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全文背诵《满江红》，免费游岳庙！” “游客排长队‘暴打’秦桧，景区：年年有人打，今年特别多” “游客高喊‘还我河山’并砸打秦桧像，公安介入……”
随着电影《满江红》在春节档热映，上述这类新闻不时占据媒体版面。而这首以“怒发冲冠凭栏处”开头的著名宋词及其词作者岳飞，乃至两宋之际的历史，都成了公众关注的热点。
在海量的讨论中，有一个关联电影情节的话题显得尤为热闹，那就是——《满江红》的作者究竟是谁？
电影情节自有艺术加工与想象的成分，但即便在严肃的学术讨论中，这个争议性谜题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吸引了不少知名学者的讨论与辩驳。
游客背诵《满江红》
明朝人伪造的“武穆词章”？
在武侠小说中，岳飞留下的《武穆遗书》是制霸武林的兵书、功法。据说在八十年代，还真的出现了古抄本的《武穆遗书》，传言岳飞后人凭借其中的武功打遍武林无敌手。这样一份《武穆遗书》满足了不少武侠迷的心愿，但这是否真的出自岳飞之手？是不是罕见的宋本书？
“奇书”问世，自然会遭到了不少人质疑。
质疑《武穆遗书》的作者不是岳飞很容易理解，但要是怀疑《满江红》的作者不是岳飞，就显得有些“石破天惊”了。就算只是一种说法，也得摆出若干过硬的理由。
20世纪中叶，著名学者余嘉锡在遗著《四库提要辩证》中对《满江红》的词作者提出了质疑，他的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是这首词虽然如今家喻户晓，但要追溯古籍的版本，当前可见的所有宋、元古籍中都没有收录过这首《满江红》，就连只言片语也没有提及。当下古籍里最早收录岳飞《满江红》的是明朝人编著的《岳武穆遗文》，时间是嘉靖十五年。要知道，在岳飞去世之后，南宋曾经不止一次有过北伐姿态，岳飞的地位也不断提高。如果当时就有《满江红》这首词，为何从未被宋朝人提及？这不禁令人生疑。
理由之二是岳飞的儿子岳霖、孙子岳珂都曾竭力搜罗岳飞的文稿，并且编纂了《金陀粹编》等书，但这些书里也都没有收录《满江红》。如果说最初编纂时有所疏忽或迫于形势有意无意遗漏了《满江红》，但从初编《鄂王家集》到重刊《金陀粹编》，期间历经了三十余年，岳飞也已经得到平反，后人却还是没有收录《满江红》这样一首极具感染力的词作，似乎显得有些奇怪。
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夏承焘先生继续推进，又提出了新的质疑。夏先生认为，《满江红》的内容就有可疑之处，特别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在两宋之际，贺兰山一直是西夏的核心地带，从来都不是金朝的辖境。而在岳飞之前，宋朝人的诗词中就曾经出现过贺兰山，比如北宋庆历年间姚嗣宗题诗：“踏碎贺兰石，扫淸西海尘”，说的都是与西夏的作战。按照历史上的地理空间概念，如果是金朝进攻西夏，倒是可以将贺兰山作为目标，可宋金之间的作战，显然无关于贺兰山。
岳飞庙内二殿东墙《满江红》碑刻（新华社资料图）
宋朝之后，谁会把贺兰山作为进取的目标呢？答案是明朝人，更具体的说，是明朝中后期的人们。
自正统以后，鞑靼部落长期以贺兰山为基地，袭扰明朝北边防线，构成了对延绥、宁夏、大同等镇的严重威胁。弘治十一年，明军曾分兵两路进攻贺兰山地区的鞑靼部落，取得大胜。而目前我们所见的最早提到《满江红》的记载，来自于杭州岳庙的词碑，作者是明朝人赵宽。值得注意的是，这方碑的落款时间是弘治十五年，也就是明军出击贺兰山取得大胜的第四年。由此而言，“踏破贺兰山缺”这句话，更像是明朝中期的战斗口号，故此学者推断这首词很可能是明朝人假托岳飞之名写成的作品。
夏承焘还发现，元杂剧中有一本名为《宋大将岳飞精忠》，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宋代诗词，甚至包括了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且是岳飞的唱段。但是，其中偏偏没有一句提到《满江红》。
基于这些证据，余、夏两位先生都认为《满江红》不是岳飞的作品，而是明朝人假托岳飞之名的创作。而且，明朝人确实喜欢制造伪书，就连大才子杨慎都编了一本《杂事秘辛》，说是汉朝无名氏写的。正是由于明朝文人们的“创作热情”太过高涨，导致清朝文人不得不费力琢磨，一个一个辩伪，还有了“万历间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的说法。在这种氛围下，明代中后期假借岳飞的名义编一首词，可谓是小儿科了。
质疑未必能成立
余嘉锡、夏承焘都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论断就必然正确。同时代的不少学者就持有针锋相对的意见，比如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邓广铭。针对前文提到的几条理由，支持岳飞创作《满江红》的学者皆有回应。如宋元古籍中不见《满江红》，很可能是由于今人能够看到的宋元古籍数量太少。特别是宋刻本，有“一页宋本一两金”的说法。数量太稀少，所以看不到也很正常。
至于后人编辑的岳飞遗著中不见《满江红》，也有合理的解释。虽然岳珂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事实上，他所编纂的文集从一开始就并不完整。宋太祖十世孙，南宋文人赵与訔就曾发现，有些岳飞的诗词非常精彩，但在岳珂编纂文集时因“惜未有告之者”未能入选。
比较有趣的是，文学家们深入探究了“贺兰山”的历史地理意象，将其作为判定《满江红》词作者的重要证据。但在历史学家眼中，词中引用的“贺兰山”只是文学典故，不应该望文生义，没有必要把泛指当做具称。
如果只是这样的逐条解释，其实还不能有力反驳质疑的声音。作为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从张政烺、邓广铭到王曾瑜，他们都找到了更多的证据，支持岳飞创作《满江红》之说。
先前提到过的元杂剧就是证据，《宋大将岳飞精忠》这一本虽然没有《满江红》，但同为元杂剧的《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却出现了“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空愁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的唱段，这显然与《满江红》高度类似。
游客参与背诵《满江红》免费游岳庙活动（新华社资料图）
虽然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宋刻本数量极其稀少，但在明清时期，传世宋刻本的数量远比今天多得多。即便普通人家难以看到，达官贵人、皇室贵族也不至于缺宋本书。假如真的是明朝人伪造了《满江红》，应该逃不过清朝达官贵人的法眼。然而，即便是在康熙《御选历代诗余》中，也照样收录了这首《满江红》。
事实上，由于文字“过于激烈”，《满江红》这首词曾在清代被反复修改，是个棘手的作品。比如《宋稗类钞》里把“胡虏肉”改成了“雠恨肉”，《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则干脆把整个句子都改了，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这种情况下，假如这首词真的是明朝人的伪作，那么大可一删了之，显然省了大事。这么好的事情，酷爱考据的钱嘉文人们大概率是不会放过的。
秦桧下了盘大棋？岳飞死于情商低？争论不是戏说！
时至今日，大多数学者，特别是历史学者，普遍认为《满江红》确为岳飞所做。但在学术领域，余、夏等先生的质疑也并非毫无意义。在流传于世的岳飞诗文中，确实存在着不少伪作、赝品。比如明朝人编的《岳武穆遗文》里有一首岳飞送张浚北伐的诗，题为《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就应该是明朝人自己加进去的伪作。因为当年张浚并无北伐之举，诗的署款也不符合宋人的体制。
还有所谓岳飞亲书的《出师表》，也不可能是岳飞的亲笔，因为其中竟然没有避宋钦宗的讳，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基本要求啊……
甚至于国人熟知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其实也不是岳飞亲笔，而是民国初年出于爱国激情的伪托创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考辩出“还我河山”拓本不是岳飞真迹的，正是支持《满江红》作者确为岳飞的历史学家张政烺。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学术领域，是非当唯从客观公论，而不应该受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偏好。
事实上，学术层面的争论从来都是严肃、认真与公平的。即便是质疑岳飞创作《满江红》的学者，也依然持有谨慎而开放的讨论态度。几十年前夏承焘在文章中就提出，即便《满江红》的作者存疑，但这首词的时代意义、创作动机与对后世的影响依然与一般文士的伪诗伪文截然不同，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
无论是围绕《满江红》这首词，还是围绕岳飞或南宋的历史，学界都存在不少的争论。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学术走向大众的环节，有时却存在问题，本应是客观理性，讲求证据的学术争论，往往被人解读成了简单的“暴论”。
在早些年的畅销书摊位上，“厚黑学”曾经是解读一切的热门视角。现如今，这类读物虽然已经过时了，实际的使用却更广泛了。
比如有人说秦桧在下一盘大棋，用暂时的隐忍换取日后的反击，一番逻辑推演，硬是把跪在岳庙前面的大奸臣说成了忍辱负重的人物；
还有人说岳飞情商太低，不仅不能“体察圣意”，也不理会国家的开支，把所谓的圆滑学说套用上来，说岳飞不懂得若干职场规则，所以必然失败；
更绝的说法是，宋高宗才是真正的幕后高手，杀岳飞是为了打压武将的地位，维护文尊武卑，任用秦桧则是一箭三雕，既消灭尾大不掉的将领，又避免父亲哥哥回来抢皇位，还能维持与金朝的沟通渠道，是真正的幕后高手。
诸如此类的戏说虽然看起来很精彩，但往往扭曲了正常的历史认知。就是顺着当代人口味的演绎，所以看着有趣，但其实根本不符合一千年前的历史，而且完全忽略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岳飞也好、秦桧也罢，本不应该是具有多少争议的人物，古有《宋史》，今有邓广铭《岳飞传》，都可谓盖棺定论。但一些既不讲究有理有据，也不考虑公众感受的解读却非要惹人眼球，搞什么反向思考、逆向操作。
须知，历史不是任由他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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