实际用铁水操作过，所以非常想实践检验一下我打铁花的能力。于是我就跟师父说，一会儿结束先别关火，给我留两瓢铁汁。后来铁花表演结束，观众慢慢散去的时候，我就光着膀子，头上戴上葫芦瓢，打了一二十棒子，打得满天飞花，但当时我自己看不见，他们在一旁都看得嗷嗷叫。

1988年这场打铁花之后，河南日报也作了报道。到1990年，县里看上次表演很精彩，又组织了一次，把市委领导都叫来看。但从那以后，由于组织不易，加上县里穷，而且领导担心发生踩踏事件或者交通事故，就不愿意再组织了。

在这段没能打铁花的时间里，我就整理铁花的文化内涵，写了一则确山铁花简介，在1993年的《河南文化文物年鉴》里作为地方特色刊发出来。文章刊登以后，省里也知道了确山铁花，非常重视，但是省里领导也没看过，不知道铁花是什么，因为那篇文章只是文字介绍，也没有配照片。

之后一直到2002年，距离我上次打铁花已经过去13年了。在这期间，我的师父在1995年去世了，其他师兄们有的退休了，有的残废了，我也没办法再依靠他们了。为了还能让大家再看到确山打铁花，我就自己培养打铁花的队员。

召集人这个过程不简单，我也物色了不少人，大多数人一听不给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表演，就不愿意参加；再加上铁花打起来，火花四射，万一烧着烫着了怎么办，年轻人万一给整破相了怎么办，这都是顾虑。很多人听完都不愿意学，咱也不能勉强，只能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

我首先想到我师兄，他是我师伯的徒弟，在1988年和1990年打过两场铁花。他还帮我拉来几个打过铁花的队员。此外，我把我的一些亲戚招呼来，当时也没办法给他们钱，只能管顿饭，他们有的人看过打铁花，所以对于能够学打铁花也很高兴。

杨建军及其徒弟（受访者供图）

要学会打铁花，就需要训练，我把师父之前教给我的都教给他们，再让他们私下练习，练完我再看看，给点指导。日常训练，具体说来就是找根柳树棒掏个眼儿（叫作上棒），装上沙，用另一根花棒（叫下棒）打，把沙打得越高越散越好；练完打沙子，再光膀子拿水练，水不能打得一片片的，若换成铁汁会烧到人，必须打出濛濛细雨的效果。

到了2002年县委大换班，新领导上任。新县长和我是熟人，一起开政协会议时，他还问过我为什么不继续打铁花，我说一场要两三万，没钱。他希望我能再公开表演一次，但作为县长，也要和其他领导开会研究。当时开会讨论后，县里一半的领导都不同意，一是县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二是也怕出踩踏事件。后来县长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自己去拉赞助，我同意了。

因为我之前经常帮农联社做一些宣传业务，比方说给他们写节目、写小品、写快板之类，跟他们领导关系比较好，所以我就去找他们领导商量。一开始说需要三万，他们也觉得不是个小数字，但他们也不想驳我的面子，最后讨论下来，答应给两万。两万勉强够本，我想着也可以了，毕竟能表演就是最大的胜利。

最后我给县长汇报，县长听了也非常高兴，我们就开始物色场地。我们最后找到的是一个离我们城有5里地的炮兵训练场，那是一个很大的场地。当时领导怕出事故，还不让大力宣传，就当天才在汽车站、火车站这些人员密集的地方贴了几个广告。结果通过传播，很多人都开着车、拖拉机往城里赶，当天上午场地附近就都坐满了人。到了下午我们把烟花往现场拉的时候，警车开道，花了一个钟头车才进得去。

为筹备这个打铁花的活动，我还买了很多烟花鞭炮；因为怕人多，群众看不过瘾，我们还搭了两个花棚。当时什么都准备好了，但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有一个熟人，他自己办了个小作坊，所以他有个炉子，早几年的时候他跟我说好了，我啥时候打铁花了，炉子尽管取用，所以我很放心。但后来又过了两三年，他的这个厂子垮了，炉子也没有了。当时离表演就剩两三天了，好在我师兄又给找了一家，又借了个炉子。

表演现场化铁的炉子（受访者供图）

自我师父去世后，我就等于没了“拐杖”，所有事情都需要自己操心。当时活动一定下来，一个多月的筹备时间里我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活动办不好，表演当天一两点才睡着，四五点就醒了。当时我真的非常担心，因为来看表演的人太多了。值得高兴的是，当天活动顺利举办完成了。这期间我几乎24小时没睡，但还是特别兴奋，因为看到铁花冲天而起，看到现场观众的热烈反应，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那个场面。

观察者网：据说为组建这打铁花表演队，您自己掏腰包花了20万元。这20万元，在2002年可是一笔巨款啊，都能在一线城市市区买套小户型了。当时您家人是否支持您这一想法？

杨建军：在我师父去世以后，我就一直在筹划这事儿。一开始是让队员自行训练，但我不太放心，总觉得不集中训练不行。我就在乡下找了个地方作为训练基地，趁着农闲及周日休息的时间，自己掏钱租车把队员都集中到基地，既管饭，也发补助费——刚开始每人每天30元，后来涨到50、100。我们这个团队，如果要出门表演，大小也是个集体，所以我还买了统一的服装道具，又做了一套化铁炉具。

也就是说，租车费、伙食费、补助费、遇上红白喜事时的礼品费，以及统一购买服装、炉具、铁、炭的道具费，所有费用算下来一共花了20多万。这20多万是平时支出，加上我自己一次出了十几万、约有20万左右。

我们家当时也困难，两个孩子要上学，将来要参加工作，我自己住的房子还得修补，因此对于我自筹资金办铁花队，我爱人一开始是有意见的，也觉得我是不务正业。但是后来看到铁花表演的时候，现场人山人海、欢声雷动，大家都说“铁花这门技艺失传30多年了竟然能再弄出来，你们那口子这是给确山立大功了，是干好事了”，她也感到有成就感。

当时也有些领导、熟人劝我，说将来要提拔我当局长甚至高高的职位，我不能成天围着铁花转，他们说这是不务正业。但我认准了自己是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料，也不想升官发财，所以我几次婉言拒绝提拔的好意。我一直坚持干文化工作，直到退休。一辈子干我喜欢的事情，这就可以了。我其实没耽误文化馆的工作，我当馆长的20多年中，文化馆一直是国家、省、市先进文化馆。

观察者网：现在您的队伍有多少人？都有哪些人来跟您学打铁花？

杨建军：我最多的时候有三支队伍，一个队伍12人，总共36人，以我原来的基础队员为主。七八十岁的老人不能带了，担心出事；40~60岁左右的人是中坚力量；30岁左右的队员很少，只有几个人。

参与打铁花的队员（受访者供图）

观察者网：大家是全职，还是偶尔过来参与？

杨建军：他们都算是我们的挂号队员，平时不打铁花的时候，也不能闲着，要吃饭、要养活一家人。

其实我们队伍的成员背景很复杂，原来大部分是农民，现在随着城市化推进，很多周边的农民成了市民，有开出租车、开货车的，也有搞装修的、搞电工电焊的，搞搬运的，各行各业都有，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农民。

要打铁花时，我在群里通知“这个月几号有几场打铁花，谁能去？”，有的人正干着活，一看到通知就报名了。打铁花又是表演，又是录像，又上电视，又有记者采访，还有观众喝彩，很能给人荣耀感。所以，尽管打铁花给的钱可能还不如打工挣的多，但他们还是愿意来，甚至请假来。

当然，也有人干着“长活儿”，来不了。比如有的人开大车出去跑长途了，不一定哪天回来。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找他了。

观察者网：可以说，大家也是靠情怀和热爱在撑着。

杨建军：对，我的骨干队员大部分不看钱，看的是情怀，打一两场铁花不拿钱或者拿很少的钱都行。但是，你不能拿着人家的情义作为自己的资本。所以我就算赔钱，也从来不欠弟兄们一分钱，他们打一场，我就给一场的钱。有些人打工几个月都不发钱，我打完铁花第二天就发工资，都是我垫支的。

观察者网：随着越来越多人观赏到打铁花，可能像您当初那样被打铁花吸引、想参与表演的人也越来越多。想学打铁花，个人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您在选人的过程中主要看重哪几点？

杨建军：选人的时候，我首先肯定要了解这人体质好不好，尽量收年轻的、身强力壮的。

然后我会通过朋友等多种渠道，了解这个人平时的为人处世怎么样——你孝敬父母吗？遵纪守法吗？收徒弟，人品第一，技艺第二。有些人违法乱纪，吃喝嫖赌、酗酒打架、偷偷摸摸什么都干，这样的人就算铁花打得再漂亮，我也不能要。

看了品质之后，还要在实践的过程中看他的悟性。有的人悟性特别高，经过一年半载的训练后，第一次上场就能打得好；也有些人明明训练时间比别人都长，体质也好，但是一打就不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一两次失误，你可以给他纠正；再三次、四次，就不好再继续了，多次失误对自己和观众都危险。

所以，我收10个徒弟，最多只能选出三、五个留下，有时候甚至只有两三个。最多的时候，我培养了十多个徒弟——先找30多个人，筛掉20多个，仅留下不到10个。

一个徒弟从开始训练到最后上场，要懂得怎么做花棒、怎么打、要领是什么，先打沙再打水，打多高、练多久要凭自觉，最后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在现场比试。

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同时培养两个徒弟，带着他俩去洛阳准备表演。其中一个害怕被烧着烫着，说他不干了，我给他买票回去。另一个前三场一直打得不好，身上多处烧伤，我们给他抹药，说“要不你也别打了，也回去”，但他不服气，说“打不好不罢休”。我就一直盯着，鼓励他按打得好的几棒继续打，后来他越打越好，最后成为我们的骨干，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烧不怕”。

我收徒弟，要看悟性，还要看他对打铁花的喜爱程度。有些人张嘴就要钱，我虽然不会欠任何人钱，但如果你只是为钱来的，我会觉得你境界不高。

·表演关键：化铁水、搭花棚、打铁花

观察者网：您也对花棚搭建等表演前的准备工作进行了改造创新。具体来讲，相比以往，都有哪些改动？改动后会形成哪些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杨建军：我们打铁花有三个关键技术：一是化铁水；二是搭花棚，花棚上要绑鞭炮，所以必须搭得结实、稳定又好看；三是打铁花，要打得高、打得散、指哪打哪，花棚上有八个角，每个角有一个烟花，12米到15米高的老杆上还有第九个烟花，我们要保证这些烟花都能打着。

至于花棚搭设，现在是采用了我破译、改良的古代花棚式样。

正在搭建中的花棚（受访者供图）

在古代，打铁花是道士和铁匠们共同举办的活动，铁匠负责化铁水、打铁花，道士们负责搭花棚。道士们有文化，他们设计了一个花棚，包含一元、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八卦，带有包括道教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

打铁花有个说法是“三打三不打”，即歉年不打、国丧不打、战乱频仍的年份不打，丰年打、喜庆打、盛世年年打。而从封建社会到民国，兵荒马乱，天灾人祸，没几年国泰民安的时候，所以常常多年甚至几十年都打不了一场铁花，道士也死的死、跑的跑，花棚式样就慢慢断代失传了。

铁匠把打铁花的技艺流传了下来，但他们只大概知道从前道士天天念叨的“一元两仪四象五行”，搞不清具体的文化内涵；只知道花棚要搭两层，不晓得具体该怎么搭设。所以，后来的花棚一般都是匠人们随心所欲、因陋就简地搭起来的。

打铁花前问问队员们，你们谁家有木杆、竹竿，都能拿来用；把这竿子在四个角上一栽作为支柱，上面搭个棚，有条件的搭两层；中间竖起一根竿，拿几个“腿”支着，就是老杆了；再放上柳树枝，把烟花鞭炮插在柳树枝上。至于花棚多宽多长，就很随意了，根据场地的大小和材料的长短粗细自由调整。

我师父也不会搭，但他在我学会打铁花后对我说：“建军，原来的花棚可不是这样，我听你师爷、师太他们讲，过去打铁花很讲究，都是道士们搭棚，花棚上有一元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天地人三才，是敬天地神灵的。现在铁花是绝不了种了，你能不能把花棚也按古代的样式恢复出来？”我说，“我试试”。从那以后，我就把这事放在心上，苦思冥想怎样破译。

我从我师父那儿知道，古代人也是在四方的地基上搭葫芦棚或者三角棚，但是我不知道这两层花棚要如何排布才能体现“一元两仪四象五行八卦”。我看了很多书，尤其是道教方面的，但都没有找到答案。我甚至跑到白云观、道教协会去问。老道士说：“我可以跟你解释一元两仪四象五行八卦，但至于搭花棚，我们是真不知道，没听说过，也没见过。”

后来我看跟道教有关的器物，看到一个定方位、看风水的罗盘。罗盘中间是个有八个角的八卦。我一想，两个四角一错开，不就是八角吗？搭花棚的时候，第一层搭四方的，第二层也是四方的，调转一下角度，俯瞰不就是八角、代表八卦了吗？

我还喜欢文物，经常看考古的书籍。我在书上看到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画，中间是人，下面是地狱，上边是天堂。这就对上号了：花棚也分为三个空间，这不就是天地人三才吗？

马王堆出土帛画（资料图）

四象怎么体现？就是四个方位嘛。东方甲乙木代表春天，南方丙丁火代表夏天，西方庚辛金代表秋天，北方壬癸水代表冬天。

这样一来，五行也就有了：东方属木，南方属火，西方属金，北方属水，中央属土。我在五个方位分别插上青、红、白、黑、黄五面旗帜来代表五行。

至于一元两仪，整个花棚就是“一元”，搭上下两层就是“两仪”。

这样一想，我豁然开朗。然后我用毛衣针、竹竿、细钢筋、粗铁丝等各种材料先绑来绑去地扎试。

我还要看搭起来能有多高。打铁花的都知道，基本不超过20米都可以。另外我还问玩龙灯的，要让龙灯穿来穿去，第一层要多高才合适？他们说，过去花棚搭得低，龙灯穿过去不方便。我说，“4米怎么样？”“好！这样不耽误，撒得开，在里面还能表演！”

这样一弄，我心里就有数了。我把第一层定为4米，第二层定为1.5米，中间一个老杆穿过，上面还有6米，整个花棚近12米高。有时候加上装饰还会再往上“窜”到15米。

搭好后一看，果然比原先气派、好看。后来我找相关专家来看，把我破译的依据告诉他们，专家说也只能这样体现了，别的方式还真都不行。

从我师父对我说那句话，到我还原出花棚式样，中间隔了整整13年。我师父在世的时候，我给师父看我扎的模型，他感叹万分：“几十年了，从我师爷那时候起就不知道怎么搭，你还是弄出来了。你这个徒弟没白收！只有你们这样的文化人能搭得出。”等到2002年我按照我设计的样式搭了花棚，打了铁花，但是师父已经死了，很遗憾他没看成实景。

另外，我们还改造了化铁水的工艺。原来化铁水用的是原始的大风箱，四个人替换着站在两头，呱嗒呱嗒地拉。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就不再用这个费时费料费力气的笨方法了，我们把风箱改成鼓风机了。在实践中，我也逐渐掌握了经验，现在我能准确地把握好时间：什么时候上炉，什么时候装炭，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引着，什么时候送风。从送风到可以打铁花，保证在半个小时左右准时开演。

观察者网：您刚才说到化铁水，铁的熔点是1538℃，沸点是2750℃，而打铁花要求铁水烧到1600℃左右。如果铁水没烧到1600℃就倒出来，或者烧过了，对表演会有什么影响？

杨建军：你说的熔点和沸点，是对于炼钢而言的，民间铁水熔点是1300℃左右。我们平时铸铁的话，1300℃就够用了，但是打铁花不行，需要铁水达到1500~1600℃。

打铁花，除了“三打三不打”，也讲究“打白不打红，打快不打慢”。

“打白不打红”就是说，当铁水颜色是红色时，先不要打。我们一般在春节表演，室外温度很冷。红色铁水的温度本就只有1300℃以内，等你跑到花棚下，它就不到1300℃了，这就容易粘稠、打不开，进而容易烧到人。等铁水变成略带红色但开始发亮的白色，它就达到1600℃了，这时候就可以打了。

“打快不打慢”的意思是，不管冬天还是夏天，你接上铁水之后都要加速跑到棚底下。如果速度太慢，铁水就凝固了，不能打了，要把凝固的铁磕出来再重新接，尤其是冬天。

打铁花，“打白不打红，打快不打慢”（受访者供图，图自蓟州新闻中心）

观察者网：我看你们团队上场，即使大冷冬天也都光着膀子，这是为什么？

杨建军：光着膀子表演，象征着劳动人民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精神状态。

古代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一年都不舍得做一件新布衫，几年都舍不得做一套新棉裤、新棉袄。如果穿着衣服打，铁花落下时肯定要在衣服上烧出个大窟窿小眼睛的。衣服都是父母妻子千辛万苦一针一线做出来的，铁匠心疼，舍不得烧，那就只能“拼命”，光膀子打铁，烧伤自己也好过烧坏衣服。但是，被烫伤时毕竟很疼，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提高打铁花的技艺。可以说，过去低下的生活水平也磨练了匠人们的匠心。

观察者网：我看很多观众也非常疑惑，把铁水打开后，铁花会多大程度溅到身上？溅到的话，有多疼？

杨建军：如果技术好，就能把铁花打得高、打得散。这样一来，有些铁花还没落下就融化了，溅到人身上的会比较少。不管是水还是火落在身上，大家都会有应激反应，自动抖身子，大部分铁花就会滚下来。如果你在现场，就能看到队员满身飘铁花，很震撼的。

有时候铁水落在身上也没办法。疼是肯定疼的，毕竟是高粱籽那么大、1600多度，落在身上就能烧出个泡。但我们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我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皮糙肉厚的。加上自己抖一下、来回走动，基本不会直接被烧到，偶尔意外才会烧伤。

另外，我们队员头上都戴了个葫芦瓢，这也是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体现。原先打铁花的人戴的是斗笠、草帽，后来改成了戴葫芦，把葫芦作为“安全帽”。

葫芦是中华民族的吉祥物，和“福禄”谐音，头戴葫芦意味着“福禄当头”。而葫芦也很常见，取材方便。且相比于遮挡视线的草帽，葫芦更轻便，玩龙灯时也更方便；相比于容易被点燃、点燃后还不好摘掉的斗笠，葫芦更不容易被烧着，葫芦上有个硬壳，铁水落在上面后，会向四方喷洒，这样一来落在身上的铁水就少了。所以，经过长时间的实践，葫芦就取代了斗笠和草帽。而过去的劳动人民出于朴素的感情，把这个发明创造归功于神仙的点化。

艺人们头上反扣葫芦瓢（受访者供图）

·传承之路：“宁一辈子清贫，也不出卖祖国的瑰宝”

观察者网：其他地区也有打铁花，比如河北蔚县、重庆铜梁、山西泽州等等。相比而言，确山铁花有哪些不同之处？

杨建军：第一点，我们打铁花前会搭花棚，花棚的文化内涵很丰富。

再一个，从古时候起，我们的铁花就有一整套完整的表演，是一个大型的社会文化活动，由很多部门协作，体现了道教文化、冶铁文化、民间工匠文化、祭祀文化、行当文化、节日习俗，以及烟花鞭炮的诞生与使用、信息的传递等等，它已经融入到民俗之中，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元素符号。

确山铁花之所以第一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因为有关专家看重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很多专家还特地交代我：“杨老师，你千万不能为了挣钱而融入过多的现代元素，否则就不是咱们中华民族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了。”

在我们之后，又有各种各样的打铁花进入各级别非遗名单。比如，有些人是用勺子舀一点铁水，往空中一撂；大一点规模的，就是两个人舀了铁水用力向外拍；蔚县铁花则是由一群穿着皮棉裤皮袄、腿上绑羊皮、手上戴皮手套的人，把铁水往一堵墙上泼。这些表演看着也是满天飞花、颇为壮观，但和确山铁花那种人在火海里赤膊表演的形式完全不一样，它们的文化内涵也没有确山铁花的文化内涵丰厚。

另外，很多所谓打铁花，在表演时用的手法都是“拍”，不是“打”；也有人在表演中“转铁花”，铁水是转不来的，用的材料是炭末或钢丝棉，这些被我笑称“伪铁花”。这种表演形式，全国大同小异，到处都是。而确山铁花的表演形式，全国仅此一家，所以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旋转的“打铁花”，原材料不是化开的铁水（资料图/中新网）

观察者网：您刚刚说要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存好，这是否是您拒绝一些企业收购“确山铁花”知识产权的原因？

杨建军：这事是这样的，曾经有某个文化公司，自称是某国外公司在中国的分部，来找我谈收购。找我谈的是个中国人，为外国人工作。他的经济头脑还是很好的，问我“你一年能用铁花挣多少钱？”我说，“没挣什么钱，三、五万吧。”他说，“您要是愿意让我们收购知识版权，负责教会我们，我们就给您100万。”我说“我不卖”，他又加到200万——当时那可是个天文数字，我一辈子也不知能不能挣到200万。

可是我认定，我虽然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但是我不能把中华民族千秋万代传到我这一辈的文化精髓据为己有、拿去换钱，这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中华民族。确山铁花是民间艺术的瑰宝，是我们的文化符号、我们的自豪和骄傲，只要它能给大家带来鼓舞和欢乐，我这一辈子也就值了，我宁愿一辈子清贫下去，也不出卖祖国的瑰宝。如果我只想着赚钱的话，我也可以改成拍啊、转啊，但那样就丧失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原始形态了。

后来我没打电话给那个文化公司，他们几次打电话给我，我都没接。

观察者网：那对于确山铁花未来的传承，您有什么顾虑吗？

杨建军：我不是很担心打铁花的传承。确山铁花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很大一部分就是靠着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支撑的，所以我相信，国家不会看着它消亡。

我原先没有意识到打铁花的意义已经上升到民族层次，后来在北京的一次表演经历深深地触动了我。

当时，来看我们表演的有很多外国人，有大使馆的，也有大学生。这些外国人一开始不相信我们是真的光膀子，也不相信我们用的是真铁水。表演结束后，他们拿树枝去蘸地上的铁水，树枝一下子点着了，他们这才连声“Yes”，相信这是真铁水。当时我们本已穿上大衣，他们又让我们把大衣脱了、把裤腰带解开，让看看是不是穿了防护背心什么的。

这些外国人看了以后非常佩服。旁边一个北京的老爷子就对他们说：“老外，我们这是真铁水，我们也是血肉之躯，我们玩的是真玩意儿。我们中华民族玩都不要命，就敢往火海里钻，要是国难当头，我们怕谁？！”老爷子说完这话，周围的观众都给他鼓掌。这话也给我带来了很大的触动。我想，打铁花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多的正能量，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费劲。

当然，我确实也有一些顾虑：一是顾虑没有固定场地，二是顾虑如何吸引年轻人参加。

固定场地问题，我申报了“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展示基地”的项目以后，县里开了会，说给我20亩地让我建设场地。搞了规划，也报上去了，国家也有项目经费，可是后来上级领导怕下面挪用资金，要求地方先盖起基地再给分期拨款。我们县是个穷县，没钱弄，所以这个项目就黄了。

这就是我现在最着急的事。经常有来自上海、广州、西安、北京等地的承包外国游客的旅游团体，跟我们说，老外从电视上知道了打铁花，想现场看看，问我们什么时候表演。但我们没有场地，只好婉言谢绝。如果有场地的话，我就可以把它作为营业演出和展示的平台了——不需要盈利很多，主要是展示。比如，可以在每天或每周晚上或节假日期间徒弟训练完后表演。自负盈亏，顾着艺人们的工资就行。

“固定场地问题是我现在最着急的事”（受访者供图）

再一个，年轻人喜欢打铁花的多，但真正从事的少。有些年轻人看完之后一直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得嗷嗷叫，甚至会拿着一两百块钱说“老师你就让我试一下吧”——我可不能让他试，万一烧着了怎么办？我们搞铁花进校园活动，同学们也都听得很认真，但仅限于了解铁花的来龙去脉，不会真正去学。

总之，要说真正去从事打铁花事业，大多数年轻人是不愿意的，他们主要有这几样顾虑：

第一，他们担心不能养家糊口。从前生意好的时候，徒弟们都愿意跟着我，因为我从不亏欠他们，很多徒弟跟着我干了几年后就盖了房子买了车，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是，从2020年到现在的三年来，因受疫情影响，我们就没打过几场，一年最多打个两三场，有时甚至只有一场，还是为了应付媒体采访。现在不挣钱了，愿意参与的人就更少了。原来的三个队伍有两队都去打工了；剩下的一个队伍，成员也不是固定的，今天你在家你参加，明天他在家他参加，也没有多少人主动报名来学打铁花了。

第二，他们怕烧着烫有危险。现在的年轻人跟过去不一样。过去铁匠要生活要吃饭，还要精进技艺，光着膀子也要打铁花，可现在的年轻人爱美啊。当然，为艺术献身的也有，但很少。

第三，他们总觉得，从事这个职业好像低人一等。我就跟他们说，你要是学会了打铁花，就是国家级非物质遗产项目的表演者，是艺术家，别人一辈子都上不去、几代人都上不去的中央电视台，你就有机会上去，多光荣啊。

所以，现在三十几岁的队员都很少，最有敬业精神的还是四十几岁的那批。我正在找接班人，当下身边有三个候选对象。我对接班人的要求一是要了解打铁花的全部流程及技艺，二是一定要了解文化内涵。我相信打铁花不会灭绝，但是要如何突破没年轻人参加的这个瓶颈，还是一个问题。

观察者网：我看你们打铁花前，还有诵读一些吉祥词，比如“一打政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能再分享下完整版的说辞吗？

杨建军：现在流传的这段吉祥词是我写的。原来也有吉祥语，但都没有传下来。我只收集到一些清末民初的祭祀词，说的还都不一样，我把它们集中到一起，做了点修改，算留存个资料。下面是我自己创作的现场解说词中的几句：

“一打政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五谷丰登、百业兴旺，四打满堂喜庆、健康长寿，五打前程似锦、步步高升，六打一顺百顺、万事如意，七打财源滚滚、遍地生金，八打吉星高照、天地同辉，九打和谐稳定、共享太平，十打富贵花开、华夏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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