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突然想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局部正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世界中。今天，我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鉴于近年的诸多事件，所谓“三战”的言论开始高频次出现在“无所不知”的出租车司机和中年饭局中。通常，我们只当其为过把嘴瘾的胡侃笑谈。
但当一位重量级人物以严肃的口吻谈及时，似乎就没那么好笑了。这个人物叫方济各，家住梵蒂冈，头戴小白帽，职业是教宗。
教宗，在我们这个近乎全民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个神秘而遥远的存在。他一般只会在新闻里偶尔露个慈祥的笑脸，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场面话，向民众招招手。
而从这句耸人听闻的语言中，我不禁联想到某些诸如“教会秘密掌控世界”的三流阴谋论。特别是在许多游戏中，教宗的形象可远称不上正面。
在一款尚未发售的游戏《教宗:权力与罪恶》中，玩家将扮演16世纪初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在光鲜亮丽的白袍下，尽是糜烂生活、阴谋诡计、血腥刺杀和恐怖火刑。
而在《最终幻想10》和《鬼泣4》中，也有以教宗为灵感的“加伦思·戴斯利”和“教皇”。他们的设定都是表面仁慈，背后不择手段攫取权力的野心家。与历史上的大多数教宗不能说是完全一致，只能说一模一样。
无独有偶，去年某好事外媒也杜撰了教宗方济各被日式JRPG整破防的洋葱新闻。据称，教宗打发时间玩游戏时，发现里面的大反派就是教会，为此“感到心碎”。
不过，这就激起了本讲武堂（副）堂主的好奇。现实中的教宗与教会，到底是不是游戏中所描绘的邪恶大反派？教宗的一言一行，真有改变世界局势的能力？让我们穿越两千年时光，一窥这传承千年、在欧洲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宗教组织。
稣哥的故事
从前有座山，叫美索不达米亚。山里有座庙，叫原始多神教。庙里有个老和尚，叫亚伯拉罕。某日，亚伯拉罕宣称世上只有一个神。在被收拾之前，他麻溜儿地举族搬家到巴勒斯坦另起炉灶。
亚伯拉罕的部族繁衍生息数百年，以他的重孙子“犹大”名为犹大族，信仰犹大教，建立犹大国。至于中译的“犹太”，则是多次转译后的翻译问题，下文仍以“犹太”相称。
后来罗马崛起，灭了古犹太政权，但保留了犹太信仰。犹太人很不爽，一直谋求复国。
公元1年，一个叫约书亚的犹太男人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这个名字是当时最常见的犹太名。后来希腊人管约书亚叫作
“耶稣”，这个译名得以流传全世界。
耶稣，江湖人称稣哥，人类历史以此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而抛去所有传奇神话和寓言故事，稣哥有据可查、有史所载，为世界史家公认的有三个事实：
稣哥在历史上确有其人。
有位叫约翰的人在约旦河上为稣哥施洗。
罗马犹太行省第五任总督本丢·彼拉多将稣哥钉死在十字架上。
稣哥这辈子就整了一个狠活儿。这个狠活儿让他搭上了生命，也永远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
稣哥作为一个本该老老实实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却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兼救世主，下凡是为了普度众生，免得让大伙儿在灭世来临时遭受审判下地狱被烤熟。
罗马人很生气。因为稣哥拉了12个小弟，游击队似的到处宣扬反动思想，鼓励犹太人团结在他旗下，是不是要造反？而且，稣哥还宣称罗马人信的神算个屁，到处宣扬他的自创宗教。
犹太人更生气，气炸了。我们犹太民族从古至今兢兢业业供奉耶和华他老人家，就是盼着末日来临后全族得救。这下好了，耶稣居然宣称自己是耶和华儿子，还搞什么“三位一体”。这完全是扯淡，异端，歪理邪说，必须出重拳！
宗教和政治，各有两大势力必须要弄死他。
抗罗根据地游击大队长稣哥牺牲后，十二门徒漂流四方。在欧洲、北非和中东建立了更多根据地发展信众。从此，所有相信稣哥自创理论的人统称为基督徒，基督教在十二门徒远去的背影中诞生了。
神的牧羊人
十二门徒中有一人名叫伯多禄，他是稣哥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耶稣被捕后，他怂了，三次声称自己不认识稣哥，直到稣哥牺牲。这一块儿在神话中的解释是稣哥死而复生后，叮嘱伯多禄要“牧养我的羊”。
羊，即迷途信众。牧，即率众入道。
伯多禄为深入贯彻耶稣重要思想，决定也要效仿他整狠活儿——去罗马本土传教！
伯多禄在罗马城建立教会传教，极度排他、高度统一、组织化的一神论基督教对当时的多神论造成降维打击，信徒发展很快。罗马人很讨厌这些刺头，隔三差五就杀一批。但基督徒就像韭菜，割一茬涨一茬。
严肃来说，早期基督教的排他性、与当局对立的意识形态、扩张性、反罗马化等因素，决定了罗马人从维稳、政治和经济角度上无法与之共存。
伯多禄在公元64年和许多同志一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许多年，被追授为圣人、罗马主教，以及罗马教廷第一任教宗。但在当时，所谓的“教宗”只能身穿破衣烂衫，和信众们在罗马的下水道里捉迷藏。三百年来，几十位教宗几乎全部殉难，无一善终。
耶稣诞生后313年，《米兰敕令》让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传播。这当然不是什么神迹，而是历代教宗近乎狂热的信仰和坚持，让基督教的政治影响力直线上升，直到可以为当局所用的结果。这是个双赢结果，基督教会得到财产权和诸多政治、经济特权，罗马帝国思想上的凝聚力也得以提高。
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召开“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欧洲主流国家的世俗和宗教领袖悉数参加。这是基督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大会，通常要解决争议教义和政治矛盾，就像今天的联合国安理会。而罗马教宗圣希尔维斯特一世作为会议的主导者之一，拥有最终裁决权。
这次会议解决了当时吵翻天的“耶稣到底和他爹上帝一样具有无上神性，还是他爹的神性更大”的问题。在解决更多争议之后，将已经确定的教义解释统编为《尼西亚信经》，作为基督教义的官方解释。此外还颁布了早期的教会法，对所有神职人员做了规范。
值得一提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为避免冲突，下令将三个死活不接受耶稣和他爹神性定论的人流放。这是世俗权力干涉基督教内部事务的先例，也是日后教权与王权相爱相杀的开端。
从此之后，基督教作为欧洲中世纪的最高意识形态开始与王权合作，所向披靡。
两百年后，西罗马帝国烟消云散，但罗马教廷却在走马灯似的蛮族政权中稳如泰山。8世纪中叶，曾经的法兰克部族已经成长为法兰克王国，几乎统一了西欧。此时的意大利却不太平，伦巴第蛮族要求教宗斯蒂芬二世交保护费，否则拿他脑袋当夜壶。
斯蒂芬二世实在没招，冒生命危险翻越阿尔卑斯山，找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求助。丕平痛快同意，率军荡平伦巴第军队，将后者的地盘，也就是北意大利的一大片土地交给教廷，史称丕平献土，这片土地就是后来教皇国的法理来源。
800年，教廷与法兰克王族的联系进一步加深，教宗利奥三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将王冠戴在查理曼一世的头上，称他为皇帝，加洛林帝国诞生。从此，教廷得到世俗权力的政治\军事保障，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也得到了教廷背书。
天下太平时，可以维持这样的合作。但如果兵荒马乱，世俗权力的衰弱也肯定会影响教权。加洛林帝国完蛋之后，教宗也不能独善其身。每一位掌权者都逼迫教宗受自己控制，但教宗也利用教权予以反制，双方爆发的“叙任权斗争”是中世纪重大的政治冲突之一。
而政教之争最出名的案例，就是“卡诺莎之行”。
所谓“叙任权”就是对主教和其他圣职的任免权力，历来由神罗皇帝掌控。但教宗额我略七世对这种世俗政治交易干涉教权的传统很不爽，决定将权力收回。这下惹毛了皇帝亨利四世。他给教宗寄的信中写道：“朕，亨利，托上帝洪福之国王，与朕全体之主教，晓谕于汝，下台！下台！且汝永遭诅咒。”
额我略七世气坏了，在1076年对亨利四世处以破门律，也就是绝罚，逐出教会，宣布罢黜亨利四世的王位。德意志诸侯很开心，顺势发起叛乱，亨利四世傻眼了。没招，亨利只能带着少数随从翻过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求见教宗。
当教宗打开窗台，只见皇帝在数九隆冬身披粗袍，赤脚苦行。三天之后，教宗才邀请亨利进来并赦免了他。不过在几年之后，亨利四世率军攻破罗马赶走了额我略七世，后者又调集诺曼人夺回了罗马。
叙任权斗争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122年的《沃尔姆条约》。皇帝放弃圣职任命权，教会也允许皇帝出席圣职选举，并干涉有争议结果的权力。
叙任权斗争以双方各退一步告终，结束了教权与王权长期相互渗透、共生互利的关系。皇权的衰落不可挽回，地方领主的权力进一步加深，开启世俗官僚化进程。而教会也借此吸纳了大批平民信徒，教权威信空前提高，而这将是下一个时代的先声。
1088年，教宗史上的重量级狠人上台——乌尔班二世。
作为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发动者，这位老兄给人的印象就是愚昧的狂信徒。但实际上他是同时代最开明、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之一。乌尔班二世先是调集军队将神罗军队从教皇国赶走，然后大刀阔斧地改革。
针对腐败不堪、死气沉沉的教会，乌尔班二世搞整风运动，禁止买卖神职、打击贪腐、禁止神职娶妻等等，使教会风气焕然一新。而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让已经分裂的东西教会重归一统，让罗马教廷得以号令从北海到黎凡特的“整个地球”。
1095年9月，乌尔班二世来到法国南部的克莱芒城召开集会。挑动三寸不烂之舌，以睥睨天下的口才和极具诱惑的物质承诺说得台下观众热泪盈眶，大会以山呼海啸的“上帝的旨意！”告终。
不过话说回来，教宗再强也不可能仅凭一次演讲就发动十字军，后者无疑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但在这过程中，乌尔班二世的确起到了无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宗教领袖的社会影响力绝对不能忽视。
走下神坛
教宗叱咤风云的时代就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奇迹胜利，当远隔重洋的战士化为中东沙漠上的枯骨，教宗的权威也必然随着十字军国家的命运一起衰败。讽刺的是，教宗能煽动普通人参加十字军，但他们自己的安全却无人保证。
同样因为叙任权斗争，乌尔班二世的继任者巴斯加二世在1111年就被神罗皇帝劫持，监禁了两个月。再加上罗马贵族的威胁，多任教宗不得不离开罗马，如过街老鼠般在意大利游荡，去愿意收留他们的城堡避难居住。
至14世纪，因十字军运动的低潮，教宗的世俗统治力也大幅下滑，在与世俗领主的斗争中十分被动。教廷勉强和神罗皇帝达成和解后，又要面对野心勃勃的法王菲利普四世。后者要求教宗慷慨解囊，给他付钱来支持对英战争。教宗博尼法斯八世说你隔这跟我开玩笑呢，拿我当ATM？宣布“所有人类都要接受罗马教宗的救赎”。
1303年，博尼法斯八世对法王和整个法国处以绝罚。菲利普四世反手就派人攻入教宗住所，把他扔进牢里虐死了。随后，法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干嘛还要这样打来打去呢，我扶持个自己人不就得了。于是两年之后，法王本人的朋友上台，这就是克莱门特五世。后者带着整个教廷搬到法国阿维尼翁，此后67年，六位教宗都没回到罗马。这就是著名的阿维尼翁教宗，别称“巴比伦之囚”。
但教宗终究属于意大利，属于罗马城。
14世纪下半叶，北意大利顶流修女圣·加大利纳往来奔走，说服各大势力不再与教宗为敌，并不断写信督促教宗额我略十一世返回罗马，重建教皇国的权威。教宗深感惭愧，自己还不如一介女子有魄力，遂下定决心，拖着病躯，带着教廷水陆并进，在1377年返回罗马，阿维尼翁教廷成为历史。
红衣主教选出的新教宗是乌尔班六世，但这哥们非常激进，一上来就要革他们的命，下严令禁止收受贿赂等措施。红衣主教们悔得脚后跟和肠子一样青，思来想去，还是孔方兄更重要。于是红衣主教溜回阿维尼翁，又选举了克莱门特七世当教宗，宣布这位才是真的。到15世纪初，红衣主教觉得这两位都不是什么好鸟，就跑到比萨宣布废掉他们，又立了第三位教宗。
三方隔空对骂，互相绝罚，混战不休，搞得狼狈不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北欧和英国都支持罗马教宗，蓄意搞事的法兰西叫上那不勒斯、西班牙和阿拉贡支持阿维尼翁教宗。而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神罗选择比萨教宗。这就是西方教会大分裂。
闹到1414年，大家发现都是同一个套路，破不了招儿啊。再打下去，谁都捞不着好。大家冷静下来，在康斯坦茨召开国际会议谈判，最后决定让三个事儿逼全都滚蛋，选举玛尔定五世为新教宗，彻底结束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混乱。
此后，历代教宗又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恢复昔日荣耀，并在罗马站稳脚跟。
这一通闹，大家都累了，都明白过来和气生财的道理。既然如此，教宗也不搞什么煽动演讲，不妄图与国王们争权夺利了，就呆在老家认真经营教皇国。在文艺复兴时期，历代教宗大都出身罗马本土权贵，如《刺客信条》玩家们熟知的美第奇家族、波吉亚家族等。他们的“金苹果”是精明的算计、狠辣的阴谋和高超的政治权术。教宗前所未有的投入到世俗生活中，有人情妇盈门，私生子遍地，有教宗甚至还亲手杀过人。
通过对艺术和建筑的投资、对军队的运营和复杂的联姻，教皇国本身已经是不容小觑的世俗力量，教宗本人几乎成为政教合一的究极领袖。教皇国在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日渐攀升，成为诸国争斗的调解者，而不是单纯的神学机构。
16世纪，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烈火烧到了罗马城。新教徒每天用360种办法花式辱骂教宗，路德派、改革宗、再洗礼派和卫理会一致声称教宗本人就是“敌基督”，要求废除教宗和教廷制度。
教廷也没有木然地接受这些攻击，实际上内部改革的呼声古已有之。一些有抱负的教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加速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和行政改革。包括建立神学院，对文盲圣职加以培训；成立道德委员会打击贪污腐败和滥发赎罪券；还建立耶稣会，向穷人和医院提供资金等。如著名的铁面教宗西斯笃五世以雷霆手段将境内的强盗绳之以法，对所有堕落圣职重拳出击，还花费重金拓宽街道、建立广场、喷泉，以线性和原型透视美学为基准，重构了整个罗马城的基础建设。
但另一方面，仍不可忽视教宗的阶级局限性。他们虽然多有改革和妥协，但对天主教会的基本结构、圣礼制度、秩序和教义绝不退让半步，为此不惜一战。是时，整个中西欧的天空都被火刑柱的黑烟熏染出了无数个窟窿。新旧势力的对决让战火烧透了德意志，八百万人化为齑粉。硝烟散去，近代军队建设和现代主权国家理念在废墟中屹立。
历史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前进，而瑟瑟发抖的旧秩序，即将面对更加猛烈的革命风暴。
1793年，法国驻罗马外交官尼古拉斯在街上挥舞手中的三色旗帜，宣传革命与共和。但路过的保守派罗马人当即按住一顿狠揍，竟然将其打死。四年后，拿破仑兵临城下，三色旗遮天蔽日，教宗庇护六世屈膝请降。年底，法兰西大军开进罗马城，建立罗马共和国，将教宗绑起来扔进法国囚禁而死。
新旧思想猛烈碰撞的结果是妥协。根据1801年协定，罗马天主教仍然是法国的主要宗教，但教宗的权威已经不属于崭新的法兰西。三年后，天地倒转，拿破仑在共和国里做皇帝，庇护七世在巴黎圣母院为他加冕。
1808年，因为教宗拒绝执行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导致整个教皇国和罗马城被法国彻底吞并。法国皇帝一脚给教宗的大袍子踹开线，说他是弟中之弟，宣布教宗不再拥有任何形式的世俗权威。而庇护七世在监禁时仍然称拿破仑为“我亲爱的孩子”，还补充道“一个有点固执的儿子，但仍然是个儿子”。
1813年，轮到拿破仑的宏图霸业在莱比锡被欧洲联军踹开线。一年后，拿破仑抵达厄尔巴岛，教宗抵达罗马。值得一提的是，庇护七世将被拿破仑解放的犹太人重新关进隔离区，但他本人终生严厉谴责拿破仑恢复的黑人贸易和奴隶制。
欧洲的革命浪潮并没有随拿破仑而去，资产阶级革命更加猛烈、持续地冲击维也纳体系的溃朽大堤。教廷也只能抱紧如风中残烛的神权残余，在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潮中亦步亦趋地进行保守改革。
1846-1878年在位的庇护九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久的教宗。他年轻时意气风发，在教皇国进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改革。他尊重科技，提高农业生产；废除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赦免一切政治犯；建立大学；修桥补路铺建铁轨改善商贸·····甚至还颁布了《教会国家世俗政府基本章程》宪法。这一系列操作不可谓不进步，尤其是对于教廷，这个进步人士眼中最顽固的反动派来说。
但凡事过犹不及，庇护九世对意大利革命党的持续让步导致自己陷入更大的被动。因为教皇国的存在与意大利统一本就背道而驰，从来就没有妥协的余地。教宗察觉自己被耍了之后，整日以泪洗面，对着各国公使痛哭流涕，还发了癫痫。
到1848革命之春，由于教宗拒绝对奥地利开战，结果革命党人当街刺杀教皇国的开明派内政部长，瑞士卫队被解除武装，庇护九世出逃，绝世猛男朱塞佩·加里波第开进罗马城，宣告罗马共和国诞生。但一年之后，共和国就被拿破仑三世推翻。心灰意冷的庇护九世回到罗马后放弃改革，恢复了保守的镇压政策。
60年代，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以意大利王国的胜利告终，统一之路只剩下一个主要障碍：罗马。普法战争爆发后，保护教宗的法国势力撤出。意大利占领罗马后在1871年出台了《教宗担保法》，教宗仍然被视作自治的独立君主，他的人身安全得到尊重。庇护九世意识到，教宗世俗权力的崩溃是大势所趋，于是他逐渐将天主教会扳回到它最开始的状态，也就是全世界信徒的精神堡垒。
在庇护九世和那一代圣职的努力下，教廷作为中世纪的老古董，颤颤巍巍地登上了新时代的航船。晚年的庇护九世被问及下一任教宗能否遵循坚持独立的老政策时，老教宗如此回答：“我周围的一切都变了，我太老了，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教廷的未来将掌握在继任者的手里。”
1878 年 1 月，庇护九世重病之际，听闻他一辈子的老对手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二世也进入弥留之际，长叹一口气，宣布免除了对国王包括绝罚在内的所有宗教诅咒。一个月后，老教宗撒手人寰。
不负庇护九世嘱托，下代教宗良十三世是一位成熟的外交家。他长袖善舞，一面积极改善与欧洲列强的关系，一面执行老一辈的自保政策，避免教廷被激进的反宗教分子烧成灰。即便如此，庇护九世的棺材仍被激进分子拦截，他们高喊“意大利万岁！教宗给爷死！”，要将棺材扔进台伯河。瑞士卫队拼死阻挡，坚持到民兵来援。
良十三世在1891年的通谕《新事物》中探讨了劳动阶层的现状，剖析了劳动力和资本、政府与其子民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时下的当务之急是改善“工人阶级不公平地被苦难与不幸所压迫着”的问题。他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也反对放任的资本主义。支持改善工人待遇，同意组建工会，支持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这份通谕被认为是当代天主教社会教育的基石，他也被誉为“工人教宗”。
总之，良十三世的智慧和外交手段帮助他重新获得了因教皇国垮台而失去的大部分声望。在左和右两股思潮中取得了教廷的一席之地。
1914年11月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堂发布通谕《呼吁和平》。他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欧洲文明的自杀”，称“他们拥有现代军事科学所设计的最可怕的武器，他们努力用恐怖的技巧来摧毁对方。没有限制毁灭和屠杀的尺度；每一天，大地被新流出的鲜血浸透，满是伤者和尸体。” 教宗徒劳地恳求所有参战国“看在上帝的份上”停战，但梵蒂冈的小小呼吁声，早被马克沁的咆哮掩盖。
教宗奔波求和，结果法国人骂他为“德国狗的教皇”，德国人骂他是“法国猪的教皇”。良十三世抗议无差别空袭、抗议毒气、抗议种族仇杀、抗议俄罗斯的饥荒、抗议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他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信，但没有任何卵用。
他只能耳闻尘世苦难，注视人间沉沦。唯祈祷而已。
外交举措失败后，本笃十五世尽全力进行人道主义援救，例如照顾战俘、交换伤兵以及向饥饿人口运送食物。到战争结束时，梵蒂冈处理了大约 600,000 封信件。其中近三分之一与失踪人员有关。大约 40,000 生病战俘得以遣返，还向他们的家乡送去了 50,000 封信。
本笃十五世在任内主张拉近东西方教会的距离，致力于国际和平。他去世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徒为他竖立雕像，纪念他“为全人类的保护者，无分国籍与信仰”。
战间期的庇护十一世解决了困扰意大利与教廷几十年的重大外交问题，也就是教廷的实际管辖权。1929年2月11日，他与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协议》，创立梵蒂冈国家，保证罗马教廷拥有完全和独立的主权。庇护十一世承诺它会在国际关系中永远中立，承认法西斯政权是意大利的统治者，确定天主教为意大利国教等条款。这项条约长期确立，直到今天。
随着战争的阴云再次笼罩欧洲，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到1937年发送三篇通谕，谴责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和无神论，特别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十足的异端，因为它“从教会和耶稣基督那里夺走年轻人，并向他们灌输仇恨、暴力和不敬。”二战爆发前，继任者庇护十二世连续对纳粹的政策发送55次抗议，声明“基督徒不可能参与反犹主义；在精神上，我们都是闪米特人。”
二战期间，除了尽可能对战争地区施以援手外，庇护十二世还通过外交手段秘密保护了几十万犹太人的生命，将他们隐藏在修道院、郊区学校和医院里。同时， 还提供了让犹太人最快皈依天主教，以避免被迫害的政策。战后，以色列外交官平查斯·拉皮德在他的书中写道，天主教徒至少“在拯救至少 700,000 到 860,000 名犹太人免遭纳粹迫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4年7月，罗马首席拉比破天荒地亲自前往梵蒂冈觐见教宗，感谢他为犹太人所做的一切。教宗回答说：“我唯一的遗憾，是未能拯救更多的犹太人。”
冷战时代，教宗的目光第一次走出欧洲，以审慎的姿态观察着风起云涌的世界变化，守序中立的参与全球国际事务。他们反对核威胁、反对一切战争。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鉴于人类科技和物质产出的飞速提升，教廷也提出了让教会适应不断发展的新时代，并热切关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民族主义问题。教廷不再是意大利人的专属，吸纳了更多美洲、非洲等地的教士。
此时，教宗的对外宣讲不再以宗教为唯一准绳，也不再片面地谴责某些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地强调“人类公理”作为普世准则。
1978年上任的教宗“可敬者”若望保禄一世非常亲民，推动了教宗“人性化”。他是第一位拒绝使用尊严复数“royal we”（朕）自称的教宗，而是使用“I”（我）。若望保禄一世也是第一位拒绝接受传承千年加冕礼的教宗，只进行了一个俭朴的就职弥撒。他还拒绝乘坐12抬教宗御轿，但在教廷的极力劝说下，为了让更多人看见他，勉强使用。
若望保禄一世在位仅33天便去世了，死因蹊跷，至今是谜。
任期在1978-2005年的“大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有许多第一。包括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的教宗、第一位波兰裔及斯拉夫裔教宗，第一位游历全世界许多地区的教宗，第一位到访希腊的教宗，第一位向东正教忏悔历史上天主教十三项罪名的教宗等等。而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出行，则是波兰之旅。
1979年6月，若望保禄二世前往波兰朝圣，这是苏东阵营的首次教宗巡礼。他莅临华沙，在波兰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轰动。人说到底总要寻找心灵的慰藉，毕竟现实是困苦的，是需要排解和发泄的。只是对当时的波兰人来说，他们受够了那位格鲁吉亚的神。
教宗对着十余万波兰人高呼：
“我在哭泣，我，波兰土地的儿子，还有我，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我从千禧年的深处呼喊，我在五旬节前夕呼喊，我和你们一起呼喊：让你的灵魂降临！让你的灵魂降临！他将更新地球的面貌！阿门。”
一席语毕，人潮翻涌，山呼海啸，掌声15分钟而不息。这掌声，如炸雷，震撼着苏联在波兰业已松动的统治。此情此景一如八百年前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的演讲。若望保禄二世虽然不能原地变身为大BOSS横扫克里姆林宫，但他所代表的精神归宿却是传承千年，更加持久且更具威力的力量。这可以称为新时代的“神迹”。
十二年后，红旗落地，苏联解体。
人类在东欧建立的社会实验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的。若望保禄二世又表达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病毒”的警告，包括：世俗主义、冷漠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以及无神论。总的来说，教宗试图回避两种思想，主张复古的“仁爱”理念。
21世纪是变革的时代。所有事物都在经历不可避免的解构和重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近乎一天一变，极端激进与极端保守每天都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爆发激烈冲突。教宗作为欧洲传统价值观的代表之一，也在与时俱进地接受变革。今天的方济各不仅是第一位拉美教宗，年轻时更是“解放神学”的拥趸。
他对同性婚姻持开明态度，为穆斯林洗脚，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宣布教廷认可进化论与大爆炸理论。而且还大力推行教会娈童事件的解禁与改革，决定根除泛滥的神职性侵现象。作为宗教领袖，方济各大力抨击放纵的资本主义和拜金主义，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绝对自治的市场和金融投机的意识形态”。呼吁并身体力行地救济穷人，呼吁改善工人和一切受压迫者的待遇。
为此，方济各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宗，或“左翼教宗”。
2013年，孟加拉国的一处服装工厂因建筑倒塌而造成了几百人死亡。方济各怀着沉痛心情公开讲到：
“在孟加拉国发生悲剧那天，一个标题真切地打击到了我，即‘每月靠38欧元生活’。那就是死去的人们每月收到的工资。这就叫做奴隶劳动。在当今世界，这种奴隶制违背着上帝赐予我们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创造、工作、尊严。多少兄弟姐妹感觉自己处在这种情况下！压迫劳动、拖欠工资，精神和物质的压榨···因为他们只看资产负债表，只看如何赚钱。那就是对上帝最大的亵渎！”
回顾历史，第一位教宗曾跟随耶稣，在罗马的暴政下拯救受压迫的人；今天的教宗仍以耶稣之名对抗压迫众生的资本主义。两千年的时光，见证了教宗从人间走上神坛，又从神坛返回人间，继续以神之仆的名义对抗苦难。也许圣经只是一册故事，也许上帝只是一个幻想，也许教宗也只是个神棍头子。
但不论是西方的耶稣还是东方的佛陀，其“劝人向善、弃绝邪恶”的内核却如出一辙。
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