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历来被称作 “兵经”，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虽然，长期以来人们只能看到其中的十三篇，但也足以令全世界震惊。人们不仅将它运用于军事领域， 还将其精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应用于商业竞争、体育竞赛、外交谈 判等多种场合，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孙子兵法》又有许多未解之谜。首先，《孙子兵法》的作 者，就是令史学家长期困惑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有两个孙子，一是 春秋后期吴国的将军孙武，一是战国中期齐国的军师孙膑。《汉书•艺 文志》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而唐 颜师古对前者的注释是“孙武也，臣于阖闾”，对后者则注曰“孙膑”， 可见两个孙子各有其人，又各有兵法传世。

但是，后世能见的《孙子 兵法》只有一部，于是，自宋代开始，就有许多人产生怀疑和猜测。 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源出于孙武，完成于孙膑，因为书中有不少关 于战国的内容。有人认为孙武的事迹如吴宫训练女兵等“奇险不足信”，因此吴未必有此人，其事其书都是纵横家作伪。还有人认为孙武 与孙膑本是同一人，武是其名，而膑是他的绰号。包括现代学者钱穆也认为，孙子在吴国和齐国都逗留过，司马迁不能辨，而把一人分为二人。

纷纭离奇的争论直到1972年才见分晓，当时，山东临折银雀山发掘西汉墓葬，出土的大批竹简中包括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一发现，不仅使失传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孙膜兵法》重见天日，也证实了《汉书•艺文志》关于两个孙子及两部兵法的记载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仍有学者对《孙子兵法》保留怀疑态度，因为兵法阐述的大多是战国时期的情况，如出现了战国时期常用的“形名”“霸王”等词语；所谈的大多是运动战，这正是战国时惯用的打法；文中好用“五”数，而这是战国时“五行”流行后的习俗；又称国君为 “主”，但这是三家分晋后的事情。其他如言兵动辄十万、言战争往往旷日持久、“将”可独当一面、出征时要求“智者务食于敌”等，都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情况和策略。于是，要断言《孙子兵法》是孙武所作，似乎还留有尾巴。

即便人们承认《孙子兵法》就是《孙武兵法》，也还有疑问存在：《汉书•艺文志》明确记载《孙子兵法》是八十二篇，为什么只有十三篇传世？历史上是否有过《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如果有，它是否还保存在人间？它与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又是什么关系？这些，正是史学家和军事学家苦苦探索的千古之链。

1996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各种新闻媒体广为传播，记者杨才玉声称，他在西安亲眼看到了完整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包括一卷汉简和根据汉简手抄的兵书全文。据说，在光绪三十二年 ( 1906 )，号称“清末良吏第一”的山西籍进士张瑞玑被调任陕西韩城知县。

上任途中，他慧眼识宝，以重金购下《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古兵书竹简。辛亥革命以后，张瑞玑出任过山西省财政司司长和陕西省军政府顾问等职，因不满于军阀混战，辞职归里，不问政治， 与其子张联甲共同整理《孙武兵法》。张瑞巩病逝后，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北伐的张联甲继续深入研究，将《孙武兵法》一篇篇书于宣纸上。

经数十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初步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文革”时期，张联甲恐汉简兵书“惹祸”，不得不采取毁简保兵法的策略，将古兵书竹简公开烧掉了。乘着“红卫兵”不注意的时候，他在火中抽出一捆即将点燃的竹简（即八十二篇中的第三十一篇），从而幸运地保存了一件汉竹简和全部兵书的墨迹手稿。如今，这些珍贵的文物保存在张家第三代手中，被称作是“中华民族灿烂的古文化宝库中崭新的华章”。

杨才玉分析兵法的创作：孙武有感于战乱不绝，生灵涂炭，“禁争夺”是当世之急。但要禁争夺，必须“以戛去戛（古兵器），以杀去杀，以暴去暴，以战去战，方可国泰民安”。于是他呕心沥血，苦修兵法，修成之后，没有立即定简，而是深入研究，字斟句酌。

在为吴王辅政的七年间，也没有将兵法和盘托出，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它。功成身退之后，隐居数年，继续修订兵书，直到周敬王十六年 (前504)才最后定简。原文八十一篇，卷末有本人写的《终语一预示》，详细叙述他研究兵法的缘由和写作经过及主要军事观点，西汉楚王韩信研读后，将《终语》定而入为《孙武兵法》第八十二篇。

那么，《孙子兵法》十三篇从何而来？杨才玉认为，孙武在完成兵法巨著后，认为这部集大成的兵书只能传给贤明之君和智贤之臣，若为昏庸之君和奸诈小人利用，必将危害国家和人民。于是孙武采纳了儿子的建议，并让儿子帮助他完成了缩写工作，终成《孙子兵法》。

如孙武在《终语——预示》中所写的：“吾子恸褅， 天机阴杀，去步图，而留大则，缩立成简，一日计，二日谋，三日形， 四曰势，五日争，六日战，七日变，八日实虚，九日行军，十日地形， 十一曰玖地，十二曰火攻，十三曰用间，此为十有三篇矣，定名孙子兵法。”这就是《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来历。

《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被发现的消息轰动一时，但很快就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发现漏洞百出。首先，简文内容违背史事处颇多，如 《拾中》篇多次提到骑兵，大谈骑兵作战，而中原各国直到公元4世纪末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后，才开始发展骑兵这一重要兵种，孙武怎能在兵书中侈言骑兵作战？#p#分页标题#e#

再如《预示》中云：“纵观天下，盘古开国传于姬周，五千余年。”这也与史实相悖：盘古开天地之说起源很晚，直到宋修《太平御览》引三国徐整《三五历记》中有关盘古的传说，才逐渐流传开来，作于春秋时期的《孙武兵法》怎么会称道盘古呢？

其次，所谓“发现”的过程逻辑混乱，不能自圆其说。如既然孙武将兵书定简秘不示人，那么，韩信怎么会看到简文？稍晚于韩信的司马迁却又只看到“孙子十三篇” ？到了东汉班固时，又成了八十二篇？班固凭什么机缘能睹秘不示人的竹简的风采？临沂汉简出土后，国家组织众多史学家考释，仍有不少文字无法辨读，可见汉简的识读并不简单。而作为收藏家的张氏父子就可将洋洋 十四余万言的兵书整理识读，这本身也令人怀疑。

其三，先秦著作往往不止出自一人之手，大多为同学派累世辗转而成，即便是 《孙子兵法》十三篇，也可以看出后人增益的成分。而孙武不仅独力完成了八十二篇巨著，还自己命其著为 《孙武兵法》，这岂不是太不符合一般规律了吗？

总之，所谓的“重见天日”的《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来历蹊跷，疑点太多，其可信度是让人持保留态度的。人们希望尽快看到被张氏收藏的一卷汉竹简和八十二篇手抄本全文，唯有这样，才能尽快地揭开史实的真相，给《孙子兵法》这一千古之谜一个确切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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