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九洲是江西于都县人，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员。他亲历的几件往事，周恩来的伟大人格，让刘九洲铭记一生。

崂山遇险

1937年5月，身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要到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在那艰苦的年代，不像现在这样有小轿车，革命圣地延安只有几辆大卡车，还是旧的。启程时，周恩来的随行人员有红军副总参谋长张云逸，还有孔石泉等同志。车上有一个警卫班。

汽车从延安出发向南奔驰。刘九洲第一次乘车，他望着公路两旁的树木纷纷向后倒行，感到很新鲜。不一会儿，汽车就穿过三十里铺，驶向崂山。崂山山势不高，但树木繁茂，这里距延安约30公里。刘九洲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遇上敌人怎么对付，在车上怎么射击？

汽车隆隆地向前开进，刚进入谷地，就听见树林里发出“啪”的一声响声。顿时，大家都警觉起来。

接着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密集的子弹朝汽车呼啸而来，司机当即中弹身亡。周恩来沉着果断地说：“快，下车还击！”

说时迟，那时快。周恩来迅速拉开车门，跳下车，指挥大伙向敌人还击。敌人的子弹从前、后、左边3个方向向我方射击，手榴弹左一枚右一枚在汽车跟前炸开了花。刹时，飞沙走石，硝烟四起。周恩来一行共有25人，敌人比我们多七八倍，敌众我寡，不能和敌人纠缠。孔石泉同志立刻掩护周恩来冒着弹雨，顺着山沟转移到树林里。

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强大的火力，继续向我压来。我方大部分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当刘九洲和张云逸准备撤退时，敌人一梭子弹扫了过来，刘九洲被掀倒在沟里，昏了过去。

我驻三十里铺的红军听到这里枪声四起，火速赶来营救。毛泽东得知周恩来遇险，急忙派骑兵前往增援。原来，袭击周恩来的是一股国民党土匪。他们专在这一带烧杀抢掠，偷袭我边区红军。土匪从壮烈牺牲的陈参谋身上搜出一张名片，一看“周恩来”3个字，便以为陈参谋就是周恩来。土匪害怕我军增援部队，就慌里慌张地逃回了山林。

我增援部队把刘九洲和牺牲的同志，用独轮车运回三十里铺。刘九洲从昏迷中睁开眼睛，看见周副主席俯下身子，凝望着一个个烈士，紧紧地攥着已牺牲的陈参谋的手，难过得落了泪。然后，周恩来又俯在刘九洲的身边，亲切地询问伤情。刘九洲腰部和臀部几处受伤，周恩来安慰了他几句，就对周围的同志说：“快送九洲到延安医务所！”

延安医务所是中央首长治病的地方。刘九洲转回延安的第2天，周恩来就到医务所去看望。刘九洲在半昏迷中隐约听见周恩来问医生：“九洲脱险了吗？”周恩来第3次去看望时，刘九洲还动弹不得。他想极力起身，周恩来忙将他按下,要他好好躺着养伤。一位党的副主席几次看望一名警卫员，怎能不叫人感动呢？刘九洲抑制不住感动的泪水，激动得哭了。周恩来见此情形，连忙掏出手绢给他拭去脸上的泪珠。

经过一段精心治疗，刘九洲痊愈了，又重新回到周恩来身边。

雾都挨炸

1940年夏天，号称“火炉”的山城重庆，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当时，身任党中央副主席的周恩来还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虽说实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但他住的曾家岩不但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而且是日本飞机轰炸的重点目标。

重庆是个雾都，上午大都雾蒙蒙的，这天却一片晴朗。周恩来和郭沫若同志正在接待客人。突然，警报器“呜——呜”地响了起来，大家只得迅速转移到附近的防空洞里。

防空洞是个不太大的石洞，人在洞里能清楚地听到敌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炸弹轰地一震，屁股上坐着的小板凳也随之跳了起来。炸弹响个不停，防空洞里的人也跟小板凳不停地“跳舞”。

突然，郭沫若手掌一拍，啪的一声，口里叫着“嘿，击落一架！”大家一听，都很振奋，忙问：“在哪儿？在哪儿？”好几个人还把头伸到洞口，争着看击落的敌机。

“在这儿呢！”郭沫若对着手心中被打死的一只蚊子说。郭沫若幽默的话语，在防空洞里激起一阵笑声。

刘九洲下到防空洞后，一直惦记着房屋的安全，担心炸弹落到房子上。他一头钻出洞，看见日本飞机还在上空来回盘旋，不时地俯冲下来，投弹轰炸，火光冲天，炸弹的爆炸声如天崩地裂。透过滚滚硝烟朝前一看，附近的房子起火了。他向洞口大喊一声：“着火啦！”

随着喊声，周恩来第一个钻出了防空洞，并向洞里吼了一声，“都上来救火！”边喊边朝楼房里跑。周恩来飞快地冲上3楼，和刘九洲一道把文件装进箱子里，搬了出来。叶剑英同志和郭沫若也都跟着冲上楼抢救文件。由于抢救及时，蔓延过来的火被扑灭了，房子也保住了。

事后，周恩来表扬了大家奋不顾身的精神，特别表扬了刘九洲。周恩来说，今天要不是刘九洲，文件都变成灰了。

牵挂属下

敌机轰炸重庆后没几天。一天晚饭后，夜幕笼罩着山城。周恩来来到刘九洲跟前悄声说：“九洲，换上衣服出去一趟。”九洲一看首长穿一套灰色中山服，一副学者打扮，便知周副主席要去会我们自己的同志。他赶紧换上一套工人装，扮作“随员”，跟着“学者”乘坐小汽车出发了。从汽车上下来后，他们开始步行，为不暴露目标，周恩来和刘九洲连手电也不打。穿过一个院子，快进另一个院子时，周恩来停住了脚步，转过身细声说：“……到上面路口等我。”这是一条能通汽车的大路，在这路旁等人太显眼。刘九洲灵机一动，就钻进路口的茶馆里，要了一壶茶，一边喝，一边等。茶水喝了一碗又一碗，时间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还不见周恩来的影子。刘九洲心急火燎，坐立不安。

嘟——嘟！突然，一辆小汽车瞪着两只闪亮的眼睛开过来了。刘九洲一看是我们自己的车。他一招手，小车就停住了。“快上车！”司机说。接着又对刘九洲说：“你可把周副主席急坏了！”“周副主席回去了？！”刘九洲欣喜问道。

“已经回去了，周副主席还以为你被特务绑架了呢！”司机说。刘九洲心想自己做保卫工作没做好，这下可不好交代。想着想着，车子开到了曾家岩。听到汽车停下的声音，周恩来立即从办公室迎了出来，笑容满面地说：“啊呀，可把我急坏了，回来了就好。”周恩来不但没有批评刘九洲，还这样关心他的安危，刘九洲激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周恩来是怎么独自回去的呢？原来，周恩来和刘九洲分手时，叫刘九洲“到上面路口等我”，这句话前面还说了“叫汽车停在路口”。刘九洲因右耳在过去打仗时被敌机的炸弹震坏了，失去了听力，因而没有听清周恩来说的前一句话。周恩来办完事独自走到路口时，没有看见汽车，又担心特务盯梢，就步行径直回住所去了。

发生这件事后，刘九洲的心里负担很重,自己的疏忽和失职,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内疚的心情总是在脑海里流荡。可是,周恩来还是和以往一样，对刘九洲关怀备至。当刘九洲提出因家里很穷，没有念过书，想去延安学习时，周恩来欣然同意了他的要求，把刘九洲送进了延安党校。

耐人寻味的照片

记者拜访刘九洲时，一眼看到他家的墙上挂着一张刘九洲和周总理、邓颖超同志的合影，刘九洲没有站在边上，而是站在了中间最“抢镜头”的位置。

1951年4月，北京颐和园春光明媚。刚从部队调到公安部工作的刘九洲，就在这里做警卫工作。一个星期天，邓颖超同志陪客人来颐和园。刘九洲和邓大姐阔别6年了，亲人相见，一言难尽想念之情。邓大姐听说他已经结婚，还有了小孩，就高兴地来到九洲的家里，抱起一岁多的女孩亲了又亲。刘九洲几次提到周总理，分别6年啦，甭说心里有多想念。邓大姐似乎猜透了他的心。

第2个星期天的上午，刘九洲忽听窗外有人喊了一声：“刘九洲！”

刘九洲一听，这不是总理的卫士长何谦的声音吗？他像箭一般跑到屋外。

何谦笑着说：“快走，总理和大姐都来了！”刘九洲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总理和大姐跟前，激动得只是张开嘴笑，却说不出话来。周总理紧紧地握着刘九洲的手上下摇动，深情地望着曾经患难与共的警卫员。

他们顺着山路缓缓地向前走着。刘九洲向总理汇报分别以后的情况。总理不时地问这问那。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万寿山的顶峰。总理指点着湖光山色说：“来，我们就在这最高的山顶上照个相，作留念。”

刘九洲说起当时照相的情景时感慨万千，他说：总理和大姐并排站着，中间留了个刚好站一个人的空档。刘九洲觉得自己是总理的警卫战士，就站到邓大姐的左后侧。大姐看着他笑了起来，亲切地说：“你站这儿可不行！”轻轻地拉他到中间。刘九洲想，这不合适，就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周总理见他退到后面，又连连说：“不行，不行！”顺手将他一把拽到中间，并轻轻向前推了一下。周总理爽朗地说：“这样照出来，我们就一样高了。”

“我们就一样高了”这句话包含着多么深刻的含意，道出了真正共产党人和下级没有高低贵贱，完全平等的关系。在照相这件细小的事情上，也表现出周总理——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