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是通过军事手段统一全国的，这就使得秦朝的统治者过度迷信军事强权而不注重收拢民心。始皇扫灭六国后，始皇以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凌驾在六国人民之上，将天下百姓都作为他的奴役对象，并为此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剥削制度，以保证他的奢靡生活和秦军的军备给养。
经历了战火、流血和死亡的人们，本以为统一会带来和平，带来安定美好的生活，但他们没想到统一不仅没给他们带来了这些，而是给他们带来了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秦朝政府剥削百姓的手段主要有四种：田赋、口赋、兵役和徭役。
田赋，即土地税，这是历代政府都要征收的，只不过多少不同而已。人们之所以称秦为暴秦，就是因为秦代的田赋极重。据《汉书》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生产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都要上缴。
但实际上，按收成比例缴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统治者不可能挨家挨户统计粮食产量然后再按比例征收。通常情况下，田赋都是定额收取。汉代统治者为了宣传的需要，有夸大秦代赋税的嫌疑，但秦代的田赋确实极高。例如，按照秦律的规定，凡是授予农民的土地，无论其耕种与否，都要按授田之数缴纳赋税。这无形中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因为当时刚刚经历过战乱，全国人口相对土地来说是较少的，这就使每家每户分到的田地都很多。以当时的生产力看，过多的土地百姓是无力耕种的，反而成了一种负担。
此外，从秦末起义军的一些事迹也可推测秦代田赋之重。刘邦和项羽争霸期间，楚汉两军曾反复争夺一个叫荥阳的地方。荥阳是当时秦国中部最大的粮仓，据刘邦说，这里储存的粮食足够他的十几万大军吃四五年，可见其储粮之多。事实上，秦以军事立国，早就建立了完善的粮食供应和保障机制，各郡各县都设有大小不等的粮仓。例如，秦都咸阳和故都栎阳，都有巨大的粮仓，秦律规定：“栎阳两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无怪乎当刘邦攻入咸阳后，百姓纷纷献食犒劳军队时，刘邦说粮仓的粮食太多了，就不劳烦百姓了。此外，一些重要的城市，如陈留、太原、成都等，都设有万石规模的粮仓。
正是有了这样完善的粮食储备体制，秦律才有了这样一条规定：秦国的各级官吏以及为国家服务的一般人员外出办事，其吃住都由所经郡县负责。秦代戍边人员征发频繁、百姓徭役较多，这些人员的吃住都要由地方郡县供应，自然会消耗大量的粮食，由此也可见秦代粮食储备之多。
到楚汉争霸时，天下已混乱多年，但各地的粮仓依旧是满满的，这些粮食都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
秦代的田赋不只包括粮食。除粮食外，秦朝百姓还要缴纳一定数量的饲料和柴草，以供官府饲养牲畜和充当柴薪。
田赋之外，就是口赋。
口赋即人们常说的人头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有了户税，当时还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还不分家的就要加倍征收户税，但从这一点还无法推断当时是否有了人头税。到了始皇时期，人头税就正式成为新的税种。据司马迁的记载，“秦为乱政虐刑……百姓疲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睡虎地秦简《金布律》规定：“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由此可见，秦人收人头税时，是用畚箕按人头数敛钱，这些钱收上去之后是用作军费的。秦朝口赋的缴纳数额，史书并无明确的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代的口赋是不收粮食而收钱币的，这一点和许多朝代不同。
和田赋一样，即使我们看不到秦代口赋的详细征收标准，但可以从后世的史料中看出其征收之轻重。《通典》说秦代的口赋是“舍地而赋人”，说明其并不考虑百姓的土地有多少，而是无论贫富，征收标准都一样。在土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时代，这一规定对那些无地和少地的家庭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针对这种状况，汉代的董仲舒曾说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七国考》的记述更是说秦代的口赋把百姓逼到了生不如死的境地：“秦赋户口，百姓贺死而吊生。故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从这句话可知，口赋从以出生就要缴纳，其负担之重把人们逼到了“贺死而吊生”的地步。
除了这两项税收之外，秦朝的百姓还要负担许多临时加征的苛捐杂税，由此可以想象秦代百姓生活之艰辛，也就难怪陈胜、吴广起义会一呼百应了。
以上两项是赋。但所谓“赋役”，就是除“赋”之外还有“役”。“赋”已经使民不聊生了，更何况还有无穷无尽的“役”。
前文多次说到，秦朝具有军事帝国的性质，因此百姓的首要义务之一就是服兵役。《秦律》规定，男子成年后必须服两年兵役，一年在地方，根据不同地区或当时需要，做骑兵、步兵或楼船之士，满一年后，就要去戍守边疆或到首都咸阳做侍卫。
污染虽如此规定，但未统一之前，秦国连年征战，不可能只要求男子服两年兵役，否则以秦国人口计算，秦军不可能有七八十万甚至百万的规模。以长平大战为例，当时秦赵对峙三年有余，秦国如果执行《秦律》规定的话，战争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了。相反，昭王征调了许多未成年的男子上战场，这才保证了秦军完成对赵军主力的歼灭任务。
另外，《秦律》还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不能同时征发前往前线，但从云梦出土的秦简看，有一对兄弟就同时上了战场，他们向家里写信希望家里能寄钱给他们买衣服。从这一记载我们还能看到，秦代征发士卒后，兵器是统一的，但衣服等物品很可能有一部分是自费或自备。男子上战场是脱离生产的，此时家里的农活都要由老小负责，还要负担出征军人的部分费用，百姓生活之艰难、负担之重由此也可见一斑。
始皇完成统一后结束了列国混战的局面，但战争并未就此结束。不久，始皇就发动了北击匈奴、南平百越的战争，当时动用了也是近百万兵力，再考虑到后勤供应、各地留守兵力等因素，始皇必定是打破了服兵役的年限、身份和年龄限制。汉文帝时，晁错就曾上书说：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后又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财卤以富家室。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主父偃在上书汉武帝时也有类似说法：“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秦代兵役之重，百姓深受其累，深怀怨恨。这就为秦政权的覆灭埋下了又一个隐患。
如果说沉重的兵役是偶尔的（集中在始皇对匈奴和百越作战的始皇三十三年和始皇三十四年），那么繁重的徭役就是无日不有了。如果说北击匈奴、南平百越是“外攘夷狄”的话，那大规模的徭役就是名副其实的“内兴功作”了。
秦代的徭役，名目繁多，主要有“漕”、“转”、“作”、“事”四种。
“漕”和“转”就是通过水路或陆路将粮食、军需物资、建筑材料等运送到各个地区。当时秦律规定，成年男子除一生服两次兵役外，还要每年服一个月的徭役。秦统一后，对南北用兵，又连年不断f修筑各种工程，其耗费的粮食、建筑材料和各种军需物品数量极大，“漕”和“转”也就成为一项频繁而又沉重的工作。据史书记载，当时帝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百姓常常要向北部地区“漕”和“转”，这样的任务，物资损耗是极大的，在数千里之遥的运输线上，运粮“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途中耗费极其惊人。
如此长距离的“漕”和“转”，一个月的时间肯定是不够的，《秦律》规定的一年服摇役一个月的法令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为了保证“漕”和“转”的效率，《秦律》明确规定，徭役不能由他人代替，也不得雇佣他人。因为秦人大多徭役较重，找人代替就有两个困难，一是不容易找到人，二是替代人可能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但这一规定是极其不人道的，它使得许多百姓不得不带病上路，不少人都死在了服徭役的路上。
“作”和“事”，就相当于今天的土木工程建设。秦从统一的那一天起，各种工程建设就没停止过。
刚完成统一的公元前221年，始皇就开始仿造六国宫殿。一年后，始皇第一次向西出巡，“作信宫渭南”，又“作甘泉前殿”。
公元前219年，始皇初次东巡，在琅琊建造琅琊台。到彭城后临时征发百姓打捞泗水下的鼎。到湘山后，又征调刑徒砍伐湘山上的树木。
公元前214年，蒙恬收复河南地，筑长城。一年后，再次调集大量百姓北上修筑长城。
公元前212年，修筑直道、阿房宫，动用刑徒七十余万。在各地建造离宫，关中三百，关外四百。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前文提到过的，但这只是秦朝征发徭役的冰山一角。汉代贾山在其《至言》一文中说：
“一夫大呼，天下响应者，陈胜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殿高数十仞，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鹜驰，旌旗不桡。为宫室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死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铜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
说始皇是个史无前例的“工程皇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但这些工程要分别看待。修筑长城、开凿灵渠、修驰道、筑五尺道和直道等大型工程，虽然一时劳民伤财，但从长远看，这些工程或是有助于加强国防，或是有助于经济发展，于国于民是多少有些益处的。但修阿房宫、骊山秦陵、各处的离宫，则除了劳民伤财，于国于民没有丝毫益处。
这些劳民伤财的工程旷日持久，长城、灵渠、直道等工程，所花费时间不过三四年，但仅仅一个骊山陵墓，就修了长达三十八年。这些旷日持久的工程建设，每天都役使着成千上万的百姓。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当然还有民心，就这样消耗在了这些无休止的工程上，把国家一步步推向危险的边缘。
以上的例子，都是中央政府派发的徭役。实际上，百姓还要常常为地方郡县服务，承担一些临时性的地方徭役，如郡城和县城的城墙修缮、国家牧场里的管理、修缮，等等。
为了保证百姓按时服役，秦朝法律规定所有不应征服役的人，都要处以笞刑。服徭役时，如果失期，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失期时间越长，处罚就越严厉：“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服兵役时，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就是被这条法令所迫，不得不揭竿而起。此外，秦法严苛，即使残疾人也不能免除徭役。这与六国时期对残疾人的宽容相比，显得野蛮而又残酷。
除法律外，秦国还通过严密的户籍制度和傅籍制度来控制百姓，以保证各类赋役的顺利执行。
总之，秦帝国是新生的封建专制政权，它有新事物应有的强大生命力，却也有新生事物的不成熟和幼稚之处。在这种不成熟的统治之下，秦政权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强加给百姓不亚于战争的深重灾难，这就使得百姓的反抗成为一种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