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前半生就像“开了挂”：

出生于中国香港，14岁移民美国，就读于世界顶级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

毕业后进入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混得风生水起；

27岁，已是瑞士某银行联席董事；

29岁，荣膺法国某银行副总裁，年薪百万美金；

他的照片挂在巴黎银行总部的大厅，是国际金融界最杰出的华人精英之一；

上下班豪车接送，出差配备私人飞机，出入各种高端名利场，生活体面且精致……

但就是这样一位金融天才，如今却因艾滋病，在中国农村“沦落”得一贫如洗。

●杜聪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学士学位

他的名字，叫杜聪。

从炙手可热的银行家，到一文不挣、为了几十块捐款东奔西走，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968年，杜聪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一个富裕家庭，14岁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旧金山。

作为黄色皮肤的亚裔，他初到美国学校，便受到了一些种族主义者的歧视。

但他从未自怨自艾，每天刻苦读书，用成绩给予那些人有力的还击。

他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本科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学位。

●杜聪在哈佛

手持名校学历，他如愿进入华尔街工作，理想是成为“华尔街最出色的银行家”。

凭着过人的数字和语言天赋，他的事业一路高歌猛进，不到30岁，便晋升为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那个年代，国内存款上万就叫“万元户”，算得上是有钱人。他年纪轻轻，已是年薪百万美金。

所接触的人也是非富即贵：

跟亚洲首富李兆基谈事业，与电影明星林青霞听昆曲，和白崇禧之子白先勇结成忘年交，邀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喝下午茶……

名誉，财富，地位，他得到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东西。

照此发展，前途必然一片光明。

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杜聪很可能会在40岁之前，成为国际呼风唤雨的金融大鳄。

然而，一次中国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由于银行的融资项目常常涉及到高速公路和发电厂等大型工程，杜聪常有机会到内地洽谈业务。

一次，他遇到了一对身患艾滋病、到北京求医的父子。

这对父子告诉他，在他们老家河南上蔡的几个村子里，很多人都感染了艾滋病，最严重的一个村子，10户家庭里7户都有艾滋病人。

这番话，让杜聪心惊不已。

他对艾滋病并不陌生，当年在旧金山读高中时，正赶上艾滋病在美国爆发，他的一位老师便因该病去世。

可是，中国的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艾滋病？那些村子相对闭塞，也不存在什么乱七八糟的交易，怎么会有如此大面积的感染？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和担忧，杜聪联系上了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并在高耀洁的带领下，走访了河南上蔡、新蔡的十几个村庄。

●杜聪和高耀洁

而这次走访，成了他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

破败的村子里，到处蔓延着阴暗绝望的气息；

发烧、溃疡、咳血、疱疹……床上病人骨瘦如柴，痛苦呻吟；

一个很瘦的孩子，吃力地推着木头车，从一条颠簸的泥路上慢慢走过，车上躺着奄奄一息的父亲；

一位绝望的母亲，坐在屋子里无助哭泣，地上铺着几个破麻袋几件破衣服，蜷缩着濒临死亡的孩子；

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在纸上画下了病床上的妈妈，她对妈妈说：“妈妈，你卖了我吧！卖了我，就有钱来买药吃。”

一位满头白发的奶奶，独自拉扯着两个患病的孩子，孩子的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了，奶奶告诉他：“等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一幕幕触目惊心的惨状，带给杜聪极大的震撼，让他痛苦不堪：

“我从未见过一个小村庄里集中着这么多的苦难，白发人送黑发人俯拾即是。”

他问，艾滋病为何会在这里横行无阻？

有人告诉他：

“当地很多人由于贫穷，常常靠卖血挣钱。而一些地下血站非法经营，缺乏最基本的医疗常识，不仅共用针头，甚至在提取血浆后，把被污染过的血液重新注回到卖血者体内。”

“就这样，艾滋病毒在卖血人群中隐秘传播，经过较长的潜伏期后，如今开始进入高发期。”

杜聪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卖一袋血40到50元，就为了这四五十块钱，很多穷人搭上了一家子的命。

那天夜里，杜聪失眠了。

他倚在窗旁，凝望着夜空的点点繁星，脑子里反复闪现着艾滋病人们茫然无助的眼神。

十几年的海外生活，他切身经历了美国艾滋病从初发到高发、从医学疾患演变成社会病毒的整个过程，无数人被这种可怕的疾病折磨得家破人亡。

中国是否会重蹈美国的覆辙？杜聪非常担心。

他决定去做些什么。

于是，从艾滋村回来不久，杜聪辞去了银行副总裁的工作，自己出资在香港成立“智行基金会”，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的艾滋病人。

叱咤金融界十几年，说辞职就辞职，很多人都认为他疯了。

亲朋好友无法理解，父母也极力反对。

母亲苦口婆心地一遍遍劝他：“你如果想做慈善，完全可以业余去做。我们花钱供你读书，是让你出人头地，不是让你去做义工！”

但杜聪态度决然。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少了一个银行家照样运转，但对艾滋病人的救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光捐款不行，得有人真正去做一些实事。

“艾滋病就是一场森林大火，四处蔓延，我就是一名救火队员。我不可能把这场火给灭掉，但火里有人，我就得一个个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能救一个是一个。”

从此，杜聪走上了一条救助艾滋病人的艰难之路，这条路一走，就是20多年。

从1998年开始，杜聪自掏腰包，奔波在香港和内地之间。

除了在艾滋病高发区宣传防艾、救助病人外，另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帮助那些父母已经患病离世的“艾滋孤儿”。

艾滋病一般不会通过生活接触传播，所以大部分孩子并没有被感染，但他们仍不免遭受周围人的歧视。

“他们已经没有家庭的温暖，如果再没有道德的教化、没有社会的关爱，长大后很可能会步入歧途。我甚至亲眼看到有的孩子把‘仇’字刻在手臂上，立志长大后要去找血站的‘血头’报杀父之仇。”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杜聪一个村一个村地调查走访，资助他们免费上学，希望用教育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杜聪与被资助的孩子们合影

第一年，他资助了127个孩子，第二年又资助了392个，第三年数字继续增加，达到600个……

20多年来，杜聪和他的“智行基金会”，一共资助了3万多名艾滋遗孤和贫困儿童，遍布河南、安徽、山东、云南等十多个省，100多个县。

这些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大学，其中不乏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专业涵盖医护、化工、计算机等各行各业。

而对于那些无意求学的孩子，杜聪也会尽力给他们寻找养家糊口的出路，他四处奔走，与不少技校合作，让这些孩子能在初中毕业后学习一技之长。

同时，杜聪还联系了不同的企业，与他们达成协议，在不暴露打工者身份的前提下，接纳一批年满18岁的艾滋遗孤前去工作。

多年的慈善，早已掏光了杜聪的钱袋。

为了筹集善款，他每年要在高校、企业、公益组织中进行四五十场演讲，还经常飞往世界各地募捐。

这个曾经身价百万的富豪，如今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农民，挤长途汽车，住招待所，吃路边摊，有时也会为了孩子的几百块学费辗转难眠。

工作之余，他还要参加孩子们的活动，并坚持面试每一个需要资助的大学生，常常一忙就到了深夜。

他幽默地总结自己辞职后的变化：“比以前更忙，一文不挣，全年无休。”

在帮助艾滋病人的同时，杜聪也在有意识地维护受助者的尊严。

他在河南农村创办了一个环保袋工厂，为当地一些感染艾滋病的妇女们提供就业机会。

●环保袋工厂的妇女们正在工作

有来访者到厂参观，杜聪会提前提醒：“不要当场买环保袋，家访的时候也不要给钱，否则会让她们很没有尊严。”

对她们而言，能够凭自己的努力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最有力量的活法。

此外，杜聪还在上海开了一家法式面包坊，店里的面包师基本全是受过资助的孩子，盈利则全部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被资助的孩子在2016年法式面包世界杯上获得第四名

按他的理念，让一个人每天捐20块钱比较难，但让一个人每天来买一杯咖啡、一片面包，会相对容易。

通过这种“企业—慈善”模式，不仅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善款来源问题，还创造了就业岗位，提高了公众参与度。

“一石三鸟”，这也是杜聪的一个大胆尝试。

在杜聪20多年的努力下，3万多贫困孩子的人生焕然一新。

然而，他自己的人生却被彻底“耽搁”了。

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子。

●杜聪参加被救助孩子的婚礼

可他毫不在乎，只笑着说，这3万多个孩子，都管我叫“杜爸爸”。

孩子们结婚的时候，都会喊杜聪到场；生子之后，杜聪也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杜爷爷”。

●“杜爷爷”抱着一对健康的龙凤胎宝宝

年龄的增长和终日的操劳，让杜聪的身体大不如前，有人劝他，都是当“爷爷”的人了，可以歇歇了。

他却摇了摇头，忍不住倒“苦水”：

当你有几千个孩子要养，并且大部分还在读初中读小学，你就知道，路还很长，什么都缺。

如今，经杜聪和“智行基金会”资助的孩子还在逐年增加，这些孩子统一有一个称呼，叫“小海星”。

当问起为什么要用这个称呼时，杜聪讲了一个故事：

爷爷带着孙女在沙滩散步，看到成千上万的海星被潮水冲到岸上。暴晒之下，不少海星危在旦夕。

爷爷拾起一只海星抛回大海，孙女困惑地问：“成千上万的海星，你都能扔回去吗？”

爷爷答：“我救的只是万分之一，但对于这只回归大海的海星来说，就是它的全部。”文/牧龙闲人

●孩子们参加智行基金会夏令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