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诅楚文》相传为秦石刻文字。战国后期秦楚争霸激烈，秦王祈求天神保佑秦国获胜，诅咒楚国败亡，因称《诅楚文》。《诅楚文》刻在石块上，北宋时发现三块，根据所祈神名分别命名为“巫咸”“大沈厥 漱”“亚驼”。《诅楚文》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但由于史书没有记载《诅楚文》刊刻于什么时代，因而造成后世学者的争论。

宋朝欧阳修《集古录》根据《巫咸文》提到的楚王熊相，又根据《史记》记载战国后期秦、楚两国相争的情况，提出《诅楚文》不是作于秦惠文王时，便是作于秦昭王时，所诅咒的楚王不是楚怀王熊槐， 便是楚顷襄王熊横。按《诅楚文》最早叙述的是楚成王与秦穆公时代的事，又有“十八世”的记载，再考楚成王至顷襄王正是十八世，故欧阳修更倾向于《诅楚文》作于秦昭王时代，所诅之楚王为顷襄王。 后来，他作《真迹跋尾》，又倾向于《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时代。

宋代对于《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时代还是秦昭王时代，存在着激烈的论争。王厚之主张作于秦惠文王之时，并提出十八世当以秦为本位，从穆公算起，至惠文王恰好十八世。董逍《广川书跋》主张作于秦昭王时代。王柏《诅楚文考释》还力攻秦惠文王说，主要理由是《诅楚文》中有称“嗣王”。秦称王自惠文王始，秦惠文王不可能自称 “嗣王”，自称“嗣王”者必定为秦昭王，并明确提出《诅楚文》作于 秦昭王九年、楚顷襄王元年（前298)。

近世郭沫若作《诅楚文考释》，则主张《诅楚文》作于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前312)。其主要理由是，这年楚怀王因受张仪欺骗，发兵攻秦，战于丹阳，兵败后“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秦王才向神祈求保佑，而诅咒楚王。 至于楚怀王名熊槐，而《诅楚文》作熊相，郭沫若认为是一名一字的矛盾；所谓“嗣王”也应理解为“承继先人”之意。

《诅楚文》究竟作于何时，还有待专家们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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