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外交流最多的国家就是苏联了。当时苏联在各方面大力援助中国搞建设,可谓是社会主义一家亲,中苏关系一时间被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但是在新中国建国5周年之际却发生了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中苏关系的恶化突发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赫鲁晓夫一直被看成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很看重与东方大国中国的友好关系,与列宁具有一样的战略目光。中苏两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8)的蜜月期,是以赫鲁晓夫1954年9月29日—10月16日首访中国、向中国提供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援助为开始的。
赫鲁晓夫开启了、制定了苏联历史上最为“亲中国”的外交政策,他改变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大党大国的居高态度,持平等和惠及兄弟国家的态度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赫鲁晓夫以扩大援华为目的,冲破阻力,放下身架,亲自率团访问中国,一反斯大林时代只有中共领导人前往莫斯科朝拜的惯例,展示了对华关系的诚恳平等姿态,他不只是加大了对华援助力度,而且鼓励苏联从官方和民间在广泛的方面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赫鲁晓夫的一系列举动,使毛泽东感受到了与苏联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平等气氛,得以一吐长久压抑心中的充当斯大林“小伙伴”的怨气,在对苏交往中真正挺起了腰板。毛泽东说:“第一次与赫鲁晓夫同志见面,就很谈得来。”
当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往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插曲,有一些不怎么“谈得来”的事,毛泽东回应赫鲁晓夫要中国输送100万劳工就是比较有意味的一例。
事情全过程内幕是这样的——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飞抵北京,在参加了新中国国庆5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后,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了最高级别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等人;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人。翻译是中国的师哲和苏联的费德林,师哲负责俄译中,费德林负责中译俄。
会谈的内容涉及非常广泛,主要议题是苏联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会谈为推进中苏两国的蜜月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谈到高兴时,毛泽东让服务员端上了酒菜,酒是茅台,菜是湖南腊肉,双方边喝酒边谈(毛泽东滴酒不沾,让周恩来代表他敬酒)。
也就是在这样的边喝边谈的轻松融洽会谈氛围中,突然冒出了一个令毛泽东生疑,后来又令赫鲁晓夫自己十分后悔的话题——赫鲁晓夫突然向毛泽东提出中国可以输送100万劳工至苏联西伯利亚,帮助苏联开发西伯利亚。
赫鲁晓夫确实是出于中苏友好情义,帮助中国减轻劳动力过剩的压力
赫鲁晓夫首访新中国,也是他第一次出国。赫鲁晓夫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始,就感觉到中国与苏联明显的区别不仅是自然条件要比苏联好,不像苏联,西伯利亚现在已经寒冷得让人不敢外出了,而且,中国人口特别多,在苏联,没有这么多的民居,这么多的人群涌现在面前。他想到了,中国这么多人,就有个怎么解决就业的问题。他想到1949年斯大林奇怪毛泽东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为什么不愿早日攻进上海;斯大林问:“为什么不打下上海呢?”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呢!”
赫鲁晓夫心想,看来,中国人口多,吃饭问题是个压力,苏联倒是地广人稀,可以与中国互补,引进中国劳工,是可以帮助解决中国的一些就业问题的。
赫鲁晓夫喝一大口酒,突然来了灵感,对毛泽东主席说,“你们东北靠我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打断翻译,问,“你说的是海参崴吧。”赫鲁晓夫马上说,“对,就是你们说的海参崴。我刚去过那儿,是一个不错的建在山岗上的海滨城市。”赫鲁晓夫边使劲剔着牙缝中的腊肉丝,边急切地说,“可是,可是,这座城市空空荡荡的,除了我们的太平洋舰队的驻军,人口实在是太少了。苏联人不愿意到远东和西伯利亚来,苏联不到2亿人口,对于2200万的国土面积而言,是太少太少了。西伯利亚面积有1200多万平方公里,而你们中国相比较而言,4亿多人口就偏多了,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调剂,西伯利亚可以向兄弟的中国人民敞开大门,欢迎中国人民到西伯利亚来工作,来生息!”
毛泽东望望刘少奇、周恩来,回过头来对着赫鲁晓夫,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于是问道,“噢,这是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晃晃肥大的脑袋,看着毛泽东,又看看米高扬等人,说,“这个事我还没有与我们的苏共主席团的同志们商量,我只是现在突然想到,提个建议,我看是可行的,这样做可以把我们两个国家更紧密地连结起来,我们只有共同发展,我们的力量才是无可匹敌的。”
赫鲁晓夫说得兴奋,端起龙井茶喝了一大口,手舞足蹈地说:“好茶,我们苏联中亚地区种植茶叶,就是中国人来种的,种的是红茶,中国人使我们有了喝茶的习惯,所以,现在我们说茶这个词就是用的中国音。这非常适合我们高寒地区的饮食。苏联人民应该感谢中国人民,而这种合作发展的事情,在今天更应该在更为友好互利的情况下,进一步开展起来么,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样,毛泽东同志,我们可以从中国招募100 万名劳工到西伯利亚去帮助开发森林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失业问题,二是帮助解决西伯利亚缺少劳动力的问题。”
周恩来一听,眼睛一亮,赫鲁晓夫倒是看清了周恩来的表情,更兴奋了,声音不由提高了起来。而米高扬在一旁瞪着眼,像是牙痛,直咧嘴,干着急,又不好发作插话,这事怎么能干?斯大林30年代毫不留情地把居住在海参崴的30万中国居民赶回了中国,就是防止这片土地被中国化,更是为了杜绝中国人以后对这片曾经的领土再有想法。
赫鲁晓夫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根本就没有顾得上看米高扬的古怪表情,也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眉头在拧紧。赫鲁晓夫继续说:“这是一举两得、互惠互利之事,就像你们中国人吃饭,盘中的菜放在桌上大家都可以挟着吃,不像我们一人一盘,大家一起挟着吃有意思,更合理么。更何况中国有4亿多人,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中国现在是‘一穷二白’,人民要就业,要吃饭,这不要紧的,有我们苏联的支持,中国的生产会发展起来的。同样,有苏联提供大量工作机会,中国是不会怕人口多的压力的么。”
赫鲁晓夫暗自得意,这无疑是个令人拍手称快的好建议,帮助中国解决了人力过剩的问题么,苏联加中国,这是何等的力量,不用说,毛泽东肯定会拍手称快的。
毛泽东心中酸涩,心情激动,当即予以拒绝
恰恰相反。此时,毛泽东思绪飞旋,酸涩之感涌上心头。赫鲁晓夫根本不会想到,毛泽东的想法与他的想法是相悖的。
尽管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但毛泽东从来不会把在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与过去装在船上被称为“猪仔”运往国外干苦力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年轻时在上海黄浦江边看到过中国劳苦大众走在“过山跳”上危险劳作的情景,也看到过黄浦江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是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加拿大的铁路,美国的铁路,都是谁修的?都是华工在漫天飞雪冰窟窿一样的北极寒冷之中修建起来的,包括修建了中国土地上沙俄的“中东铁路”,可谓是一寸路基一寸白骨啊。
这种事还能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继续发生么?
毛泽东的想法是,中国人得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设才有意义。听到赫鲁晓夫这么个建议,他心中先是一凉,之后是辣热,继而酸涩。想到这些土地上已经埋葬了无数中国人的孤魂,难道我们还有往这些土地上送上新的魂灵的道理么?
毛泽东抽着烟,陷入了1949年12月出访苏联时横穿西伯利亚时的所见所思。长久沉默之后,他摁灭烟头,平静大度地对赫鲁晓夫说道:“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西文人士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是贫穷落后的同义语。中国人口过剩,失业普遍,饿殍遍野,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
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我怎么向中国人民,向我们的民主党派去作解释?当年我们提出对苏政策‘一边倒’,民主党派中不同意和怀疑的声音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在朝鲜战场上承担了全部地面作战任务,一共有36万中华好儿女洒出了他们的青春热血,包括我的儿子毛岸英,他们牺牲在朝鲜的大地上,把朝鲜的白雪都染红了啊。
现在,如果我们马上又要为你们的西伯利亚建设输送100万青壮劳动力,而我们百废待兴,正需要组织生产建设,需要精壮劳力。如果我答应您的建议,我们的内部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认为你们是在欺负我们,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对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听费德林将毛泽东的话翻译完,正举着叉子伸向腊肉盘子的手缩了回来,一点食欲都没有了,很不是滋味;热腾腾兴冲冲的他原来想得挺实在挺单纯,被毛泽东从民族大义的高度和历史复杂感情的角度当头一盆冷水浇下来,浇了个透凉。这可是东方人的思维啊,他绝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会有这么深的民族历史底蕴和政治意义。
赫鲁晓夫耸耸肩,皱皱眉头,心中的不快漫延开来,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怎么就屡屡会弄拧了呢?好多事情一谈就别扭。赫鲁晓夫内心感到很委屈,他根本就没有想这么远,他认为他不过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符合中国利益的建议而已。这难道不是两全其美吗。
这100万劳动力的话题搞得赫鲁晓夫手足无措,搞得毛泽东心中郁闷。那天会谈结束后的正式宴会,毛泽东为赫鲁晓夫准备的是北京二锅头,本来应该很热烈的晚宴,因赫鲁晓夫的这个话题而气氛尴尬。赫鲁晓夫兴致不高,基本上没有举酒杯,毛泽东本身滴酒不沾,周恩来劝赫鲁晓夫的酒也勉为其难,这酒,喝是喝了一点,但没能真正喝得起来。
赫鲁晓夫心有不甘,回住地继续研究这个问题,遭到米高扬坚决反对
回到住地,放不住心事的赫鲁晓夫立即召来随行的苏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尤金,商讨进一步说服毛泽东派100万劳工进驻西伯利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