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简介

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管仲(约公元前723年或前716年-公元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颍上人，周穆王后代。是中国古代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后世誉为“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

管仲在齐桓公支持下，于丞相任位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战国策》、《国语·齐语》、《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左传》等都有记载他的生活传记。

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齐国工商业繁荣发达，依靠国家垄断商业及经营(计划经济)而致富成为强国。

管仲改革的具体措施:

政治行政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

管仲整顿行政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总结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

国中“慈孝”、“聪慧”、“拳勇”出众者，由乡长推荐试用，称职的委任为吏，任用称职的又可以晋升，直至升为上卿助理。选贤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人才来源，这一制度成为日后科举制度的雏形。

兵制改革

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

社会政策

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

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

外交主张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侵燕的北戎，“存邢救卫”，制止了狄人的侵袭，又举兵击败了兵力强盛的楚国。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会各国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会齐桓公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战略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孔子称赞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何来评价管仲改革?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