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高阳公主和《大唐西域记》执笔人高僧辩机的风月案，成为其遭受世人诟病的最大罪名：起因是与房遗直争嗣，直接导致高阳公主和唐太宗疏远。在这个时候御史又发现高阳公主和高僧辩机私情物证宝枕。太宗才知道高阳公主与和尚淫乱，于是震怒下旨赐死辩机，杀奴婢十余。在《资治通鉴》中故事更加完善丰满，赐死又改为腰斩。从宋朝仁宗以后，高阳公主和辩机的不伦之恋成为铁板钉钉的正史，也是高阳公主化为淫荡史料形象的开始。

整个史料描述详细，似乎证据确凿。然而后代研究者发现，此史料前后矛盾，迷雾重重。首先较早成书的《旧唐书》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宋太宗朝李昉撰写的《太平御览》中亦未高阳公主和辩机事，不知《新唐书》看到何种史料将此事编入史书。因为《新唐书》成书于宋仁宗时期，又因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故而这段史料来源较为可疑。

其次，《新唐书》中记载的高阳公主与太宗因此事父女失和，与《旧唐书》中记载矛盾较大。《旧唐书》记载在房玄龄病重的时候，尚通过高阳公主对太宗上表，可见至少在唐太宗驾崩前，对高阳公主尚正常，公主没有任何失宠的迹象。当时房玄龄一直在宫中治病，如果高阳公主已经因此事被太宗疏远，那么太宗是不太可能这样语重心长、心平气和地和她对话而被起居郎记载。此事在永徽三年立的房玄龄墓碑上作为荣耀雕刻示人，可见至少在房玄龄死后近四年内高阳公主“丑行”暴露可能性较小，否则高阳公主断难顺利晋封长公主并刻上碑文。

再次，高阳公主和辩机事发地点与唐代高僧管理制度不符。辩机的草庐在高阳公主封地，因公主打猎与之相遇，两者遂发生苟且之事。而事实上隋唐时僧侣管理十分严格，进出寺庙都有登记，无缘无故离寺不归不被允许，因此辩机的行为在当时实为违法，不可能多日不归而不被发现惩戒；何况辩机后来被选为玄奘的译经大德，实为当时佛教界翘楚，更不可能无视严厉的寺庙管理制度随便出入而无人关注不加追责。

最后，许敬宗为《瑜伽师地论》所作后序，乃唐太宗过目钦定，其文字肯定要考虑到太宗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果辩机真与高阳公主有染，许敬宗必会知道，更不会在此文里详细提到辩机。而在《大唐内典录》和《续高僧传·玄奘传》中提及另一名大德道宣追怀往事，对辩机耿耿思念之情难以抑制。必须要说的是，“律宗”着重研习及传持戒律，道宣是“律宗”的创始人，却对辩机多有怀念，实在是与辩机“破戒”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怀疑辩机之死是否另有缘由。

事实上，高阳公主和辩机两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可能在十岁以上。加之房家关系错综复杂，高阳公主如果确有数年此等行径，那么作为婆婆的卢氏，作为姑嫂的韩王妃，作为弟弟的房遗则等都不会对其放任自流，任何一人都可以直接将实情上报太宗知晓。

相比较这种让后人津津乐道的风月案，终贞观、永徽两朝，真正具有足够杀伤力的罪名其实是史书里并未大肆描写的短短一句话：高阳公主让掖庭令陈玄运在禁宫之内伺候她向鬼神祈福问祥，并且推演星宿的排位。而此种行巫蛊、窥天象的举动，在千年前的社会，不啻于谋大逆的同义词，而这恐怕才是日后高阳公主被赐死的真正原因之一。然而尽管后来研究者对此事提出种种考证质疑，仍需进一步的证据才能重新定位《新唐书》里高阳公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