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延安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他们的晚年虽然大多受到“文革”的冲击，但信念依旧。

徐特立自动申请免职

徐特立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称徐特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是，他仍关心国事——“大跃进”时不表赞成，“文革”开始后又忧心不已。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时，他守在电梯旁等毛泽东，想倾诉心中想法，可惜被突然出现的一群高呼“万岁”的人隔开。

晚年徐特立还有个特点就是非常“痛”自己的妻子。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将妻子熊立诚接到北京，从此开始老年夫妻的团聚，家中有好菜他都要妻子先夹；家中钢丝床坏了一边，自己睡坏的一边妻子睡好的一边。熊立诚1960年去世后，徐特立把两人的合影一直带在身边。1968年徐特立去世，享年92岁。

吴玉章骨折避过批斗

吴玉章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次政治运动中，吴玉章敢于冒风险抵制错误，力所能及地保护一些同志。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吴玉章竭力主张在划“右派”中不要搞扩大化，反对在学生中划“右派”。“文革”中，吴玉章也遭到了打击迫害，但他还敢于到批斗郭影秋副校长的大会上去公开保护郭影秋。

吴玉章在1966年10月底病倒了，病中听到的是“老走资派”、“黑线人物”的种种诬蔑。他住在北京东四六条的小院里，因无人照顾而跌成腿骨骨折。也许是因祸得福吧！当中国人民大学内的造反派头头想把他揪回人大批斗以彻底清算17年教育黑路线时，国务院通知造反派说他骨折，这才免过了一场灾祸。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吴玉章患肺炎经抢救无效逝世。

谢觉哉亲审批复免出“冤死鬼”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谢觉哉已过66岁，将近古稀之年，担任内务部长。1957年，谢老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担心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曾亲自写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请求免去任职8年的内务部长职务，但没有被批准。

1959年5月，谢觉哉受命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在人们的视线里，名高地显，工作则可松可紧，适合德高望重的老年人。有些医生和关心他健康的同志劝他道：“你的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

谢觉哉尽管已满76岁，还是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说：“挂名怎么行啊！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得了呀！”逗得大家都笑了。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病逝。

林彪折戟董必武赋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先后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文革”中，董必武遭到林彪、江青集团迫害，1968年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1969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终于，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盗名欺世小爬虫，以假乱真变色龙。日照原形终毕露，岿然牯岭孰能冲。

林伯渠累倒在岗位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他在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中共八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伯渠生命的最后时光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1960年5月，林伯渠被诊断出严重的心肌梗塞，却依然埋头工作。经不住身边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他只得住进医院。入院前，他嘱咐秘书代他向中央办公厅请假，说：“我去医院住三四天，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回来。”5月29日，因病情恶化，74岁的林伯渠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