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文化历史2022-07-23 12:27:15未知

人人都想做官的国家无法强盛


福泽谕吉(1835.01.10—1901.02.03),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创立者。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众多名言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国人以为,福泽谕吉是主张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理论家,殊不知他对日本的首要贡献不是“扩张”,而是“独立”二字。

众所周知现行1万日元大钞正面,印着福泽谕吉的头像。一万元是日本钱币最高面额,旧款一万日元的主人是日本“释迦牟尼”圣德太子,而福泽以新换旧,可见在日本历史的地位和影响力超过了圣德太子。


举世皆知,近代日本崛起于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成于“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桂小五郎)。“三杰”里并无福泽谕吉,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在最高价值的钱币上留下了福泽,而不是西乡、大久保呢?

这主要是因为维新三杰都是政治家,这些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

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虽然福泽没像西乡隆盛那样用武力推翻幕府,但在倒幕维新的多事之秋中,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办学办报,在兵荒马乱中坚持开启民智,鼓吹西化。

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可以说,他是明治维新的思想导师与精神领袖。

明治维新成功后,作为“突出贡献者”,福泽谕吉当然也受到天皇和首相盛情邀请入阁做官,但他却一再拒绝,终生没有做官。

当时日本虽处近代,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时福泽谕吉给出的答案是——“愿做独立的榜样”。

福泽谕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

福泽谕吉认定,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信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日本“独立之父”,早年竟然还是“儒家信徒”。福泽谕吉1835年出身于武士家庭,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入当地的私塾学习汉学,尔立之年成为远近闻名的汉学家。

汉学家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正值不惑的他三次赴欧美考察,其思想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于是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谕吉思想发生巨变,开始重大转型、投向“和魂洋才”。

福泽谕吉的思想巨变在他的著作《劝学篇》及《文明论概略》中体现深刻。在《劝学篇》里他把学问当做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

福泽谕吉将学问分为两种:有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无形的学问(心理学、神学、理学等)。在福泽谕吉眼里,实用的知识最为重要,而远离生活实际的知识则次之。

福泽谕吉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出于这种思想他开始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

福泽谕吉认为,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

福泽谕吉主张重视实用知识的学习,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近代日本禀承他的思想,在明治维新时期的近代化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并且,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福泽谕吉称自己对政治不热心,其实,笔者依其一生作为而分析——他并非对政治不关心,而是看不起官,不屑作官。

他并不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就不如一个首相。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日本国家大校长”。

作为 “日本国家大校长”,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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