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总是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徵死了，朕失掉一面明镜了啊！”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一代名臣魏徵病逝。与他相知甚深的唐太宗李世民颇为痛惜，流着泪说出了以上名言。

魏徵，字玄成，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比唐太宗大十八岁。他与李世民最初不是君臣，而是死敌。当年，李世民还是秦王，魏徵却是太子李建成的手下智囊，常劝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民。当李世民在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发动玄武门兵变，杀兄夺权后，便以胜利者的姿态责备魏徵等太子旧部说：“你们这些小人，为什么一贯离间我兄弟关系？”

魏徵慷慨自若地回答道：“皇太子殿下要是一早听从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祸事了！”

秦王李世民听完瞬间就被震住了，觉得这家伙是个人才啊！于是效仿齐桓公重用仇人管仲的例子，赦免魏徵之罪，让他在自己手下做事。

这时，魏徵已将近四十七岁，从此才开始了与李世民合作的生涯。随后，李世民做了皇帝，改元贞观。几年之间，魏徵不断得到提拔，历任给事中、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到了贞观三年（629年），魏徵被拜为秘书监，成为唐太宗宰相团的一员。

贞观一朝人才济济，名臣云集。当时，房玄龄、李靖为左右仆射，王珪为侍中，温彦博为中书令，戴胄为户部尚书，再加上魏徵，六名宰相共掌国事，都是极具才干、声望的名相。贞观四年（630年）的某一天，君臣宴会，唐太宗一时兴起，命素有知人之明的王珪点评在座诸人的优劣。王珪欣然应命，对诸相一一评价，结果大家都认为他评得公道。对魏徵，他的评语是：“每以谏诤为己任，耻君不及尧舜。”魏徵也的确如王珪所评，敢谏善谏，甚至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谏臣。

魏徵深信，明君、暗君的区别，不过在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魏徵劝谏太宗，小到他的生活起居，大到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可谓无所忌讳，知无不言，随时压抑太宗过分的欲望，纠正他的过失。太宗曾经感慨地对魏徵说：“你所劝谏我的，前前后后有两百多件事，如果不是你以至诚之心为国，哪能做到这样呢？”

简单举一个例子：贞观十二年（638年），四十一岁的唐太宗添了一个皇孙，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席间，太宗对魏徵大加赞扬。他说：“贞观以前，跟着我打天下的人，立功最大莫过于房玄龄；贞观之后，尽心于我，时时进献忠言，安国利民，乃至于成就我今日功业者，那就要数魏徵了！”过了一会儿，太宗又问魏徵，“近来所行得失政化，与往年比怎么样？”

按理说，正当嘉庆宴会，太宗春风得意之际，而且他几分钟前才狠狠表扬了自己，怎么着也得卖个面子吧？但魏徵毫不犹豫，当头就给太宗浇了一盆冷水：“如果要说行德义而使民心悦服，现在远不如贞观初年！”

接着，魏徵就滔滔不绝地直指太宗的错处，说他不再像早年间虚心求谏，功业虽盛，却比不上往年。结果，唐太宗由衷感叹，说除了你魏徵以外，没有人敢和我说这番话。我一定听你的，虚心改过。

除了就事论事，魏徵还常常创作长篇大论的专题论文，进献太宗御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贞观十一年（637年）所上的《谏太宗十思疏》。文中反复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并详细提出十个君主需要经常考虑的问题。唐太宗非常重视这篇奏疏，向魏徵表态说要把它长期放在桌案，经常阅读，引以为鉴。

然而，曾经多次表示会不忘初心，善始善终的唐太宗，却在晚年决策错误频现。一方面是因为太宗功成名就，逐渐骄逸自满，一方面是因为魏徵等元老重臣相继过世，再没有够分量的臣下能影响甚至改变唐太宗的决定。

最显著的例子是东伐高丽之役。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不顾群臣反对，统军亲征高丽，最终铩羽而归。悔愧交加的唐太宗因而感慨地说：“若是魏徵还活着，一定不会让我有这次亲征之行的。”

有魏徵这面明镜在，便能少犯错误。贞观前期的政治之所以胜过后期，魏徵等谏臣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