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战国时期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英雄时代（传说时代）五帝，之后是夏、商、西周之事；到了平王东迁洛邑即东周，晋国纪年去记录春秋之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以魏国纪年记录战国之事，魏襄王二十年而止也。可以说《竹书》记录的是从五帝时代到战国魏襄王这段时间所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

发现：墓葬里发现，西晋咸宁五年（晋武帝，司马炎，司马昭之子），被盗墓者不准，在魏襄王木里盗出，因为魏襄王墓在河南级县，因此又叫汲冢纪年。竹书纪年原件于宋朝时丢失，只有一些副本得以保存。二十世纪前后，经朱右曾（道光年间进士）与王国维等人考察先宋文献，重新发掘、整理并校对出古本的主要内容。至于为什么会在宋丢失，大家等一下可以猜猜。

我们知道先秦史史料非常缺乏，《竹书纪年》记录了这一段的，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弥补史料上的缺失，其次他与近年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不仅如此他中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相似，这就可以相互印证史实、“不同纪年”校对准确时间、补充史料——可见其价值。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是吧，而这个问题也涉及到这本书的历史观，“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这就话很容易理解，说的是尧老了，舜就把他囚禁起来，还撺掇了它的帝位。再看看《史记》这么说这一段“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除去史记呢，《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说：“啧啧！你这位舜！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保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生活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说的正是我们从小熟知的禅让制吧。

其实就算不举《史记》、《论语》的例子，我们也能感受到《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并不在于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有内容不同，而是在于其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不仅仅只在禅让这一话题上不同，比如商伊尹放太甲这个故事，史记记载，太甲不修德政，伊尹劝告不听，于是他就太甲送人桐宫反省，太甲被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复位后的太甲，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但是《竹书纪年》的描述则为：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类此种种的故事还有文丁杀季历、共和行政、穆天子事等等。

说了这些就不难理解像是《竹书纪年》如此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自魏晋时期在传承了六百年之后，为何会在宋代又一次亡佚呢，相对于儒经典而言《竹书》太过异类，它冲破了古代儒家所维系的社会体系。我们还以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但是若论《竹》之言哪里有什么禅让？这种与儒家史学体系冲突极大的史书理所当然地被宋儒视为异端邪说，必欲除之而后快，可以说，《竹书》在宋代的亡佚绝非偶然。

当然，对于上古的历史，由于资料缺乏，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历史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不能兴一家言论、败一家说法，给做的是善用史料寻找证据，激活那些死在史书上的人圣人或者恶人以真实的灵魂和血肉，比起那些盲目崇拜和层垒唾弃，这才是给予他们真正的尊重，尊总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