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然而，《战国策》的作者却说法各异。

《隋书•经籍志》称“刘向录”，《旧唐书•经籍志》称“刘向撰”，《新唐书•艺文志》称“刘向《战国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向裒合诸记，并为一篇”，顾广圻则谓"《战国策》实（刘）向一家之学”，都把《战国策》的编纂或著作权归于西汉的刘向。

但是，刘向本人却并不承认。他在《战国策•叙录》中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只承认把游士的著作汇成一集，起名《战国策》而已。

这一疑点存在了两千年，近代学者罗根泽作《战国策作于蒯通考》，才对《战国策》的作者提出了新的假设。蒯通系秦汉之际纵横家，曾劝说范阳令归降陈胜起义军，又建议韩信攻取齐地，劝韩信背叛刘邦而自立，汉惠帝时为丞相曹参宾客，著有《隽永》八十一篇。

其理由是：

一、《史记•田儋列传》：“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战国策》正是“论战国权变”之书。

二、《战国策》原名《短长》《长书》《脩书》（“脩”即长），而蒯通正是“善为长短说”之人。

三、《战国策》迄于楚汉之起，而蒯通曾在楚汉之际游说韩信，在时间上吻合。故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曾说，《战国策》亦载蒯通游说韩信的言论。

四、古代私家著作往往没有统一的书名，如《论语》书名，定于汉初；《史记》在汉时称“太史公”或“太史公记”等。《战国策》初期亦无定名，至刘向时方才为之定名。

五、《战国策》又名《隽永》。《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隽永”即脩长，亦即《短长》《长书》《脩书》之谓，《隽永》当为蒯通对该书的自名。罗氏的结论是：“《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增补并重编者为刘向；司马贞所见是否即刘向重编本不可知，今本则有残阙矣。”此说一出，争辩更为激烈。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对于考证《战国策》的作者，又提供了新的思路。该书许多部分与《战国策》相同或类似，但体例详略不一，而以记载苏秦一生的言论为主，很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提到的《苏子》一书的辑录。

但《战国策》的最后一部分，又为各种游说故事的辑录，大都与《战国策》同，而全书的最后年限则为秦国攻楚，似成书于秦汉之际。这样，对于《战国策》成书于蒯通的说法，又增加了一层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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