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这动荡不安的年代，利益相争，政治斗争冲刺着这个时代。在民国也是个多元化的时代，新旧交替着的时代也衍生了许多新鲜的东西。

在古代的中国，所谓的公子是一种称谓，在先秦时代诸侯们把儿子也叫做公子。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民国时代公子已经成为政界贵族与大牌军阀子弟的泛称。“民国四公子”即是近百年来流传于坊间的一组豪门后裔。

因为电视剧少帅的开播，张学良的经历以及一些与之相关的事情重新浮出水面，例如曾被誉为是民国四公子的张学良在外界看来还是有些争议。

实际上，在当时“民国四公子”有四种版本之说。

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驹、宋传兴组合;

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

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

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

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组合不靠谱

“民国四公子”究竟所指为谁，多年来说法一直迥异。在流传的几种说法中，一般都以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为主角，孰不知，将这四位凑成组合却是最不靠谱之说。

在这些人物中，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张学良了，其生平事迹人们大都耳熟能详，暂且按下不表。除张学良外，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知名度可能最高。袁克文(字豹岑，别署寒云),自幼聪慧，是袁氏诸子中最不同凡响的一位，袁本人也颇为自负，常以三国曹子建自比。袁克文无意于政治权位，袁氏称帝时，他与父兄意见相左，他的一首反对帝制的诗在当时曾传诵一时：“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上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死后，袁克文便往来于京、津、沪等地，从事收藏、书画、填词、作诗、撰文、唱曲等名士活动。 1931年农历正月，袁克文在天津患猩红热去世，一生挥金如土的袁二公子身后只留下了20元钱的遗产，后事还是“青帮”里的徒子徒孙凑钱帮他办的。出殡时，与其相交多年的一些僧人、道士都来送葬，风流才子袁二爷的后事成为当时天津卫的一大景观。

张伯驹是河南都督张镇芳之子，他与袁家关系最为密切，1950年代末“洪宪太子”袁克定就是在他家去世的，后事也是由他一手料理。有人说张伯驹一生的职业就是“玩儿”，但他却玩儿出了大名堂、大学问。他在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戏曲研究、文物鉴赏等方面成就不俗，旧小说里常用“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来形容才子，张伯驹就是这样一个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

1956年，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将其一生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黄庭坚《诸上座帖》等价值连城的珍贵书画无偿捐献给国家。

晚年后，张伯驹担任过中央文史馆馆员、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许多社会职务，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平静离世，终年84岁。

溥侗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文化素养深厚，酷爱昆曲和京剧，据说当时的京剧名角言菊朋、李万春等人都曾以师事之。溥侗曾一人在京剧《群英会》中饰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引起了轰动。1950年6月，溥侗在上海病故，根据他的遗嘱，其后人将他葬在了昆曲的发源地苏州。

上海人称孙科、卢筱嘉、张孝若、张学良为民国四公子

关于“民国四公子”，能见到的最“权威”文字当属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记述：“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按：袁克文)，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张孝若。又有谓：一为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三为余，四为张学良。此说盛传于上海，后传至北京……前十年余居海甸，人亦指余曰：此四公子之一也。”

在此，张伯驹提及六个人且似是而非地给出了三种说法，其中袁寒云、张学良及“余”(张伯驹)乃是固定角色，而后加之或卢筱嘉或张孝若或爱新觉罗·溥侗，就成了“民国四公子”的三种版本。

实际上，张伯驹笔下忽略了流传甚广的另外三种说法：即“民国四公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和卢永祥之子卢筱嘉”;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张謇之子张孝若”，再或者为“孙科、张学良、卢筱嘉与段宏业”。依照这三种说法，“四公子”中不仅没有张伯驹，连袁大总统的爱子袁寒云亦未入列，晚清贵族爱新觉罗·溥侗更是与一班民国官二代毫无干系。

上个世纪80年代偶读 《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之后，我曾就“四公子”之疑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的文强世伯讨教，见过孙中山又深谙民国政事的文世伯笑曰：“民国四公子都是北洋时期参与重要政治活动的政要之后，本来是由一个政治联盟引起的，到后来不知怎么又和吃喝玩乐串到一起了，连主角都易了位。”暂且不管文世伯的话外音，但他至少提供了四个重要信息：第一，“民国四公子”之称谓始于北洋军阀时期;第二，他们的父辈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都地位显赫;第三，他们都参与过当时的重要政治活动;第四，他们都与一个政治联盟有着密切关系。

翻阅中华近代史，可知民国前15年最是倒海翻江之时，政坛纷争迭出，军阀抢权夺势，15年换了十七八任总统，最短的任职时间只有9天……在这些政治争斗中，直奉两系军阀争夺中央权力是一大看点，从而也导致了两次直奉大厮杀和南方护法政府的成立。

1922年秋天，在南方受到陈炯明困扰的孙中山主动联络北方败于直军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希望通过他的财力帮助打败陈炯明。就在孙中山的特使汪精卫与程潜到达奉天的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抵达张府，于是，由孙中山、张作霖与段祺瑞为主的“铁三角”联盟成立，其目的主要是抵抗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同盟。

“铁三角”的三个鼎足人物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都是年纪轻轻就投身于政治的官二代，段祺瑞的大儿子段宏业则是个嗜好围棋并染有鸦片恶习的公子哥儿。1923年，在张作霖的财力与军火支持下，孙中山打败了陈炯明并且开始讨伐因贿选而当上大总统的直系军阀曹锟，而此时处于直军包围中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也积极向孙中山和张作霖靠拢，因此也就有了北洋时期所谓“三公子会谈”的历史事件。

其实，三公子聚会只是巧合。  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天与张作霖面谈讨直事宜，恰巧，卢永祥也遣儿子卢筱嘉来拜见张作霖，请求军火上的支持。张学良此时在他的父亲手下任职，他与孙科和卢筱嘉的会面成为不可避免，于是便有了“三公子会谈”的传言。

三公子何以变成四公子?这还要从“铁三角”联盟上找原因。 晚清立宪运动的领袖张謇是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他曾应孙中山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同时在民国初年又选择了支持拥有军权的袁世凯。后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并与他彻底断绝了联系。在孙、张、段为反对曹锟而结盟之时，张謇在军政各派系间的周旋对于结盟起到了实质作用，而此时他的儿子张孝若作为北洋政府的考察实业专使刚刚从欧美周游归来，所以便当然地被归于“公子”之列。因张孝若的加入，“三公子”变成了“四公子”，段琪瑞之子段宏业也常常因“铁三角”之故成为替代卢筱嘉的另一公子。

但是从个人角度，我更相信“民国四公子”是指孙科、张学良、卢筱嘉和张孝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恰如张伯驹所言“此说盛传于上海”。

“民国四公子”最早盛传于上海

“民国四公子”之称谓最早见于何处已无可考，但是最早盛传于上海这一点却已形成共识。孙科、卢筱嘉与张孝若都是南方人士，上海是他们定居或常来常往的地方;少帅张学良1925年初夏率部队抵沪，也是个红遍上海的传奇人物。而且此四人均年少官高，上海人把他们统称为“民国四公子”当是十分吻合的。

段宏业为什么不是最早版本的“四公子”之一?其一，段宏业不理政事;其二，他虽然亦为民国新贵之后，但与孙科、张学良或者卢筱嘉、张孝若都素无往来，因此很难把他们拢在一起;第三，他祖籍安徽，居于京津，上海人对他并不熟悉。反之，卢筱嘉之父虽然与“铁三角”无干，但他当年与黄金荣唱对台戏大闹上海舞台的事在上海滩老少皆知，所以他被上海人归于“四公子”之列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40年代后期，这位卢公子移居台湾，以经商为主，1960年代末去世。张孝若则是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之子，留美出身，早年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张謇去世后，张孝若主持父亲留下的各项事业，1935年被手下保镖暗杀，时年37岁，其死因众说纷纭。

翻回来，再说说张伯驹之“四公子”说不可靠之处。首先，张伯驹的养父张镇芳虽任过河南都督，但其早在民国初年即被免职。后来他参与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并因此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因此他的养子不可能被人们视为带有褒义的 “民国四公子”之一。

其二，张伯驹1929年才来到北京，在此之前不要说上海不知道他，就是北京人也罕闻其名。而此时北洋政府早已垮台，“民国四公子”的称谓更是流传了许多年。事实上，张伯驹的真正出名，是1937年正月他40岁生日大办堂会之后，那次他撒出大把票子请来余叔岩和杨小楼在《失空斩》中给自己当配角，出了票戏第一的风头，此后才为上海戏迷所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