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和开放的决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之相应中国对外政策也进行了调整。会议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发展中日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1980年5月，中国总理华国锋访问日本。他是第一位访问日本的中国政府首脑。他指出：“希望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加强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中日友好不仅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时代的需要，在国际危机四伏的80年代，中日两国更需要合作，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积极的贡献。”

1982年5月，中国赵紫阳总理访问日本时又指出：中日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发展经济合作关系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天时、地利、人和。这番话引起日本朝野人士的共鸣。同时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时，日本首相中曾根又加了一条“相互信赖”，成为四原则。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10年来两国关系的总结，为确定中日两国长期稳定的外交关系、经济合作体系打下了基础。

在日本，以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契机，日本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

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经济飞速发展。198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10％，相当于亚、非两大洲的总和，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

随着经济力量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日本外交政策的思想随之变化，把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视为基本方针，开始推行“大国外交”，谋求发挥大国作用。其外交性质由“追随外交”变为“自主外交”，从偏重经济转为注重政治；外交范围从有利害关系地区扩展到全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外交姿态也不断由“低”到“高”转变。

但当时，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无法与美、苏超级大国相比，因而，它力图在最有前途的亚太地区扩大影响。1978年12月成立的大平内阁，积极推行亚太外交，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大平内阁表示，进一步推进日中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他认为中日关系不单是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也会对东南亚产生影响，进而对美苏的世界战略产生影响。

1978年末，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被扣为人质，1979年越南在前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前苏联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美国在国际中的地位显著削弱。

前苏联还在日本的北方领土部署地面部队，接着在远东部署或增加了基辅级航空母舰“明斯克”号、“火式”轰炸机、SS-20中程弹道导弹，严重威胁到日本的安全。

1980年7月，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研究小组向政府提交安全保障政策，指出：为应付日本综合性危机的挑战，日本必须加强与欧美的合作，保持中日长期友好，并加强与东盟以及第三世界的合作与协调，汇集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种手段，靠集体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

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张同中国建立“不带感情色彩的成熟关系”。1980年2月，铃木出任首相，认为：日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进而强调日中两国必须克服可能发生的分歧和利害冲突，建立“植根于两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信赖关系”。日中关系的稳定是日本亚洲外交的基础，日本外交只有日美、日中两大支柱稳定，才能更加可靠。

1982年11月，中曾相康弘执政以后，也一再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日中关系。1983年2月18日，中曾根在日本众议院预算会议上，公开承认日本过去对中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这在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中是从未有过的，他一再强调“调动一切手段把中国保留在日本的友好国家群中是日本外交的一个方面。”总的来说，他推行的对华政策也是比较积极的。

正是由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以及日本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使中日两国关系向纵深方向发展，进一步加强了两国在外交、经贸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合作，出现了官民并举、相辅相成、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外交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