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严嵩并非一意媚上，他得罪嘉靖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

嘉靖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他生性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因为无法忍受他的残暴，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的“宫婢之变”。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

严嵩一向被人讥为“青词宰相”，说得是嘉靖皇帝崇奉道教，热衷于玄修、炼制丹药。在那些颇为神秘的仪式中，经常需要一些焚化祭天的青词。青词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文笔华丽，而严嵩正好深谙此道，所以颇得皇帝喜爱。人们认为严嵩就是因为以此拍皇帝的马屁，才得以步步高升的。可是，当时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所有阁臣的要事，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媚，只不过他的文采更好一些而已。严嵩并不热衷于奉承，相反，他还曾非常刚正。

正德十一年（1516年），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许多其他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例如反对运楠木北上。或许是因为为官刚正，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才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到嘉靖四年（1525年），又升为国子监祭酒，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嘉靖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有不清白的行为。

进入北京后，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尽管如此，严嵩也并非一味谄媚，对嘉靖不正确的做法也会据理力争。例如“宫婢之变”后，嘉靖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嘉靖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嘉靖久不上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会引起民怨，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支持严嵩，认为徐阶太过于阿谀了。可见，严嵩也有刚性的一面。关于这一层，嘉靖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嘉靖对严嵩也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名为“琼翰流辉”，奉玄之堂名为“延恩堂”，赐字幅“忠弼”等。即使是嘉靖令他辞官之时，在谕旨里他还是说“嵩小心忠慎”，并且允许他乘驿车回家，每年还给他百石禄米。（《世庙识余录》有载）能得到嘉靖这样一位薄情寡恩的皇帝的优待，并非只是会拍马屁就可以得到的。而严嵩卸任赋闲在家时，生活也未见比其他首辅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