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发动叛乱。由于事先没有防备，安禄山的军队势如破竹，很快便打到了潼关。唐玄宗见势不妙，仓皇出逃。

逃至长安西北的马嵬驿时，疲惫饥饿的士兵把宰相杨国忠斩杀，又逼玄宗赐死杨贵妃。而杨贵妃的两位姐妹，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也被乱兵所杀。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兵变。

马嵬兵变，是唐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的结束和唐肃宗统治的开始，在唐代政治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兵变的历史真相，历来是唐史学界积极讨论的课题，不少学者已经做了十分深入有益的研究。

756年，安禄山大军西进，唐军守将哥舒翰虽组织了强有力的抵抗，但最后还是失败，叛军直逼都城长安。玄宗见势不妙，连夜带着杨贵妃姐妹和皇子皇孙们奔蜀，禁军将领陈玄礼、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杨国忠护卫在左右，大家乱作一团，急急地朝蜀中逃命。

途经马嵬驿时，饥饿疲乏的禁军将士发动了一场军事动乱，他们要求玄宗处死杨国忠和杨贵妃兄妹两人，否则大家都不走了。玄宗在禁军们的逼迫下忍痛下令杀掉杨家兄妹，这一历史事件史称马嵬驿兵变。

不过在关于谁是兵变幕后主谋的问题上，大家出现了分歧。

那么到底是谁在煽动士兵们发动兵变？

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场自发的士兵哗变。由于士兵们饥饿不堪，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组织指挥下，士兵们发动了这场群众性自发性的救亡运动，没有幕后主使者。这种说法显然流于现象，因为在封建专制时代，一个禁军将军是不可能发动这场兵变的，因为他既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兵力来逼迫皇帝，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地位有发动兵变的必要。

一些人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兵变是早有预谋的，是一场有计划、有指挥的军事行动。马嵬驿离长安城不过一百多里，走一天工夫就能到达，禁军不可能这样娇嫩，也不可能当时已饥饿到要发动兵变的地步。

有人提出，当时唐玄宗身边的宦官高力士是兵变的主谋。著名唐史专家黄永年先生认为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大权宦，对当时的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唐朝自长孙无忌、褚遂良被高宗贬死后，外朝宰相久未能参与内廷政权核心，其权力只限于一般日常政务。

此时李林甫、杨国忠均欲染指于政权核心，自必引起高力士的妒恨。李林甫、安禄山等人都是由高力士推引而登上高位的。高力士在唐代首开宦官掌管中央政权的先例，“每四方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

朝中官吏上呈的奏折都要先经过高力士，然后再上呈给皇帝，小事就由他直接决断了，这实际上已经是后来所谓的“内相”了。朝中有了内相，必然会与外相也就是宰相为了争夺权利而发生冲突，特别是遇上想弄权的外相，如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就一定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双方的对立发展到使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公开对李、杨进行攻击，要求玄宗表态，说明此前双方在私底下早有过多次斗争倾轧。因此，高力士有兵变的动机。而他又深得玄宗赏识，手握大权，也就有了谋划兵变的实力。

高力士和禁军的关系是怎样的?黄先生认为自开元十九年(731年)禁军首脑王毛仲、葛福顺等与高力士争宠不胜被贬逐后，禁军在另一长官陈玄礼统率下早投入高力士怀抱。因此马嵬驿事变就是高力士在天宝十三年(754年)攻击杨国忠未达到目的后，乘安禄山叛乱之机指使陈玄礼利用禁军所发动的一次清君侧行动。

由于息扈从禁军全在高、陈掌握之下，肃宗还毫无实力可资凭借。对当时兵变的陈玄礼来说，他是不需要毫无实力可言的太子的支持，而且兵变发生后，陈玄礼与太子的另一位宦官李辅国之间更不存在特殊关系，故太子绝不可能是兵变的后台主谋人物。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幕后主谋是当时的太子李亨。他比高力士有更大的权力，也更有发动兵变的理由。发动兵变的主谋势必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要与杨国忠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就是说，他要有置杨国忠于死地的理由。这是发动兵变的动机，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

二是要有控制和调动禁军的能力，这是使预谋付诸行动的实力。高力士与李亨谁更具备这两个条件呢?

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条件。高力士与杨国忠的矛盾在玄宗后期并不十分突出，更没有到“内相”与“外相”相抗衡以至于不可调和的程度。高力士虽然拥有不小的权力，但并不具备操纵政局而与宰相抗衡的实力。

他所做的只是上传下达以及辅佐玄宗处理一些细小政务之类的工作。他与杨国忠虽有矛盾，但还不至于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史籍中，也没有两者刀剑相向的记载。

相对于高力士而言，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则要尖锐得多。玄宗末年，皇位继承权的争夺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李亨继位的过程是艰难的。唐玄宗在开元三年(715年)册封次子李瑛为皇太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李瑛被废为庶人，皇太子之位顿时悬空。

当时的宰相李林甫等人极力主张立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为太子，但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李林甫深知不佐太子的后果是可怕的，要消除这场灾难，只有将李亨拉下太子之位，拥立李瑁，因此他不断地阴谋推翻李亨。

而此时，杨国忠为了谋求高位，依附李林甫，积极地参与其中，与李林甫一起想方设法欲制李亨于死地。后来杨国忠、李林甫为争夺权力失和，但在反对李亨为太子这一点上，杨国忠始终没有改变。李亨为了保卫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只有消灭杨国忠一条路可以走。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想传位给李亨，杨国忠听闻此事后大惊。如果李亨即位，就意味着杨氏家族的败落，杨国忠也会性命不保。于是他赶紧通过杨贵妃“衔土请命”，终于使玄宗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必然引起太子愤怒，只有铲除杨国忠，李亨才能尽快即位称帝。

潼关失守后，杨国忠建议玄宗移驾蜀地。蜀是杨国忠的势力范围，是他的发迹之处。如果李亨随之入蜀，不要说即位无望，就是性命也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李亨怎么肯深入虎穴。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李亨只有除掉杨国忠。

可见，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一直十分突出尖锐，他比高力士更有理由欲置杨国忠于死地，他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大大超过高力士。

其次，从控制禁军的能力来看，李亨也比高力士更具备这个条件。众所周知，在玄宗即位前朝廷便有规定，亲王、驸马不能掌管禁军。这条禁令在玄宗时期一直坚持实行并没有解除。但是，在玄宗仓皇出逃蜀地的时候，他却给了李亨的两个儿子建宁王、广平王指挥调动禁军的权力。

由此可见，李亨完全有条件通过两个儿子调动部分禁军来发动兵变。因而，李亨成为兵变主谋的可能性远远超过高力士。

除以上两个条件，我们还可以从兵变以后的受益情况来比较。马嵬兵变是一次成功的政变，兵变后的最大受益者一定就是幕后主谋者。在兵变之后，高力士仍随唐玄宗到了蜀地，不仅没有获得任何实际的政治利益，反而处境艰难。

而李亨自兵变后分兵北上，彻底摆脱了其父的控制，在灵武自立称帝。显然，他是马嵬兵变最大的获益者，兵变的幕后主使，自然非他莫属。

也有人赞同李亨是事件的主谋者，但对禁军将领陈玄礼的看法有所不同。一些人认为陈玄礼不是李亨的私党，而是玄宗的心腹侍从，很可能当时只是一个被迫的支持者。有人更进一步认为事变中玄宗幸免于难，主要是得益于陈玄礼的忠心护主。也有人认为陈玄礼是听命于李亨的。

一种观点认为，兵变的主谋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香港学者章群认为马嵬驿事变，实太子宦侍与河西将士共成之，其主要人物，则为李辅国与王思礼，但假陈玄礼之手来完成的。

由于王思礼为王忠嗣的部将，因而一直想除掉杨国忠。陈玄礼是获得了太子许可后行事的。他的结论是:“观乎李辅国日后之跋扈，必有所恃，是虽告于太子，而辅国为谋主，但无思礼河西之兵，陈玄礼未必为同。”从这种观点推论，内地有学者认为事变是太子和李辅国共同策划和发动的。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李辅国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参与兵变的除李亨外，还有建宁王倓、广平王俶、张良娣等，李辅国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夸大。

也有人指出，马嵬驿事变中夹杂着太子李亨与宰相杨国忠之间的尖锐矛盾，而且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太子是支持了陈玄礼发动兵变，也为自己消灭了最大的政敌，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太子不是那股政治潮流的后台或支柱，参与谋划和主谋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兵变的前后过程中，也看不出陈玄礼与太子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丝毫不见太子具备控制与指使禁军的条件。事后陈玄礼也没有跟随李亨到灵武，却一直紧跟着唐玄宗。

高力士是马嵬驿事变的支持者，他的确与杨国忠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性质是属于内廷宦官和外朝宰相的矛盾，但高力士是否让陈玄礼对杨国忠下手，单凭推论是不够的，很难令人信服。高力士确实具备控制与指挥禁军的条件，但没有史料可以证明高力士在暗中策动与指使陈玄礼搞兵变。

其实大可不必去寻找兵变的后台主谋。以六军将士为主体而发动的兵变，实质上是各种势力反对杨国忠的一场群众性运动，并不是个别人能够煽动起来的。

陈玄礼曾经慷慨陈词:今天下崩离，皇帝出逃，国家蒙难，人民死亡，这一切难道不是杨国忠专权所造成的吗!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这种呼声，喊出了广大军士们的真诚愿望。

兵变一结束，陈玄礼就向玄宗谢罪，说杨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未已”。因此禁军发动兵变是为“社稷大计，请矫制之罪”。

杜甫称赞事变中的陈玄礼说:“桓桓陈将军，仗铖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他赞美陈将军在兵变中的忠烈举动，肯定了事变的救亡性质与重大意义。如果他真是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后台人物的指使，杜甫说这话就实在是太迂了。

尽管兵变只有半天，很快以大家山呼“万岁”就结束了，但这件事本身的影响很大，它标志着唐玄宗统治时代的结束，唐肃宗新时代的开始。兵变的确至今仍是一个大谜，令人猜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