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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这座城市，养育三个孩子，一年的花费是多少？

陈琪，一位生活在上海的90后三孩妈妈，在社交平台上算了一笔经济账：2021年，一家五口的全部开支达到了48.1万元，月均4万元。其中，房租9.6万元，请阿姨打理家务10万元，老大学费及杂项8万元……

这个令普通白领们望而却步的数字，却是五口之家精打细算后的花销。

“大家听说我们有三个孩子，第一反应都是‘你们家有矿吧’。”陈琪的丈夫祝平提及周围人的反应，“我每次都毫不掩饰地和他们说，我们没房没车没存款，有的只是三个孩子。”

陈琪和祝平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在大学期间相识相恋，并决定留在上海这座城市打拼。大学刚毕业，两人就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他们完成得比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要早，包括“计划之中”的二孩和“意料之外”的三孩。

陈琪形容，生孩子是“四年一届奥运会的节奏”。大女儿今年十岁，就读于上海一所私立小学；二儿子六岁，出生于二孩政策开放后；小女儿一岁半，出生时间比三孩政策发布早七个月。

“尽管生老三的时候，三孩政策还没正式出台，但因为当时江西本地生二胎的家庭都很少，他们（江西当地计生办）还是乐于看到更多孩子出生的。”陈琪老家在江西上饶，三个孩子都是在那里出生并落户，夫妻俩并没有因为意外到来的三孩受到处罚。

得知自己意外怀上三胎的时候，陈琪在一家上市公司的子公司任法务经理，这是她成为全职妈妈七年后重回职场的第8个月。一开始的孕期反应让她以为自己生了重病，检查后发现是意外怀孕时，她松了口气，但随即情绪又变得非常复杂：一边是脱离职场多年后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作机会，一边是一个意外降临的生命，家庭的经济压力、个人的职业发展以及带孩子的人手不足等等现实顾虑让她陷入两难。

经过一个月的犹豫和纠结，陈琪和祝平最终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一个生命。”

为此，陈琪放弃了法务经理的职位，再次回归家庭成为全职妈妈，全身心地照料三个孩子；祝平则成了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他作为职业律师的收入是全家全部的收入来源。

对于这个身处上海的小家庭来说，养育三孩面临着经济与精力的双重考验。

陈琪一家目前租住在上海内环的两室一厅中，八九十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对一家五口来说有些拥挤。

2021年，陈琪一家去广西北海的涠洲岛旅游，大女儿拍下爸爸和妈妈的海边背影。（受访者供 图）

每天晚上，陈琪领着小女儿睡一间卧室，祝平领着儿子睡一间卧室，大女儿自己睡在客厅。客厅的橱窗里，钢琴上，茶几上都摆满了孩子们的玩具，数量很多但整整齐齐，这是陈琪每天收拾两次的成果。靠近阳台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床，用白色的蚊帐隔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这就是大女儿的“卧室”。

陈琪和祝平因为这样的安排而对大女儿心存愧疚，计划等她上初中以后，在学校附近租一个更大的房子，给她独立的空间。

夫妻俩之所以选择在上海租房，而非买房，更多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

目前租住的两室一厅，月租金是8000元，但如果想买下这套房子，夫妻俩将背负每个月两三万元的房贷。

“就现阶段来说，租房可以住到一个居住面积更大、地段更合适的房子，所以还是以租房为主。”祝平表示，租房是现阶段更为经济的选择。

有二孩的时候，陈琪和祝平曾一度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他们看来，房子虽不是必要，但却是归属感的一种象征，一个稳定而非临时租来的居所，多少能减轻在一个城市的漂泊感。

不巧的是，2016年上海出台限购政策，规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需要连续缴纳5年及以上社保或个人所得税才具备购房资格，他们当时并不满足这一条件，加上当年上海的房价大涨，位于松江郊区的房子，房价几乎翻了3倍，价格超过3万元一平方米。

对比之下，距离上海近100公里的浙江嘉兴当时的房价只有8000元一平方米，且没有限购政策，乘坐30分钟的高铁即可抵达上海。陈琪和祝平商量一致，在嘉兴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二手房，不需要装修，可以直接入住。

搬到嘉兴后，祝平每天在上海-嘉兴两地往返——5点多起床，先骑20分钟自行车到嘉兴火车站，乘坐5：50分的绿皮火车，耗时50分钟左右到上海，接着再搭乘1小时15分钟的地铁到公司。

祝平每天通勤往返时长近五个小时，占据了一天五分之一的时间。他可以选择时间更短的高铁，从嘉兴到上海只要30分钟，但因为票价是绿皮火车的三倍，成本太高，他选择承受耗时更长的火车。

那段时间，孩子基本上看不到爸爸。祝平早上出门时，孩子还没睡醒，晚上到家时，孩子又已经入睡。通勤时间也极大地挤压了祝平的休息时间，他只能在火车上、地铁上抓紧时间补眠。

2018年，祝平试着在嘉兴本地找了一份工作，结果收入减半，工作强度却翻倍。综合考虑下，他和陈琪决定继续回上海租房住。

一家五口，意味着全家出行必须打三排座的商务车，外出旅游需要订至少两间房。但这些开支相较于三个孩子的教育费用，只是毛毛雨。

大女儿目前就读于上海的一所普通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大约8万元，加上钢琴、古筝等兴趣课程的费用，一年开销在10万元左右。相较于九年制义务阶段免费的公立学校来说，一年8万元的私立小学学费对一个家庭而言已是不小的开支。祝平表示，这还只是一家中低端私立学校，上海有不少费用高昂的私立学校，一年光学费就高达60万元。

祝平提到，孩子具备读上海公立学校的资格，之所以选择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是因为后者的开放度和包容度更加适合孩子的性格发展。他们对于孩子并没有名校期待，也没有给孩子报课外强化培训班，比起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他们更乐于让孩子去发展体育和艺术方面的兴趣爱好。“陪伴孩子快乐地长大”，是两人一致认同的理念。

祝平和陈琪平时省吃俭用，夫妻俩很少给自己花钱。

陈琪从来不买护肤品、化妆品，也没买过名牌包袋，外出带孩子玩耍就背一个大容量的黑色电脑包——那是通过信用卡积分兑换的，装得下孩子的水杯、纸尿裤、零食、纸巾等等，轻便耐脏。她也很少给自己买衣服，衣柜里最贵的一件也才500元左右。“如果不是我坚持，她可能连500元一件的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祝平有些心疼妻子。

陈琪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年的家庭开支明细

作为一位时常需要开会见客户的律师，祝平自己对穿着也不太讲究，除了一套“大几百块”的西装外，多数情况下，他只在淘宝上淘20元左右一件的衬衫，以及两三百一套的西装，“倒是别人会好奇，这年头哪里还能买到20元一件的衬衫。”

对自己“抠门”的夫妻俩却舍得在孩子的教育上大手笔支出。陈琪和祝平最近正在为大女儿物色私立中学，看中的学校一年费用是20万元左右，其中包括学费以及冬夏令营、校外拓展等花费，“很多私立学校会开设类似马术、冰球的课程，假期还会组织学生们出国旅游，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其中，不要产生太多的失落感。”

今年6岁的儿子，明年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等三个孩子都上学了，一年光学费可能就要50万。”偶尔想到这点，祝平感觉压力有点大，但这种念头转瞬即逝，三个孩子的快节奏生活让他无暇多想。

有一次，祝平在一个电话会议上刚刚结束自己的发言环节，一边脑海里快速回顾会议内容，一边来到厨房准备晚饭。瞟见水槽里还堆着中午没洗的锅碗瓢盆，一片狼藉，他瞬间有点崩溃。

自上海疫情居家办公以来，祝平在两个多月里已经反复经历崩溃的情绪。平日会有阿姨上门做饭打扫家务，如今都落到了祝平头上。每日忙碌工作之余，他要备好全家的一日三餐，工作、做饭、带孩子，一天的安排非常紧凑。每天晚上哄完老二睡觉，他还得打开电脑，接着处理当天未完成的工作。

全身心带娃的生活，祝平只承受了两个多月，而陈琪已经习惯了十年。

全职妈妈陈琪的时间表

陈琪的父母在江西老家照顾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祝平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夫妻俩带娃不靠家中父母，全凭自己。头两个孩子出生后，陈琪一人还应付得来，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时，陈琪的精力也跟不上了。

祝平决定辞职，当一个月的全职爸爸。在家期间，他除了负责接送老大上下学，以及全天看顾老二外，还得买菜做饭、收拾家务。

“很多人认为带孩子没有工作辛苦，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完完整整地带过。”祝平体会到妻子当全职妈妈的辛苦程度不亚于他在外工作打拼，因此即便回到全年无休、每天12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节奏，只要空下来，他就会把80%的时间用于分担家务、照料孩子。

至于陈琪的人生，在拥有三个孩子后，意味着她在10年中至少有8年时间，晚上没有睡过一个整觉，半夜总要起来喂奶、盖被子。她通常自己带着最小的孩子睡觉，生怕孩子半夜啼哭影响到丈夫的睡眠，丈夫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她不希望丈夫白天的工作状态受到影响。

直到第三个孩子出生后，家里才请来阿姨帮忙。陈琪偶尔有时间和孩子们一起睡个午觉，前提是老二没有黏着她，让她陪着下棋，一旦开始下棋，老二能一口气玩到老三睡醒，才不情愿地结束游戏。

“老大善良体贴，喜欢电子产品超过漂亮裙子，知道挣钱不容易，常想着替我们节约；老二能独自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中很长时间，最爱各种玩具，不愿让别的小朋友碰，连亲妹妹也不例外；老三是个‘小馋猫’，小小年纪已经学会了‘讨好’人，爸爸妈妈说‘生气了’的时候，她马上过来亲亲抱抱。”

聊起三个孩子的时候，陈琪的语气总是平稳温柔。大部分情况下，陈琪能够应付“一拖三”的生活，养育三个孩子所付出的精力并不是养育一个孩子的三倍，三个孩子可以一起玩耍，消耗掉彼此的精力。但当“三小只”一起“炸锅”的时候，陈琪形容是她情绪最崩溃的时刻，哄好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还在不停地吵闹，甚至打架。

陈琪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丈夫出差，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三个孩子偏偏一个接着一个地闹了起来。起先只是老三哼哼唧唧，正在听故事的老二有些不耐烦，让妹妹不要出声，接着局面演变成两人互相大吼，吵到正在房间里上网课的老大，三个孩子在客厅里吵成一团。

情绪瞬间失控的陈琪径直冲出家门，重重地把门一关，心想干脆让三个孩子在屋里闹个够。她一个人跑到楼下，哭了起来，只哭了两三分钟，听见孩子们在屋里一直哭闹不停，放心不下，不得不马上擦干眼泪，调整好心情迅速上楼，把三个孩子挨个抱一遍。

睡前仅有的一两个小时，是陈琪紧绷了一天的神经难得放松下来的“充电时间”，她才可以坐下来聊聊天、刷刷剧，陈琪每天最期待的就是睡前和祝平的聊天时间。从早上7点睁开眼睛开始，到晚上9点半三个孩子入睡前，两人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笔者每次和夫妻俩相约访谈时间，都被排在了晚上9点半以后。

“三小只”一起在公园里玩耍。（受访者 供图）

一年365天都被孩子们占据，陈琪谈及自己不喜欢社交，对各种娱乐也兴趣寥寥，但聊天时能感受到她充满强烈的倾诉欲。偶尔想要喘口气，她只希望能多一点时间和丈夫单独相处，自从有了三个孩子后，他们已经很少单独约会，偶尔几次，陈琪趁着外出办事，将老二和老三交给阿姨带，才得以溜出来跟祝平单独吃个饭，逛会儿街。

“很多人问我们要不要四孩，绝对不可能。”陈琪的回答很坚定。曾有一晚，她梦到自己又怀了一个孩子，哭醒了。

2021年5月31日，全国三孩政策实施后，上海也出台了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鼓励生育。2021年11月25日，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将生育假从30天延长至60天，同时增设育儿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夫妻，在其子女满三周岁之前，双方每年可以享受育儿假各五天。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按照本人正常出勤应得的工资发给。”

作为少有的三孩家庭，陈琪和祝平一家尚未感受到三孩政策及措施对他们生活的惠及。全职妈妈陈琪不在职场，生育假与她无关；作为律师，常年忙碌的祝平，不管休假与否，需要完成的工作量恒定，区别只在于居家办公还是去公司办公。

从陈琪和祝平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生育假期还是生育补贴，对他们的生育意愿影响都微乎其微。

“生育意愿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不是给奖励或者补贴就能够明显提升大家的生育意愿的。”祝平认为，政策与措施首先要考虑女性的生育意愿。“我比较倾向对《婚姻法》进行修改，比如全职妈妈一旦遭遇婚姻变故，另一方需要按照某种条件标准无条件支付赡养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定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与以前的《婚姻法》（注：《婚姻法》已并入《民法典》）第四十条相比，尽管删去了“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这一前提，但应用条件仍然较为苛刻，即便一方能够得到劳务补偿，根据以往判例也不过几万元而已，并不能很好地保障全职妈妈离异后的生活。尤其是对于三孩家庭来说，女性通常是选择放弃事业、回归家庭的一方，她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生育意愿也就难以提升。

祝平表示，保障生育意愿还需要社会系统性的支持。

“如何通过一些惠企政策，让更多企业愿意参与到鼓励员工生育中来，以及如何解决生育后的孩子看护问题，是否能建立一些公益性的托幼服务，这些都需要考虑到。”

对于像祝平和陈琪这些在上海等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生存焦虑感和安全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而这种焦虑不仅仅和房子挂钩，更和上海这座都市的快节奏生活有关。

经历这次上海疫情，“沪漂”多年的夫妻俩开始重新思考离开上海，把家搬到压力小一些的二线城市去。至于具体去哪个城市，他们还没考虑好，但他们希望生活节奏能够慢下来，理想的图景是住在一个有小院落的房子里，庭前种菜养花，周末能够领着孩子们爬山捉鱼，每天有时间一起散步。陈琪畅想道：“这就足够了。”

*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琪、祝平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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