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西施的身世，可以说是扑朔迷离，充满了难解的疑团。

《吴越春秋》记载说，为了向吴王夫差进行“性贿赂”，越王勾践派使者在本国遍访美人，最后在诸暨苎萝山找到两个卖柴的女人，天生丽质，貌若仙女。这个勾践的使者显然就是范蠡，他用前代著名美人 “西施”的名字去重新命名他所遇到的乡间美女之一，借此完成了政治包装的第一步。

从此，这个卖柴女悄然死去，而一个崭新的西施经过范蠡的“克隆”，“重生”于吴越江湖，并且注定要成为灭绝吴国的美艳杀手。

尽管诸暨村姑窃取了前朝美女“西施”的名头，但她卖柴的形象仍然过于粗鄙。唐宋以来的世人，则多倾向于她是一名浣纱女，也即从事织物洗涤的女工。

王维的《西施咏》向我们表明了唐代知识界的立场：“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

明代梁辰鱼的《淀纱记》也支持这种叙事，它叙述西施本为浣纱女，和范蠡在溪边邂逅，眉黛含春，梨花带雨，范蠡一见钟情，不能自拔。此后越国危急，范蠡出于爱国大义，这才将西施进献给吴王夫差。浣纱不仅是一种美女的柔软职业，而且也是西施和范蠡定情的信物。

溪水和丽纱构成了美女“诞生”的优雅场景，其间清晰地浮现着西施的倩影。但西施和范蠡的关系，却始终是暧昧不清的悬谜。

当年吴国大兵侵入，即将灭绝越国时，越王勾践感到了深深的绝望，他本打算杀死妻子，焚毁财宝，然后用兵器自杀成仁。据官方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大夫文种劝阻了他的自毁之举，并且劝告说：“吴国的太宰伯嚭贪婪成性，不妨诱之以利。”勾践看见一线政治生机，便备下美女和大量珍宝，派文种带去交结伯嚭，结果吴王在伯嚭的劝说下收兵回国，给了越国休养生息、卷土重来的契机。

司马迁的著述虽然提到了美女，却无姓无名，跟范蠡和夫差也没有直接关联。《越绝书》沿袭《史记》的说法，也认为献美是文种所为，但却明确指出了被献者的姓名：“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

而东汉民间史学家赵晔的《吴越春秋》，其观点则与此截然不同，它暗示越国的相国范蠡才是该事件的主谋。

他下令让两位村姑穿上罗锻锦衣，学习优雅步态和歌舞技巧，以期把她们改造成合乎宫廷礼仪的贵妇，但它也刻意疏漏了一个重大细节：在此期间曾经发生过一段危险的插曲，那就是主持女间谍训练的范蠡本人，不仅偷偷爱上了西施，而且违反朝纲，擅自与之私通，两人双双坠人情网，差点儿酿成惊天大祸。

范蠡先是在“土城”和“都巷”两处宫台开设训练课程，对西施和郑旦进行“素质教育”，继而奉命把她们送往吴国。为了延宕日期，范蠡借口要对她们做进一步培训，大胆放慢了行程。

据说从会稽到苏州，短短两三百里的路途，美女护送队竟然走了整整3年，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汉唐地理书钞》所辑《吴地记》甚至揭露说，他们在路上还生了个儿子，到达现今嘉兴南部100里处时，这个婴儿刚满周岁，能够开口说话，于是路边的亭子被当地民众叫做“语儿亭”，以见证这个秘密爱情的结晶。

范蠡与西施的私情无疑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展开的。一旦走漏风声，他们将同时面临来自吴越两方面的杀身之祸。在这段长达3年的浪漫时光里，范蠡的焦虑想必在与日俱增。他必须承受一个无法规避的事实——把心爱的女人献给仇敌夫差。他的无奈和愁苦隐藏在历史的深处，仿佛在为这场雪耻复国的游戏增加价值筹码。

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终于走到了尽头。3年之后，在吴国的都城，范蠡隐忍着巨大的痛楚，心如刀割、面带微笑地把西施和郑旦一起交给夫差，美人西施心中也一样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哀伤。她是一件美丽而轻盈的礼物，被国际外交阴谋和间谍战推到了前台。她的悲惨命运，从与范蠡相遇的那刻就已经注定。

夫差不顾伍子胥的警告和反对，狂喜地接受了这两个来自于越国 的尤物，并且发出了心满意足的赞扬：越国进献这样的美女，是勾践对吴国尽忠的表现（《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他开始尽其所能地宠幸她们，表现出对女色的狂热爱好。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出乎越国领导人的意料。

《史记》和《越绝书》都指出，离间计的主要执行者，实际上不是西施，而是吴国的大臣伯嚭。

他在接受了勾践的大量贿赂之后，转而成为一个卑劣的内奸，开始施展浑身解数，力阻伍子胥的扩国计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与之相左，进而又挑唆夫差与伍子胥的关系，令他们君臣反目，直到伍子胥被夫差赐死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