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大致经过了四个阶段，两国曾经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也曾经是势如水火的战略对手；曾经出现过威慑下的缓和，也有过危机中的冲突。

第一阶段：卷入与主导（19世纪中叶～195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伊朗影响最大的外部国家是英国和俄国，美伊关系只是停留在相当低的层面上。1946年1月美国在联合国谴责苏联违背条约，抵制苏联对伊朗的渗透，迫使苏联从伊朗撤军。随着1947年冷战的兴起，美国把土耳其、伊朗等国作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南下的战略前沿。

1951年开始的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为美国取代英国主导伊朗事务带来了契机，在1954年英波石油公司的重组中美国占有了40％的股份，完全打破了此前英国对伊朗石油的完全控制优势。但是1953年政变也改变了美国在伊朗的形象，从仁慈的旁观者转变成立对国王专制政体的邪恶支持者。

第二阶段：依赖与结盟（1953－1979）。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安全利益的考虑要求必须把伊朗留在西方阵营，这些战略考虑使得美国决策者不遗余力保持伊朗政权的稳定和亲西方倾向。1953年政变后的巴列维国王奉行了极其亲美的外交路线，美伊两国的高层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55年伊朗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1959年美伊签订《双边防御合作协定》，在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支配下，美国向伊朗巴列维政权提供了包括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安全等几乎全方位的援助。

英国在1968年宣布将在1971年从海湾地区撤出自己的海外驻军，刚刚摆脱越战困境的尼克松政府决定扶植地区盟国作为与苏联对抗的权宜之计，沙特和伊朗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双柱战略”（Twin Pillars Strategy）的战略支柱。

第三阶段：敌对与遏制（1979－2001）。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的失误、过度的武器购买、对伊斯兰教的相对漠视以及对改善民众生活的不力等因素最终酿成了伊朗1978-1979年间大规模的动荡——伊朗伊斯兰革命，伊朗成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统治国家，对外实行“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激进政策，扣留美国人质长达444天，美国与伊朗从此断绝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始终处于对峙状态。

海湾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和伊朗同时成为海湾地区美国战略遏制的对象。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美国的中东安全战略》，提出对伊拉克和伊朗实行“双重遏制”（Dual Containment Policy）战略。1996年美国又批准了加强对伊朗制裁的“达马托法”，美伊关系交恶实际上被制度化、长期化。

1997年以温和、开明著称的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以来，开始推行灵活与务实的外交政策，当美伊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仍然将伊朗列为“无赖国家”（Rogue State）。

第四阶段：威慑与危机（2001－至今）。九一一事件改变了美国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战略认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成为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议题。布什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国家。2002年12月伊朗核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后，布什政府向伊朗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和武力威胁，促使其放弃核武计划。

布什政府一直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也通过欧盟与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加压力。2005年6月，保守派内贾德赢得伊朗总统大选，在对美关系和核问题上态度强硬，并屡次发表极端言论，使原本紧张的美伊关系和危机四伏的核问题增加了更多变数。

美国2006年3月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申“先发制人”(Preemptive Attack)战略，视伊朗为最大威胁，将在全球继续“推广民主、自由和人权”。报告罗列了伊朗三大“罪行”：支持恐怖主义、威胁以色列和阻挠伊拉克的民主进程，因而把伊朗列为“对美威胁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