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好像总是生活在矛盾中。我们在上一讲讨论过他们的实用主义，外国人也总是用实用主义来看待美国人的思想。确实，美国人处处讲究有用、实效、实际目标，排斥虚无缥缈的东西；但这不是美国人的全部。
美国人也狂热地追求他们的理想，他们现在的理想就是美国式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会取得成功。为了理想，他们会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这种追求表现在他们形形色色的行动中，这时，只根据实用主义是难以理解的。如果你去参加他们的竞选大会或观看什么运动的比赛，你会难以理解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事情看得那么神圣或那么重要。
会场上或运动场上，人们如痴如狂，非常热烈、激动，是广泛的感情上的共鸣。两党的候选人或比赛双方的运动员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他们出现时，可以欢呼十分钟之久。竞选人的讲话会不断地被掌声和欢呼声打断。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两党的领导人无论走到那里，都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在一个十分讲究个人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文化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偶像般的崇拜？
显然，他们是在赞美一种精神，一种不畏惧任何险阻去取得成功的精神。美国人对其他的成功者总带有偶像般的崇拜，对歌星、影星、球星，商场、战场上的成功者及西部牛仔或“超人”、“007”等都是这样。总之，他们崇拜出名的人。当然，美国人只崇拜自己周边亲身了解的东西，绝不崇拜不了解的、过分遥远以至无法说明的事物。
美国人不仅追求和崇拜成功，他们还追求未来。这时，利己的动机进一步弱化了，有时几乎看不出来。这个未来既有实用的成分，又有理想的成分。比如，在科技领域，在基础理论、天体物理、生物科学、化学等基本领域，未来主义的观念极其兴盛。人们常说，理科在美国大学中钱最多，这些钱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学校以外的基金会或什么机构。
这些基金会或什么机构之所以会在这些方面大把花钱，是因为美国人着眼于未来。在城市建设上，无论是几万人口的小城市，还是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未来主义在城市建设的设计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设计时，他们首先思考的就是未来几十年中这项设计将会变得怎么样，会变成城市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还是变成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桥梁？在许多城市中，高速公路、地铁、楼宇、住宅的设计和建设均有着对未来世界的考虑。
如毁于“9.11”事件的纽约的国际贸易大厦，上面曾是高高屹立的雄伟建筑，下面的世界也同样惊人，有巨大的地下层，有地铁、火车等通往纽约各地及毗邻的州。在人才教育上，未来主义也十分突出。美国人强调教育要支撑未来的竞争。1988年总统大选，老布什和杜卡基斯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21世纪的美国或美国与世界：美国能保持它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吗？面对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挑战，及可能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将何去何从？……
两党在争取选民时，无不谈到自己的政策方略将如何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的世纪。美国人这种对未来的强烈关注体现了一种精神性的东西，一种不能只用“实用”来解释的东西。可以说，美国人对未来的关注，与追求“美国第一”的思想分不开。这不仅是一个美国保持领先的问题，也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得到肯定和传播的问题。
自二战以来，美国人要保持“世界第一”的心理变得十分强烈，已成为一种举国一致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个人利益似乎看不见了，凸显出来的是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他们的价值观的命运与前途。当他们的国家在科技或军事的某一领域做出领先世界的成就，他们就狂欢不已。1957年和1961年他们在航天领域落后于苏联时，如果你看到那举国一致的沮丧，就能真正感受到美国人的精神追求是何等强烈。
美国人总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徘徊。虽然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现实的追求，但很少像美国人那样强烈，并表现得那样充满矛盾。还可以举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大家知道，美国人讲性解放，但在选举总统时，如果总统有这方面的绯闻，那就绝不可能当选。
普通的美国人认为：性解放这类事，我自己可以，但总统绝对不行，因为总统代表了美国人的道德标准。美国的政客们正是利用了美国人的这种心理，在大选时总是千方百计挖掘这方面的材料攻讦对方。
美国人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是当代美国才有的现象，而贯穿整部美国史。考察其历史上的这种冲突，会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它的意义。
这种冲突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初期杰斐逊与汉密尔顿的争论。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任第一届总统，他的政府非常简单，只有4名主要成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托马斯·杰斐逊任国务卿，另有两人是陆军部长和总监察长。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华盛顿虽然位高权重，但他缺乏治国韬略，国家的管理主要靠汉密尔顿和杰斐逊，而这两人的治国思路却尖锐对立。
汉密尔顿的思想可归结为“工商立国”。他的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很有关系。他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其父是苏格兰望族，但到他的时代已穷困潦倒，汉密尔顿10岁时就与母亲一起被父亲遗弃在圣克罗岛。母子两人以经营小店为生。12岁时，汉密尔顿就到纽约一家商店当学徒。在学徒期间，他天资聪颖，很快学会了管账、写商业信件，承担起与海关交涉等业务。店主克鲁革不在时，他还常常代理经营，将商店搞得井井有条。
克鲁革看他可以造就，遂资助他到纽约读中学，后进入英王学院（今哥伦比亚大学前身）学习。独立战争期间他任华盛顿的副官，负责后勤，这使他成为大陆军中少数懂经济工作的官员之一。他之所以能当上首任财政部长，也是由于华盛顿器重他这方面的才能。由于他精通欧洲的经济学说与当时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包括英国正在展开的产业革命，又熟悉美国的经济现状，所以他主张美国在独立后应尽快发展商业和制造业，迅速改变农业国的地位，成为能与欧洲各国抗衡的工商业强国。
汉密尔顿不仅主张工商立国，而且他还看出了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需要国家保护的事实，强调美国政府必须保护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这一思想后来被看成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策略的思想渊源。总的说来，他关注物质利益，务实而注重效率。由于强调工商业，他的眼光必然向着社会上层，崇尚精英，强调集中。
杰斐逊的思想与之针锋相对，他的基本主张可归结为“农业立国”。1780～1784年间，他在故乡弗吉尼亚作了长期的考察，写下了《弗吉尼亚纪事》。在该书中，他描写了他对未来美国社会的设想：“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曾有过特选子民的话。上帝使他们的胸怀能容纳他特有的丰富和纯真的美德，只要我们尚有土地耕作，我们希望千万不要再看到我们的公民拥挤在工作台旁或是摇动纺纱杆！
虽然农业中也需要木匠、泥瓦匠和铁匠，但是，就普遍的加工制造业来说，让我们的工场仍设在欧洲吧！最好把粮食和材料运送给那里的工人，而不让那些工人来找寻粮食和材料，以免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原则也一同带进来。”可见，他主张在建国后大力发展农业，尽可能保持农业国地位，避免走西欧各国发展工商业和大城市的道路，建立一个以自由小农为主的民主共和国。
杰斐逊为什么主张“农业立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出身于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奴隶主的家庭，大部分时间都在经营自己的种植园。他所在的蒙特塞洛接近边疆，农民生活安闲自得，乡村的民风朴实，弗吉尼亚优美的田园风光，这些使他终生都眷恋着这片土地。
但杰斐逊主张“农业立国”并非仅仅因为他的生活与农业有更多的关系，而是还因为他更注重人民的平等、自由和有道德的精神生活。正如国内有的学者所说的，“杰斐逊主张建立农业国的主要考虑正是保持社会公德和防止共和政体蜕变。在他看来，在自由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具备‘特有的高尚与纯真的道德’，不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没有过耕种土地的广大民众道德败坏的先例。
一个国家农民和其他公民之间的比例可视为衡量腐败程度的良好晴雨表。如果美国像欧洲那样兴办制造业和发展城市，就会像欧洲一样腐败和相互吞食，民主共和制度也将受到威胁”。因此，他主张美国宁可不兴办制造业，也要尽量避免这样可怕的结局。
总之，汉密尔顿强调依靠有钱人发展经济，从经济本身的发展需要来说是正确的，但其政治思想是保守的；而杰斐逊着眼的则是另一个方面，他希望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块土地，既没有财产的过度分化，也不存在压迫和专制现象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这种思想虽然是反对当时的经济进步的，但它富于民主性或人民性，一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成为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源泉，他也因此成为民主和自由的奠基人。
杰斐逊以后，美国一直不乏这样的人物，一直不乏这样的斗争。废奴运动、19世纪末开始的进步运动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务实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理想派”则推动着政治上的变革，它们共同推动着美国历史的车轮。如果说，“理想派”在经济上是反动的，那么务实派在国内政治上往往是保守的。
美国人的这种矛盾虽然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但绝不是坏事，可以说，这是他们前进的强大的动力源。因为只追求金钱，不会有持久的努力；持久的努力需要精神的支撑。所以我们在看到美国人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千万别以为美国人只是在矛盾中生活，实际上这两者又常常是统一的。这种统一的表现是：无论是对成功的崇拜、对“美国第一”的追求，还是追求自由、平等，都会转变成一种改变自己命运及国家命运的强大动力，没有这样一种动力，你很难鼓舞人们奋斗终生。
200多年来，美国人就在这种矛盾中前进：发展经济的主张一直拥有强大的支持力量，而争取自由平等的力量也同样异常强大。这两种力量谁都不能压倒谁，否则美国也就不是今天的美国了。这种理想与现实冲突的最终结果是，经济上去了，自由平等也在不断发展。今天，美国人的这种冲突着重表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的人权外交与务实外交交替出现，引发了许多矛盾，并造成了处理人权上的双重标准等问题。但必须看到，人权外交绝非一种简单的外交策略，而是体现了美国人的一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