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位的60年间，即从1735年到1795年的60年间，大清国已经出现了极盛转衰的迹象。且不说朝廷中和珅当政，导致朝中政治混沌，就是乾隆皇帝本人晚年，也是志骄意满，思想僵化，听信阿谀，懒于进取，和珅等宵小环绕，更使得老人政治的弊端暴露无遗，大肆地挥霍，造成吏治腐败，人口膨胀，财政紧缺，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到乾隆退位之时，白莲教大起义烽烟四起，整个社会被视作是一个饥饿的盛世。而乾隆皇帝将这个危机四伏的大帝国留给了他的子孙，他的子孙们偏偏又没有他年轻时的那种天纵英才，帝国便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了。
与乾隆盛世下的帝国危机不同，在中华帝国的“一统天下”之外，西方世界正在崛起。乾隆在位的60年间，西方世界至少有几件事情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乾隆三十年，即1765年，英国纺织工人哈尔里夫斯发明了新式珍妮纺纱机，这标志着西方开始了影响整个世界命运的工业革命。
四年后，英国人瓦特开始了改良蒸汽机的实验，最终把人类带入了蒸汽腾腾的工业时代，而这时的清帝国，还在农业生产发展的繁荣景象中沾沾自喜；乾隆四十年（1775），在新大陆，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乾隆五十四年（1789），华盛顿就任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总统，两年以后，美国人通过了《人权法案》，而在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的这一年，法国也爆发了大革命，通过了《人权宣言》，过了四年，法国人将他们的国王送上了断头台，此时，乾隆皇帝还在严厉地执行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礼制，自视为万民的父母；乾隆二十年（1755），俄国建立莫斯科大学，德国培养出了自己的医学女博士，而乾隆六十年（1795）的恩科会试，乾隆皇帝还为有116位8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科举考试而兴奋不已。
世界在乾隆皇帝当政期间，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乾隆皇帝却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富有四海的迷梦当中，一次次的错过与世界携手的机会。
乾隆五十八年（1793），已经在工业革命的道路上开始腾飞的英国派出了庞大的使团，来到避暑山庄拜见乾隆皇帝，这是中英官方的第一次直接交往，而和珅全程参与了这次接待英国使者的活动。
此时的英国，是西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在七年战争中，打败了法国，获得了法国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在亚洲，英国已经通过东印度公司，基本控制了印度，并且怂恿廓尔喀进攻西藏，但这些都没有引起乾隆皇帝和清帝国的足够重视。
1792年9月26日，英王乔治三世决定直接和中国政府接触，他派出了庞大的访华使团，希望能够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与这个庞大帝国的通商。率领这支使团的是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他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这次访问中国，他们的目的虽然是与中国通商，但名义上却是为参加第二年乾隆皇帝83岁的大寿庆典。
清政府此时实行的是闭关二年沿海州贸有国人与外州锁国政策，乾隆二十（1757），清政府便关闭了众多贸易口岸，只保留广一地允许外国商船进行易，并且还严格规定，只十三行的商人可以与外贸易，而一般百姓不允许国人接触。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居留时间、住处与活动范围等等，都必须遵守规定。
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人的商船便曾停靠宁波，寻求贸易，但是被乾隆皇帝申令，禁止英吉利商船逗留。因此这次英国人采取了以进贡祝寿为名义，直接面见乾隆皇帝，希望借此打开与中国贸易大门。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士已经事先给时任广东巡抚、署理两广总督郭世勋通过一封信，信为英文和拉丁文各一份，其中写道：“最仁慈的英王陛下听说贵国皇帝庆祝八十万寿的时候”，“为了对贵国皇帝树立友谊，为了改进北京和伦敦两个王朝的友好来往，为了增进贵我双方臣民之间的商业关系，英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表亲和参议官、贤明干练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谒见中国皇帝，深望通过他来奠定两者之间的永久和好。”
这封信的口气是两国平等而非隶属、寻求通商而非进贡的。而信是由东印度公司的买卖头目百灵送来的，百灵熟悉中国情况，便将意思说成是英国国王因前年中国皇帝八旬大寿，未及叩祝，心中十分不安，今特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请求先为奏明。郭世勋自然不敢如实上奏，便上报说，英吉利国夷人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
于是这支通商的使团，便成了中华帝国四方来朝的又一支远夷。乾隆皇帝对这个从未进贡的远方外夷，十分感兴趣，在批复中，乾隆皇帝认为英吉利人的“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乾隆对英人的航海技术并没有任何了解，他虽然同意英吉利贡船在天津登陆，但说，“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因此敕令各口岸，一定要做好英国贡使的接待工作，并且特地督令各地重视，“天朝体制观瞻所系，不可不整肃威严，俾外夷知所敬畏”。
在乾隆皇帝心目当中，英吉利不过是外夷之一，要示之以大国威严，乾隆皇帝计划安排英国人同进贡的缅甸国王以及外藩蒙古王公等共与筵宴，可见在他心中是将英国同缅甸这样的属国视同一体的。此后乾隆皇帝又再次重申自己的命令，并且想到英国人可能会带有贸易货物，命令地方准许他们贸易，但要遵守规制。
经过九个多月的航行，马戛尔尼率领的四艘舰船组成的使团队伍到达了天津，他们乘坐中方船只经过通州，抵达了北京。时值盛夏，乾隆皇帝正在承德行宫避暑，便命令和珅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乾隆皇帝对和珅做出了指示，他指示和珅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对待英国人“不可意存玩忽，亦不可张大其事”，并且还特别要求和珅对待英国使团，“务宜留心款待，不可过于优待，转为所轻”。和珅牢记着乾隆皇帝的这些指示，并忠实的予以执行。
英国来贡，是这一年朝廷的大事，乾隆皇帝连发谕旨予以指示。但这当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原来外夷朝见皇帝需行三叩九拜的大礼，而英国人拜见国王却只需要行单膝叩拜礼，英国人不愿意以三叩九拜礼朝拜乾隆。中英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具体负责接待工作的徵瑞便将马戛尔尼的副使斯当东带到了和珅这里。
据说，和珅在承德行宫的一间小屋子接见了斯当东。和珅在屋子正中巍然而坐，两边分别是满汉大臣和英文翻译。和珅许久不曾说话，正襟危坐，看着徵瑞和斯当东。终于，和对徵瑞说：“徵瑞，觐见礼节，事关国体尊严，你们是否商量妥当？”徵瑞回道：“回中堂，觐见吾皇，向来需双膝下跪，叩首九响。”斯当东在一边急了：“敝国礼节与贵国全然不同。”徵瑞当着和珅的面，更有了底气，“依照礼制，凡是来天朝进贡，即便是国王亲自来朝，也许遵守体制，三拜九叩，何况贵使仅仅是贡使而已。”
斯当东也毫不退让，“敝国乃是独立之国，与贵国附庸之国岂可同日而语。若贵国一定以三拜九叩之礼强加，敝国绝不敢奉行。”
和珅见斯当东如此强硬，心中十分不快，便问道：“贵国觐见国王，施何礼节？”
斯当东答道：“敝国觐见之礼，屈一膝，伸手伸嘴，握国王陛下手，亲一下而已。”
和珅心中一惊，心想：“真是蛮夷，竟然如此有失教化。”
但是和珅是一个懂得变通之人，他明白如果因为这个小小的礼节问题，让乾隆皇帝大寿过得不愉快，那就太不值了。于是和珅决定说服乾隆，接受英国人的单膝下跪礼，但是绝对不可以亲吻皇帝之手。
乾隆最终同意了和珅的建议，在整个接见大礼上，乾隆皇帝高高在上，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进献的礼物和英王的书信，乾隆都让礼部尚书代收，基本未与英国使者发生直接交流。
而在后续的会谈当中，和珅始终虚与委蛇，带着马戛尔尼等参观承德行宫的风景与建筑，却对马戛尔尼提出的通商等议题并不接茬。最后马戛尔尼等人悻悻而返。一位东印度公司的随员写道：“马戛尔尼勋爵的这次访华，是受到了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地监视，最文明的驱逐。”
在这次关于觐见礼节的争议当中，乾隆皇帝的表现远比不上他的父亲雍正皇帝通达。据《大清会典》记载，雍正三年（1725），西洋意达里亚国教化王伯纳第多遣使来贡，《清史稿·志六十六·礼十·宾礼》记录这次会见说：“雍正间，罗马教皇遣使来京，世宗许行西礼，且与握手。”乾隆皇帝好虚荣又好大喜功的个性，决定了他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而在中英这第一次官方接触当中，和珅虽然通权变，接受了英国人的礼节，从而使得英国使者能够参与到乾隆皇帝万寿的庆典当中，但他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乾隆皇帝的万寿庆典上，有航海来朝的英吉利人出现，从而让乾隆皇帝更有面子，他并没有通过这次接触，与英国人深入交流，从而使中国能够搭上世界发展的快车。
当然，我们这样说，有些苛责古人，但是看看清王朝的历史，在康熙时代，康熙大帝是真的做到了抚恤万方无远弗届的，他不仅对西洋科学感兴趣，甚至还请西洋牧师为师，正是这种胸怀，才为后来帝国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而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虽然号称开疆拓土十全武功，却紧扣着天朝上国的帽子，不肯直面世界的变化，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为什么会极盛而衰，迅速地走向了末路，从乾隆皇帝对待英国使臣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