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也同样危机重重。

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注定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不能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吏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首先是吏治腐败。清朝统治者对政风向来不大重视，所以官员自上而下贪污成风。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康熙竟然几十年来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为官者完全丧失了廉耻之心，个个唯利是图。上至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下至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且贪污之巨空前绝后。仅和珅一人，为官二十年，贪污折合白银达十亿两，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即使在看起来还算清明的时代都如此腐败，可见清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政治、军事、科技上的落后也是“康乾盛世”的真面目。“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政治上难有作为。康乾时代的科举也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丢弃了原先的先进意义。文字狱等则让文人们只敢埋首于故纸堆中，不敢有发明创造，中国的科技水平几乎止步不前乃至倒退。清朝的军制更是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两百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

清朝时期，西方国家已经日益强盛。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简单而又愚蠢，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先后采取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播、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阻止与西方的交流。

为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清政府制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结果导致中西交流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是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