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子”作为一种权变之术，在另家面临存亡危机时，作为一种和解手段，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已方，因此有着悠久的历史。

春秋时期，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在面临亡国之际，越王勾践便亲自做为质子，以身入吴，保存了越国，使得越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最后灭亡了强大的吴国；秦国为了破解六国合纵，也把秦始皇的老爸秦异人送到赵国为质，在赵国生下了秦始皇。

而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也是赵国求救于齐，齐国要赵国以长安君为质方肯出兵，赵国左师触龙说服太后，最终以长安君质于齐，换来了齐国出兵，解除了赵国被秦灭亡的危机。

“质子”在汉代被看做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手段，是因为这种手段能够不费一兵一卒换来和平。汉朝做为强大的中央王朝，把接受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看成是自己的专利，是泱泱大国的特权，只允许少数民族政权向汉朝派质子，而不允许他们之间互派质子。

如果在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互派质子的行为，汉朝会不惜发兵干预。因为在强大的汉朝看来，自己才是天下共主，是当然的宗主国，接受质子是自己的专利，绝对不允许其他政权染指这项权力。

对于“质子”的作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说：“义动君子，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可以仁义说也。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辗转，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杀爱子何”。

在汉朝统治者看来，匈奴人是很难用仁义道德去教导的。要想他们不敢与汉朝开战，就应该让他们派出单于的爱子为质，这样匈奴才不敢冒着“失重利，欺上天、杀爱子”的危险，才能确保和平的实现。

由于质子往往都是少数民族政权首领的爱子，他们将来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很高，所以在他们到汉朝当人质的这段时间，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学习汉朝的文化，“质其种裔，习我华风”，来改变他们落后的风俗，也不失为同化少数民族的一个举措。

少数民族政权的质子来到长安后，每次汉朝举办的重要活动，都会邀请他们参加，让他们了解汉朝的文化礼仪，甚至还会授予他们一些官职，让他们最大程度的学习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