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界的后半页，普鲁士经过了前后3次王朝战争的胜利，在形式上统一了德意志地区马，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然而德意志的额统一让欧洲其他国家感到了恐慌，震荡了欧洲秩序板块，引发了一系列的地缘危机。在经历了“战争在望”危机和近东危机后，德国宰相俾斯麦意识到本国的处境，进而改变了保守主义外交策略，从1879年开始积极展开一系列结盟活动，在整个欧洲编织了一套错综复杂的同盟体系。

通过俾斯麦的外交手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德国的安全，但外交影响毕竟还是需要硬实力来做担保的，这就需要通过另外一种途径来作为补充，那就是军事手段。虽然统一后的德国在决策体制上存在很大问题，其军事体系和政治体系相互割裂，统一于皇帝处，很容易造成决策不协调的情况。但是幸运的是宰相俾斯麦和军方大佬老毛奇凭借个人关系，维持了一种最低限度的沟通。

老毛奇是普鲁士元帅和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长，曾指挥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胜利。他和俾斯麦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双方不论是私交还是政见都有较大矛盾，这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不过不论是老毛奇还是俾斯麦，两人都属于有大局观的人，绝对不会因私废公，依旧保持着沟通。所以俾斯麦出任帝国宰相的时候，德国的军事和外交是存在一定配合的。

这个时期的德国军事，不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军事战略，都无法绕开老毛奇的影响，他在整个德国军事史上都占据重要地位。不过事实上，虽然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普鲁士军队实际最高指挥官，但却并非普鲁士人。当时许多优秀的普鲁士军官或军事家都不是普鲁士人，而是其他德意志邦国出身。

自从1806年耶拿战役(拿破仑战争，普鲁士惨败于法国)以后，普鲁士开始军事改革，先后制定和出台了诸如总参谋部制度、普遍征兵制等一系列措施。从那时起，普鲁士军队就广泛招募普鲁士之外的人才，著名军事改革家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均曾为普鲁士军事改革作出卓越贡献，但前者是萨克森人、后者是汉诺威人。老毛奇出身于梅克伦堡，最初于1818年毕业于哥本哈根皇家军校，并进入丹麦军队服役。到了1822年才转入普鲁士军队，并获得了少尉军衔，次年进入柏林军事学院深造。也正是从进入军事学院开始，老毛奇就没有在部队待着，而是一直留在参谋部机关，直至统一战争的爆发。

表面上威严刻板、不苟言笑的老毛奇，私底下兴趣爱好很广泛，是一个非常有思想深度的人。当时的普鲁士虽然是军国主义国家，军队的社会地位很高，但普遍贫穷。大家并不会因为官兵贫穷而嘲笑他们，反而冠之以“体面的贫穷”。但老毛奇在做尉官时，依然寻求摆脱这种贫困，所以经常通过给人翻译稿件来获得收入。也正是在此期间，他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整整六卷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全部翻译成德文，时至今日都是最经典的德文版翻译。

不仅是对文学和翻译的精通，老毛奇对科学技术也很关心。他曾在很早就开始研究铁路，并对铁路技术的发展非常关系，并且在铁路公司上市时就买过他们的股票。正是因为他对铁路的研究经历，确保了他后来在战争中对铁路交通运用的熟拢。老毛奇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都非常热爱，这也在他的军事理论中留下了烙印。他并不认为指挥战争是一门有迹可循的规律学科，而是将其视作一门艺术。老毛奇认为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光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接受充足的军事训练，并根据军事历史或现实生活本身的经验作为依据，进行自由灵活、切合实际的发挥，这种指挥是极具艺术性的。

将军事指挥视为艺术，不赞同按部就班的机械指挥，这些观点竟然出自一名普鲁士军事家那里，这似乎和我们通常脑海中呈现的德国或普鲁士人严谨、机械的印象大相径庭。然而事实上，除了严格意外，德国人同样也有灵活的一面，只是后来的德国军队中后者逐渐被前者所挤压了。

在了解普法战争的历史时，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普鲁士非要迫使法国割让阿尔萨萨和洛林，要知道如果他们还想对待奥地利那样宽大，或许就不会于法国结下如此深刻的仇怨。然而事实上，这正是老毛奇强烈要求的结果。作为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最高指挥官，老毛奇取得了两场战争迅速胜利的战果。然而他也非常清醒的意识到，此后德国要想再取得速胜，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当时的欧洲几乎都开始实行普遍征兵制(确保兵源充足)、重视铁路运用(确保兵力调配迅速，快速形成战场数量优势)等，普鲁士曾经的那些优势将不复存在了。同时在老毛奇看来，作为欧洲大国的法国遭受重创以后，日后必定反弹复仇，今后德国的下一场战争肯定还是对战法国。所以他强烈要求俾斯麦从法国手里割让过来阿尔萨斯和洛林，防止法国以这两个地方作为攻打德国的前沿阵地。失去了这两个地方，法国再想主动进军德国就非常困难了，其行军路线会被山脉分割，对德国的威胁大大下降。

除了预见到法德未来战争不可避免以外，由于德国统一导致沙俄的“欧洲宪兵”地位受到打击，所以老毛奇还预见到德俄之间君主制的传统友谊将被敌对关系取代。反而曾经的德意志竞争对手奥地利，很有可能因为需要寻求庇护转而维持对德友好关系。所以老毛奇从军事角度考虑，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论，那就是德国未来战争必定是一场两线战争，即西线对法、东线对俄。法俄反德同盟和两线作战恰恰是俾斯麦急切想要避免的，但老毛奇作为一名军事家却必须直面这种可能性。对两线作战可能性的军事战略考虑始终主导了第二帝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纳粹德国。

的确，由于德国的地理位置居于欧洲中部，非常容易遭到两线作战的威胁，形式对德国很不利。为此，老毛奇从1873年，也就是普法战争结束的两年以后就订立了一套军事战略，即东线(也就是对俄战线)和西线(对法战线)并重，同时兵力也基本均分。不过老毛奇认为凭借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地理优势，可以在法国方面以防御为主，如若法军攻势过猛，就后撤防御。如若对法作战取得部分胜利就立马提出宽大媾和条件。不过这只是老毛奇军事战略的1.0版本，后来经过反复估算，老毛奇又做出了2.0版本。

1877年，老毛奇制定了德国军事战略2.0版本，将原先两线并重改成主力集中于西线。原来，从1873年开始法国赔偿完50亿法郎战争赔款以后，法军恢复速度惊人，因此老毛奇认为法军将是未来比俄军更重要的对手，所以将战略重点转移到西线，想快速消灭掉法军主力，然后再挥师东进和俄军作战。乍一看，这和后来的“施里芬计划”颇为相像，但在老毛奇的构想中，并没有打算彻底解决全部法国军事力量，而是想要给予他们足够重大的军事打击，迫使法国丧失继续作战的动力，最后由德国提出宽大和平条件以结束战争。甚至老老毛奇已经考虑到万一挡不住法军攻势，就退守莱茵河沿岸布防的可能性。不过后来老毛奇还是放弃了2.0版本，进一步做了修改，形成了德国军事战略3.0版本。

老毛奇之所以又一次进行军事战略调整，。是因为他认为2.0版本中先依靠西线总攻摆脱一个敌人，再转移到东线和另一个敌人作战的设想依然不妥。因为即便德国能够在一次战役中重创法军，赢得了一场速胜，但距离战争的结束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尤其是当俄国未被打败的情况下，法军依然存在重整旗鼓的可能性，所以老毛奇在他的3.0版本中将德国的军事战略改成了西守东攻。

之所以采取西守东攻，是因为西线德法边界非常狭窄，再加上有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德国其他两处要塞形成了一个很有纵身的巨大四边形要塞防御区，德军仅凭少量兵力防守就足浴对法军构成极大杀伤。完全可以将机动性和攻击性更强的部队腾出手来转移到东线，专心在东线打一场进攻战。而选择在沙俄方面发起攻势的原因在于东欧土地平坦、辽阔，不似德法边界那样存在大量森林、山脉的阻隔。并且相较于法国，沙俄的军事制度较为落后欧，一旦造成重大打击，再提出宽大媾和条件，更容易迅速成功以结束战争。并且，当1879年德国和奥匈建立同盟以后，西守东攻战略就更具备可行性了。

为了确保德军在东线的优势，即便老毛奇打心眼里瞧不上奥地利军官和军队战斗力，但依然促成普鲁士总参谋部和奥地利总参谋部建立了机制性练习，用以协调双方作战计划。至此，老毛奇制定的德国军事战略就基本定型了。其实如果我们根据后来一战的情况来看，如果德国采取了老毛奇的做法，在东线攻势如此顺利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西线防御的话，的确非常有可能达成德国的速战速胜速决的战略目标，可惜的是那时的德国已经抛弃了老毛奇的军事战略，开始寻求摧毁敌方全部有生力量，并在战争一开始就扑向西线，并发起进攻战，陷入了马恩河、凡尔登、索姆河等一系列绞肉机战役当中。

综上所述，通过对老毛奇军事战略的总结和剖析，我们会发现他追求的是有限打击，通过军事手段创造出一个外交解决的有利态势，通过军事和外交的配合，维护德国的安全防御。他所制定的德国军事战略中，西守东攻基本符合了德国当时主要的地理环境和战略态势。

事实上，虽然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和老毛奇的军事战略存在一定的冲突，但不论是俾斯麦规避德国两线作战的外交策略，还是老毛奇应对两线作战的西守东攻速战速决策略，都是存在极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但在后来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这两种德国安全方案却相继被德皇威廉二世和施里芬所推翻，最终促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一战中遭到致命性打击。这其中的原因，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