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好!”7月6日晚间,当当网公开“喊话”字节跳动,称“盗版书店在头条和抖音非常活跃。头条追逐流量的导向,成了盗版书商的魔指。”
但也有媒体认为“打击盗版当当不应‘灯下黑’”,表示盗版书在当当平台似乎屡禁不止。记者注意到,“童话大王”郑渊洁也曾在2018年举报淘宝平台和拼多多平台的店铺销售盗版书籍。
抛开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口水仗”,当下,移动互联网成为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曾经改写行业既定规则、代表锐意创新的互联网创业公司们,大多已是各个赛道上的大平台,衍生出相应的平台经济。而这些平台在提供便利的商品与服务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盗版书横行只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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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书盛行,平台责任难逃!”张维迎在朋友圈率先亮明观点。作为公众熟悉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为何会因为平台销售假冒伪劣站出来发声?
7月7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他认为,即便销售假冒伪劣是入驻平台的第三方商家所为,第一责任人仍是平台。“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该变成社会基本共识,平台既然要赚钱,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市场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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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版书“重灾区”已由线下转为线上
NBD:盗版一直是出版行业的顽疾,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盗版书有哪些新特点?
张维迎:我自己和出版界有联系,通过和他们交流以及自己观察发现,出版物的盗版重灾区已经从过去的线下转为了线上。
现在书籍的盗版成本越来越低,估计有70%的盗版书籍都是通过网络平台销售的。全国的实体书店总共就18万家,而某些单个互联网平台上的书店就有上百万家,大量盗版书通过这些网络平台售出。
对于书籍品类的盗版,也从过去只盗版超级畅销书演变为现在对全品类书籍的盗版。有的出版社告诉我,某部正版书他们的销量是五万册,而该书的盗版销量能达到三至六倍之多。
NBD:盗版书横行,将带来怎样的经济、社会问题?
张维迎:盗版对出版社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也侵害了作者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销量不多的作者不一定在乎被盗版,只要有更多人读就行了。但好的作品是竞争出来的,一定要有大量作者愿意写书,从中诞生佳作的可能性才会增大。如果只是几个人在写书,就很难产生好书。
而大量作者参与书籍创作,是基于靠写书能养活自己的预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尊重、不保护知识产权,那么归根结底就是对社会创新创造的破坏。
当然,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任何市场都存在假冒伪劣产品、存在小偷和骗子,但他们的比例不能太大,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市场秩序。
NBD:为什么我们很少看到出版社控告销售盗版书的网络平台?
张维迎:出版社确实有顾虑,因为他们的正版书销售也要依靠网络平台。如果起诉平台,可能就断了自己在该平台销售的后路。所有出版社都痛恨网络盗版,但谁都不愿意自己出面解决,都希望“天塌下来有一个大个子顶着”。
我觉得可能需要在很多方面共同努力,鼓励受害者去积极保护自己的权益。大家首先要意识到,在法律层面上,平台就是第一责任人。过去销售盗版书和现在不一样,过去你看到有商贩在天桥上摆摊销售盗版(书籍),很难追根溯源,但现在通过大型网络平台销售,每个订单都可以追溯,要想查清楚太容易了。
“平台不负这个责任,凭什么赚这个钱?”
NBD:您提到网络平台应为“第一责任人”,为何大家还没有这个认识?
张维迎:的确如此,大家的认识还不到位。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就很好理解,把线上平台看成一家线下超市,如果你在超市里买到变质的土豆、西红柿,超市是不能逃避这个责任的,它不可能让你去找种植生产这个蔬菜的农民来赔付。
在一家知名的大型家具商城,里面有很多供应商卖各种材料,如果消费者在里面买到的商品出了问题,商场首先就要赔偿消费者,然后商场再去追究供应商的责任。这就叫“先行赔付”,我觉得这种“先行赔付”也应该普遍实践于所有大型网络平台。
NBD: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有些网络平台已经在履行“先行赔付”责任了。为什么您认为他们还应履行更大的责任?
张维迎:按我的理解,利润就是责任。假如你在商场买了不合格的东西,商场就必须负责,不能让消费者自己去找生产厂商追讨损失。互联网也是这样,平台不负这个责任,凭什么赚这个钱?对于通过平台销售出去的产品,平台不仅承担道义责任,还承担法律责任,不是仅承担连带责任,而是应承担第一责任。
认识到平台的第一责任很重要,平台上流出假货,大家首先就应谴责平台。有时候平台上流出假货,平台还会觉得自己很无辜,有言论认为商家在平台上卖假货,平台也是受害者,这很荒唐,明明消费者才是受害者!如果平台知假售假,纵容、默许供应商售假,那就是欺诈;如果不知道供应商贩假,那也是平台管理有问题。
目前网络平台所做的还远远不够,各个平台有差异,有些做得好一点,有些就非常糟糕。
NBD:在实践中,出版社应该如何解决被盗版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
张维迎:我们要谨防社会出现“二阶囚徒困境”。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公交车上有人行窃时,如果大家都去阻止他,小偷就干不成坏事,但如果大部分人都扭头假装看不见,偷窃行为就会泛滥,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要想提高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就需要逐步确立符合市场要求的社会规范,并完善我们的法律制度。比如,见义勇为是我们提倡的社会规范,但如果见义勇为的行为不仅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甚至可能受到惩罚,那么在不义行为面前人们就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作恶者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人们的安全感就会下降。
回到反盗版这件事,出版社应该有人挑头,形成一个联盟来对抗这种销售假冒伪劣的网络平台。假如就一家出版社反对网络平台盗版现象,那平台可能不在乎,不给这家出版社卖书了,但如果全国几百家出版社联手,网络平台就会顾忌了。
出版社应该自觉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也是维护作者权益,更大范围来看,就是维护社会的良好信用秩序。虽然我也不认为这能百分之百地解决网络平台上的盗版书籍销售问题,但至少能把它扼杀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
另外,平台之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如果出版社因维权而遭到某个平台的抵制,不乏其他平台是希望出版社入驻卖正版书的。所以只要我们都努力,我相信还是有渠道的,市场秩序需要大家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