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大将军福康安西征回朝之后，一件很重要的后续工作就是到户部去报销军费。没想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一名户部书吏竟然明目张胆地向福康安讨赏，说白了就是索取贿赂。

　　当时这个书吏向福康安的门官递上一张名片，打着向福大帅贺喜的名义，前来讨赏，而且完全是狮子大开口，竟开门见山地提出要二百万两银子!

　　福康安重兵大握、权倾朝野，虽然还没见到书吏本人，一听门官这么一汇报，顿时勃然大怒：“一个小小书吏，竟然胆大包天，向大帅勒索贿赂，真是岂有此理!”

　　但福康安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虽然确实很生气，但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地位低微的书吏既然直接向大帅索贿的胆量，问题或许没那么简单，其中必有一番说法，人都来了，不如听听他到底怎么说，便命门官放书吏进来。

　　书吏一进门，福康安就厉声质问他，凭什么敢向大帅公然索贿。

　　这个书吏却不慌不忙地答道：“大帅您误会了，并非我财迷心窍，这是为大帅着想，才敢斗胆这么一说。”

　　福康安故作生气地说道：“为本大帅着想?真是一派胡言!”

　　“请大帅听我备细道来。”书吏微笑着说道，“大帅您想想看，您这次出征，所涉款项多达数千万两白银之巨，光是要誊录、抄报记账的册籍就数不胜数。这样一来，户部不是就要增派吏员来做这件事吗?”

　　看到福康安沉吟不语，书吏继续说道：“不但要增派人手，还需要这些人日夜加班，才能将款项全部誊报完毕，然后再上奏朝廷。您说是这么回事吗?”

　　“唔……”福康安若有所思，不再疾言厉色。

　　“大帅在边关打了胜仗，皇上自然高兴，给大帅和将士们奖赏了战功，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审批通过这些军费报销事宜了也就容易得多。大帅你说是吗?”

　　“说下去!”福康安不置可否地答道。

　　“可是如果没有一大笔钱，让户部增派人手、日夜加班办理，那么这次出征的军费报账事宜，光凭现有人手，只怕没有三年以上时间都办不完。”书吏这番说辞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那……那又会怎样?”福康安的神色大为缓和。

　　“那样的话，很有可能导致一种很糟糕的结果——报销之事未完，大帅要没法卸下这个包袱，隔三岔五要向皇上奏报此事。久而久之，皇上必然心生厌倦，必定会指责盘问，舆论也会乘机攻击，必定会兴起大狱，这样一来麻烦就大了。所以说，我的的确确是为大帅着想，并非为牟一己私利啊!”

　　福康安听了转怒为喜，命令粮台交二百万两银子给这名户部书吏。

　　后来也在军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有军需报销，一律多报二成，这多出来的二成军费实际上都成了报销这个环节的“办公费用”。直到道光年间，这个成规才被打破，不再沿袭。

　　史家评论说：这个书吏有胆有识，侃侃而谈，措辞颇为得体，竟然能够说服权倾一时的大将军，也算得上是一个奇才。

　　而福康安从善如流，能够听取合理的建议，预先考虑到皇帝的喜怒变化，确实有一定的眼光和胸怀，绝非平庸之辈或侍宠而骄者所能赶得上的。这或许也正是福康安成为清朝平定三藩后异姓封王第一人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书吏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就谈成一个二百万两银子的“大项目”，关键还在于他已经跟福康安的门官私先谈妥了，一旦要钱的事成了，就分给门官十万两银子。否则，一个小小书吏，只怕见到福康安的机会都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