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告密

文化历史2022-09-17 14:22:26智慧百科

戊戌政变究竟是不是袁世凯告密

光绪戊戌新政的失败,各种记载,全说是由于袁世凯回津之告密,即学校历史课本,亦依据此说,可谓铁案如山矣。袁是窃国罪魁,久为国人所痛恨,这一件事,不过是他的卖主求荣罪恶之一,更用不着替他作辩护。但详考当时的事实,告密固然要变,即不告密也是要变,那该怎么看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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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等因荣禄是西太后的心腹重臣(西太后指定要荣禄做北洋大臣,统辖各军,这一着棋子,决不是无用意的),想要叫西太后屈服,非先剪除荣禄不可,所以于袁世凯超授候补侍郎后,谭去见袁,以所抄之光绪帝密诏相示。我在此处先要做一补充声明,此诏光绪帝当时是面交杨锐袖出去的,也即是谭所抄的原件,杨被杀后,即密藏他家,后于宣统元年,杨锐之子将密谕赴都察院呈递奏缴,监国摄政王遂交付德宗实录馆。实录馆的定例,只根据内阁发抄、军机处存档、懋勤殿内记注三种。此外不收另采录只字,就是明知是德宗(光绪帝)的亲笔,亦无法纂入。原件是用的大白折子,硃笔正楷,凡遇皇太后字样,均三抬头写。

朕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亦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不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等,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要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谭当时交阅抄渝,袁看过后,似不置信。谭即说是嗷谷(林旭)误事,未将原件拿来,实则原渝决无传渝袁世凯杀荣禄之说。谭又说:“你见了上边(指光绪皇帝),必有交派。”但袁日记载:“初五陛辞,皇上只说你与荣禄各办各事,未及其他则对于谭之所言,当然认为荒唐。

袁世凯

维新四章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中,以谭为最激烈,敢说敢做,而亦惟谭为最鲁莽。谭见袁时,要袁于九月阅兵时,保护圣躬,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此事分见梁启超著《谭嗣同传》,及袁世凯戊戍日记,大致相同,而详略则别)。说者谓太后将借天津阅兵时行废立,谗帝者则谓将于阅兵时囚太后。实则清代传统家法,标榜于外,第一是一个“孝”字,帝决不敢冒此大不韪。况帝乃太后所立,北洋大臣又是荣禄,此事亦决不可能。其时林旭主张用董福样,林曾口占一绝,写给谭嗣同,未二句是“请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即以为袁靠不住也。惟彼时莆福祥为荣渌部将,素听其指挥,董于庚子得罪后,曾有上荣相书。内言“戊戌八月,公存非常之举,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实公戈”。照此看来,即使依林的策划,对董加以宠擢,亦无济于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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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纪事本末载:“怀塔布及杨崇伊,先后至津晤荣禄,相与定谋,调聂七成军驻天津,飨福祥军移长辛店……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至颐和园见太后,请训政,太后令荣禄仍回津候旨。……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言起,太后垂帘之召下。”据上所言,怀塔布因七月十儿日为阻拦主事王照条陈,特渝革职(即硃谕内所说,本月十九日硃渝,太后已以为过重”之事)挟恨明谋,尚有可说。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时宵御史)何以亦凑在一起做投机的事,则不甚可解,又按训政时,系帝后并坐,并不垂帘,亦无任何人在旁。从前同治、光绪间两次垂帘,召见之人有亲贵常领,两宫太后说话,亦有人口宣,与此次迥异。以“垂帘”二字,各记载往往误用,不可不辨。

又八月初六日(旧历,下同)《国闻报》(在天津发行)载:“袁侍郎于初五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火车,至下午三点到津,文武各官咸往迎迓。”据此与袁日记相同。又八月二十三日上海《申报》,已有“袁初五陛辞出京,密告荣中堂”之语。惟稽之事实经过。谭嗣同晤袁(袁时住东城报房胡同法华寺),是八月初三晚,袁人宫请训,是初五晨,太后由园回宫r训政诏(用皇帝名义),是初六晨,中间仅隔初四一天。袁是否能于初四日秘密离京,赴津告密,尤属疑问,因彼时京津间并无怏车.尤无其他代替的交通工具可以当日往返也。

此事重要关键,惟在荣禄是否于初五晚间(即袁到津以后,决定训政以前,这短短几小时内)曾秘密赴颐和园(外间传说,荣便衣坐三等车,到永定门外马家堡车站下车,换乘骡车赴园〉。据袁日记,则初五下午到津后,曾赴督署谒荣,值达观察在座,未得谈,此或是袁有心为己掩饰,姑不采录。至于怀塔布、杨崇伊等之出入北洋军府,有所密谋.则系事实。

怀之内眷,与太后有内亲的关系,秘密联系,当然已非一日,诚不必有待于袁之告密而始发动。谭等所谓密谋,早已宣露于外,一般顽固旗籍大臣,因切身利害的关系,久欲得而甘心,加以西太后之老谋深算,事前毫不张皇,与谭等做事恰是个反面,谭等怎么能敌得过,怎么能不失败?当时传说杨崇伊(据先父的《崇陵传信录》载,尚有庞鸿书)袖疏交庆王奕劻,奕劻赴园面奏太后,请临朝训政。其所袖之疏,是否系荣禄密奏而由杨带京,则无从证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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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袁任总统时,张国淦曾以此事面询,据袁口答,彼所部7000人,全在小站,子弹尚储津局。荣禄所部,若聂士成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遥遥数百里间,处处牵制,焉能到达,即到亦焉能成事?况无皇帝谕旨及北洋军令,何敢擅动云云。按之当时环境,确是如此,不能说他是事后狡辩也。

现在说一句公平话,袁先投靠改良派,以君宪志士自居,曾表示一种忠义奋发的态度,所以谭等认为袁是绝好可靠的得力外援,进言特擢,以邀结其心,必当感恩图报。不料袁竟歪到太后一面,做他的高官,拥他的兵权,这不但是维新志士所认为血债未还(民国后,梁启超做袁手下的司法总长,周善培即极不以为然),即光绪帝亦对袁腐心切齿,以为戊戌维新失败的责任,在袁的身上。袁之为人,投机取巧,卖友卖主,在他的一生字典上,绝无“信义”二字,此自不待言。不过戊戌政变主因,是否因他告密,则尚有待于研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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