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骨骼考古学（Human Osteoarchaeology）是指以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生物遗存—骨骼（包括牙齿）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各种技术手段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学科，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社会经济、人口结构、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2021年，我们迎来了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人类骨骼考古在这“双百”的一年里，各方面成果斐然，开展了对人类骨骼考古各方面的反思与对学术史的探讨，各方面研究也积极创新，成绩斐然。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中国学者发表的人骨考古学研究成果约百余篇（部），涉及传统骨骼形态学研究、古病理研究、古人口学研究、稳定同位素研究、古DNA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术史反思以及专题研究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方法和理论、研究手段的多样化，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成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骨骼形态学研究
人骨的形态是古代人群的基本特征，通过骨骼观察和测量以及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古代人群的体质特征，是我们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基础。2021年开展的骨骼形态学的研究论文有13篇，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依旧占比较大（46%），历史时期的研究占比（38%）有所提升。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考古遗址或墓地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方面，这些遗址包括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察右前旗旗杆山东汉晚期鲜卑墓地，陕西省榆林市统万城遗址，山西省大同市北魏时期的东信广场墓地、华宇墓地、御府墓地，山西省临汾市下靳墓地，河南省郑州市孙庄遗址，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平粮台遗址，河南省漯河市郝家台遗址，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猴子洞遗址，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壳丘头遗址，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等。

郑州市孙庄遗址个体颅骨形态学特征

这些研究从时间上看以新石器时代为主，其次是汉代和北魏时期，其他时期的材料较少。从空间上看以北方地区为主，南方地区只有四川和福建的少量人骨材料。同时，新疆地区古代人骨的研究一直保持较高的热度。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猴子洞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人骨研究表明，他们属于亚洲蒙古人种，与北亚类型、南亚类型特征较为相似，显示出明显的南北方混合型或过渡型体质特征。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壳丘头遗址发现了3个未成年女性个体，其年龄可能不会超过10岁，可能与年少夭折或虐女婴习俗相关。
中原地区的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文化居民基本继承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土著古中原类型的特征，而漯河市郝家台龙山人群具有多种体质类型的混合特征，显示出在中原地区龙山时期不同遗址人群混杂程度的差异。
内蒙古察右前旗旗杆山东汉晚期鲜卑墓葬的颅骨形态分析表明，男性居民与北亚类型最为接近，又混入了东北亚类型和北亚类型的种系成分，表明早期鲜卑居民可能与大兴安岭北段土著居民发生了基因交流；而女性居民的种族特征表现为较为鲜明的北亚蒙古人种倾向。这种内部差异可能与鲜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新的人群有关。陕西省榆林市统万城遗址出土人骨颅面测量性状表明，统万城人群的种系划分以亚洲蒙古人种为主体，另外还有个别少量欧罗巴人群的混血性状，可能来自于粟特人的影响。种系纯度检验显示，属于异种系，可能存在不同的古人种类型或多种古人种类型特征混杂的情况。对于时代变迁方面，统万城居民体现了移民趋势的变化。山西省大同市东信广场墓地、华宇墓地、御府墓地北魏人群体质形态表明，三处人群整体表现出亚洲蒙古人种特征，但部分个体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因素特征。
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人群的颅面形态特征中很多接近原始欧洲人种的特点，显示了原始欧洲人种在新疆地区的迁徙与融合。
颅面复原已经成为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关注的热点之一，税午阳对颅面复原技术和其应用在体质人类学中的例子进行学术回顾和总结，并认为计算机颅面复原技术作为信息科学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交叉研究的重要方向，能够根据颅骨的几何形态和测量数据实现其生前面貌的复原，为重塑人类进化过程中面部形态特征的演化提供了新视角。
古人类研究
古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人类起源、演化以及古代人骨化石的结构功能分析方面，地域上也以贵州、安徽等为主，北方地区也有部分材料和研究。
哈尔滨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可能代表一个新的人种，暂时被命名为“龙人”，它兼有原始和进步两方面的特征。龙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人可能有着最近共同祖先，年代可能在距今30.9万年至14.6万年。

哈尔滨龙人头骨化石

辽宁建平人右侧肱骨化石的骨干骨密度和截面惯性矩与近现代人的分布模式较为接近，可能与遗传或活动行为有关。生物力学和形态示量图分析表明，建平人肱骨在生物力学粗壮度和力学形状指数方面明显小于尼安德特人，并且建平人的右手可能不是惯用手。

辽宁建平人肱骨形态结构分析

贵州省毕节市韦家洞遗址的人牙化石CT技术重建的牙齿结构和表面形态表明，其特征与现代中国人相类似，但还保存了原始性特征，体现了古人类牙齿演化的镶嵌性，为晚更新世东亚早期现代人的形态变异及其演化增添了新证据。贵州省兴义市猫猫洞遗址中的三根股骨化石的形态特征与晚更新世现代人最为相似，下颌骨部分与东亚晚更新世现代人的特征相似，这说明在东亚的更新世末期，猫猫洞的股骨表现出与欧亚早期现代人的形态大致相似，并且群体内有稍有变异性。贵州省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古人类头骨化石形态特征显示，招果洞人与中国南方新石器时代的标本最为相似，有些更接近晚更新世人类，进一步支持了新石器时代北部和南部种群形态变异模式的区域化可能起源于至少10000年前。
湖北省十堰市梅铺猿人遗址出土的游离牙齿，属于早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研究发现，梅浦人的牙齿更接近非洲的早期智人标本，此外还表现出更典型的东亚大陆晚期直立人的特征，这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东亚早更新世古人类的形态和分类地位。
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遗址出土距今3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其形态特征与周口店、南京、大理和金牛山的早更新世和中更新世人类相似，测量值与晚更新世人类和现代人类的密切关系，部分股骨化石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似。研究显示东亚人从古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可能至少发生在30万年前，并有助于了解欧亚大陆东部中更新世人类下肢形态和变异性。安徽省和县龙潭洞遗址出土的中更新世直立人头骨化石上的创伤痕迹，为记录旧大陆的更新世人类化石中人类所经历的高度风险导致的骨骼表面痕迹，提供了新的材料。
古人口学研究
古人口学是尝试获取来自考古学背景的古代人群的人口学参数的研究，包含人口学静态参数研究和动态参数的研究，其中静态参数是对性别、年龄结构进行研究，动态参数则为人口的增长、死亡和迁移等数据的研究。
对江苏省兴化市蒋庄遗址良渚文化墓地采用估算粗出生率的方法进行生育水平估计，发现蒋庄人口的生育水平较高，可能与环境和社会发展有关。这种方法是推动了古人口学进步的有益尝试。
山东省滕州市大韩东周墓地人群内部存在女多男少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墓主人群符合青铜时代社会人口的正常性别结果；殉人的性别比9.09，女性占比极高，严重失调。推测大韩墓地的贵族阶级可能更倾向于使用年轻的女性个体作为人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和祭祀制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加尔肯加尕墓群青铜至铁器时代居民存在男性明显多于女性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同时，男性因参与体力劳动和高风险的工作导致壮年期及中年期死亡率高于女性，女性因生育和社会医疗条件低下导致在青年期死亡率大幅高于男性。
古人口学研究通常集中在史前和夏商周时期，历史时期的研究较少，这与学科研究取向有关，但近年来历史时期墓地的发掘和人骨资料的收集整理，历史时期的古人口学研究与额逐渐兴盛起来，这主要得益于部分晚期骨骼材料保存较好，同时文献材料丰富。
陕西省西安市曹家寨清代墓地居民的性别比例稍高，可能与清代重男轻女的陋习有关。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西冯堡清代墓地人群具有稳定的性别比，说明明清时期的西冯堡人群所处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未出现大的动乱与灾害。
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研究
通过观察、描述与统计分析古代人骨遗骸上的疾病现象，不仅可以探索某些疾病在历史上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还可以为进一步认识和探讨古代人群的生存环境、生业方式、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等问题提供基础信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下坂地墓地青铜时代人群口腔卫生状况整体欠佳。同时，该人群的关节疾病多发与两性从事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分工不同紧密的联系。该人群股骨曲度异常，且股骨颈凹陷并出现小平面，可能与骑乘行为有关。
甘肃省张掖市黑水国遗址汉代人群半数以上个体发现有上颌窦骨形态的改变，生前患有严重的上颌窦炎，并且患有上颌窦炎的个体中半数以上的伴随着牙周病和龋齿一起出现，可能与牙齿疾病存在一定联系。该遗址人群患有上颌窦炎的因素可能为气候环境、空气污染、牙齿疾病以及病原微生物。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墩坪东周墓地出土一件成年男性的畸形下颌骨，这是中国古代首例下颌骨缺损的病例。此次发现丰富了对人类下颌骨压力吸收长期影响的认识。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宋庄东周墓葬中殉人的肩、肘、手腕、髋、膝、脚踝等关节面存在对称性侵蚀，肱骨头和股骨头骨质侵蚀严重，可能是血清阴性脊椎关节病，推测该殉人可能患有类风湿关节炎、关节畸形甚至残疾等疾病。
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虫坪塬遗址发现一例截肢并愈合的个体，研究发现刖刑可能是该个体截肢的原因，属于是惩罚性截肢。

截肢愈合现象

山西省大同市东信广场墓地发现一名14-17岁的个体有骨恶性肿瘤的迹象，诊断为骨肉瘤中骨旁骨肉瘤亚型。这是我国首次发现未成年人恶性骨肿瘤的生物考古学证据，丰富了我们对骨肉瘤和其他恶性肿瘤的古流行病学的认识。

大同市东信广场骨恶性肿瘤

陕西省西安市北沈家桥墓地发现了一例女性骨骼呈现不成比例的侏儒症，该病例的发现丰富了中国古代中国人骨骼的研究和认识。研究发现，该患者生前过着正常的生活，也显示了古代社会对残疾人的照顾和人道主义态度。
暴力冲突是不同民族为争夺资源或其他原因而发生的冲突，部分暴力冲突现象在骨骼上也有体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山普拉遗址的出土一例颅外损伤的个体，通过三维CT重建技术发现此创伤会造成大脑的额叶的损伤，随之其认知、运动出现问题，护理生物考古学分析发现该病例创伤后受到短期的伤口处理和康复援助。此方法为生物考古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可以为过去的社会、文化、群体和个人身份提供更多的见解。

骨骼上的暴力冲突现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盆地区，三个苏贝希文化（洋海、加依、胜金店）遗址中出土的人骨骨骼上发现大量创伤，疑似暴力冲突，创伤大部分是来自于武器，打击来自各个方向，大概率是遭受到草原游牧人群的袭击。
牙齿也是生物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通过齿科疾病、微观磨耗、稳定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可以探讨该个体的健康状况、饮食结构和人群迁徙等信息。同时，利用骨骼的稳定同位素研究追踪儿童断奶时间和食谱，对肢骨和肋骨的稳定同位素的研究可推测古代人类的赡养方式。
雷帅等通过牙齿生长的过程绘制出人类牙齿生长发育年龄图谱，为今后鉴定婴幼儿年龄发挥巨大作用。李海军等梳理和归纳了年龄、性别、饮食习惯、断奶、社会分工、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对儿童牙齿磨耗的影响，列举了牙齿磨耗的4种分级方法。因国内儿童牙齿磨耗的研究相对薄弱，这种研究将是未来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陕西省西安市鱼化寨遗址史前婴幼儿乳齿形态与东北亚人群具有的“中国型牙”接近，同时兼有少量东南亚人群具有的“巽他型牙”特征，与同时期关中地区其他古代人群颅骨上反映的种族特征基本一致。
河南省郑州市汪沟遗址人群的牙齿磨耗程度总体偏轻，可能与人群获取食物的精细化以及更先进的烹饪技术降低了食物对牙齿的磨损有关。
山东省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商代人群的牙齿疾病中较高的患龋率可能与农业经济水平提高、食物结构有关。

济南大辛庄遗址居民牙齿疾病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具有生前拔牙的习俗，结合相关遗址得出我国拔牙习俗在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得到了重要发展，并具有一定的区域特点，拔牙动因推测为马家浜文化时期可能与婚姻有关。
骨骼病理学统计研究发现，各类骨骼疾病在中原地区的发现情况较为集中，与文化行为相关的骨骼形态异常在甘青地区、山东地区、西北地区、北方地区表现更多。
骨骼同位素分析
碳氮稳定同位素的分析可以获取古代人类和动物的食物结构、各种食物的比例的信息，进而为研究人群的社会阶层的差别和社会的经济结构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2021年的同位素分析主要以史前和夏商周时期的北方地区为主，尤其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最多，兼及历史时期和边疆地区。
胡耀武首次提出“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的概念，对稳定同位素研究的简史进行了回顾、明确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的原理—“我即我食”、“我即我是”、“我即我居”、“我非我食”，并对研究者在今后如何深入展开稳定同位素研究进行了展望。

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的理论基础、分析原理及研究目标

河南新石器时代人群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综合研究发现，人类社会在贾湖遗址就已经向农业社会迈进；到仰韶早期，农业社会随之形成；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原腹心地带的生业经济面貌发生重大转变，形成了多品种农作物同时种植和多种家畜共同饲养的生业形态。
运用贝叶斯食谱模型中的FRUITS模型对浙江省宁波市田螺山遗址与江苏省邳州市梁王城遗址先民渔业资源的利用程度研究表明，鹿在田螺山遗址食谱中占主导地位，水稻次之，渔业资源不是食谱中大量摄入的主要部分，但却是重要的肉食补充资源；梁王城遗址粟黍处于食谱的主体地位，猪是主要的肉食资源，渔业资源是重要的补充部分。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甑皮岩遗址、大岩遗址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该人群食物来源中包含大量淡水类动物资源及一些陆生C3类植物资源。

甑皮岩和大岩遗址人与动物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内蒙古通辽市哈民忙哈遗址人群的主要食物来源是以C4类粟黍农作物和以此为饲喂的犬科动物，显示该遗址居民的生业方式以农耕、家畜饲养为主，狩猎、渔猎和采集作为补充。同时，研究发现男女两性在食物结构上有显著差异。
四川省成都市高山古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居民主要依赖于以水稻和粟、黍混合的农业和猪为生。同时，该遗址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对C3（水稻）的消耗量逐步增加，表明该地区水稻农业逐渐加强。
滇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大阴洞遗址先民主要以C3类食物如水稻为主粮，并摄入大量的动物蛋白，两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大部分男性比女性摄入更多动物蛋白。结合考古发现，推测大阴洞遗址居民主要经营稻作农业，兼营狩猎，可能通过采集、渔猎及家畜饲养作为补充。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土门遗址仰韶晚期和东周时期人群的食物结构为以粟、黍和水稻混合的形态以及少量以C4类植物为饲料的家养动物。考古发现，仰韶晚期农业经济趋于复杂，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时期引入新作物且C3作物地位提升趋于集约化，东周时期的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与农业集约化有关。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宋庄东周墓地贵族以粟为主粮，肉食含量很高；殉人内部存在地位差别，但整体肉食水平较低，大部分殉人食用不同程度的小麦，殉人的食谱特征与城市居民相似。东周时期小麦虽然已经被种植，但可能主要是社会底层的人群所食用。
河南省三门峡市上石河春秋墓地中较高等级的贵族比平民消耗更多肉类食物，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有更好的营养。
河南省荥阳市官庄遗址两周时期的人群以粟为主的农作物，家畜种类多样，手工业较为兴盛。聚落内社会等级分化明显，贵族阶层食用较多的肉食资源，并以粟类作为主粮。平民阶层内部食物结构存在差异，可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陕西省渭南市刘家洼遗址先民的食谱以粟、黍等植物为主的农作物，并伴有部分肉食，与狩猎和家畜饲养有关。不同等级人群的食谱存在差异，殉人的肉食比例低于平民。因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刘家洼遗址先民食物结构比例与其他遗址先民略有差异。

刘家洼遗址人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陕西省延安市寨头河与史家河战国时期戎人墓地先民的食谱相似，主要为粟、黍等C4类作物，动物蛋白摄入较少。结合考古学资料可知，寨头河与史家河墓地先民形成以农业种植为主、农牧混合的经济模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沙湾县大鹿角湾墓地人群的食物结构为，主粮为粟、黍等C4植物和小麦等C3植物，并辅以马、羊等食草动物的肉类和奶制品。食物来源多样，表明了文化和民族的多样性，不同的人群聚集在此，使得文化和生存模式进行融合互动。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战国时期水泉和大山前墓地人群的食物结构，以粟、黍等作物为主和以粟类副产品为食的动物，反映了其生存方式为以种植粟类作物为基础的农业和家畜饲养业，也存在着渔猎经济。
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余吾墓地东周至汉代人群主要以C4类食物为主，但也有一定量的C3食物的摄入，肉食摄入较低，不同个体对肉食资源的占有量有较大差异。结合考古发现，东周时期小麦开始在山西地区推广，东汉时期小麦对先民食物结构的影响加强。
山西省大同市金茂园墓地北魏人群的食物结构为以粟、黍等C4植物为主以及以粟黍副产品为食的家畜。少数个体则以C3、C4混合饮食，饮食中含有更多来自家畜和淡水鱼的蛋白质，形成以粟、黍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多样化的畜牧业。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福路塔墓地战国至汉代人群的食物结构主要以粟、黍农业和家畜（如猪）为基础，猪、狗主要依赖C4类食物，牛、羊等动物主要依赖C3类食物。研究发现，从西周晚期到汉代，鄂尔多斯高原周边地区农业经济向北推进，稳定性不断加强，可能是秦汉帝国向边境扩张的动力。
赵春燕等对近十年国内外锶同位素分析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对锶同位素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展望锶同位素分析方法在研究古代人类迁移行为的实践中，还需不断摸索、逐渐完善，并需要在考古学文化的框架内解决考古研究的问题。目前国内锶同位素考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正视局限性，对于在人类迁移研究中的重难点需要重视。
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南城墓地人群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显示，该遗址居民中存在较大比例的迁移个体，结合考古学分析，该人群可能从胶东半岛迁移过来，亦有可能从燕山以南或华北平原北部地区，也不排除来自于山西地区。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寨头河和史家河墓地的人群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显示，大部分先民有可能是非本地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胜金店墓地居民的臼齿颊侧微磨耗食性分析表明，该人群中年龄较大的个体摄入更高比例的植物类食物，与不同生计方式的人群进行比较，胜金店墓地人群的食物结构以肉类食物为主，其生计模式以游牧业为主，兼营种植类经济。
古代骨骼DNA研究
付巧妹团队回顾古DNA研究，认为古DNA的研究范围在时间和地理上迅速扩大，并发现古人类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现代人类人口动态，并对未来的古DNA研究进行展望。
宁超等研究者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相关的中国中部四个个体的基因组数据，提供了中国古代近亲交配的直接证据，揭示了龙山种群之间的近亲繁殖，可能进一步表明龙山社会家庭是建立在核心家庭之外的延伸之上。
塔里木盆地最早发现的干尸全基因组测序表明，塔里木盆地的干尸就是当地土著居民，其祖先属于古北亚欧人。该先民的食谱主要是奶制品和小米、小麦等植物。同时，准噶尔盆地的干尸的祖先属于西伯利亚草原的阿凡纳谢沃人群。

塔里木盆地干尸的族源分析

新疆西部地区下坂地墓地线粒体序列显示，该遗址均属于两个不同的西欧亚线粒体DNA，表明从西欧亚人进入新疆西部的移民史青铜时代中期和晚期草原牧民早期扩张的结果，与来自中亚的土著人口混合。

新疆青铜时代考古遗址古DNA结果

西藏拉托唐古墓地出土的人骨全基因组显示，距今3000年以内青藏高原西南部人群的遗传历史具有连续性，距今700年左右的拉托唐古墓地居民与距今3150-1250年的古代尼泊尔居民以及现代中国西藏居民母系遗传关系较近。青藏高原高海拔古人群和低海拔古人群存在遗传上的差异，同时相较于其他人群具有较为密切的遗传关系；揭示了古代人群在青藏高原上的两次人群扩散；表明青藏高原古今人群具有遗传连续性。

西藏拉托唐古墓地居民线粒体全基因组研究分析图

晋南地区横水西周墓地古代人群的古基因组学分析表明，横水人群可能在周王朝分封的时候，从北方迁移到晋南地区，在保留父系血统的同时，又不断地与当地人群进行文化和基因的交流，并对现代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有一定的贡献。
通过北部藏缅人群和粟黍种植有关的基因组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的大规模移民来自黄河中上游流域。南部藏缅人和奥斯特拉西亚人的遗传谱系深受水稻种植发展的影响，表明从东向西的迁移是通过内陆和沿海路线进行的。

东亚与东南亚人口和文化扩散路线

古DNA研究显示，南北方汉族的祖先人群主要是由新石器时代南北方农业人群混合形成的，由北向南呈现梯度混合模式；在农业传播、汉藏语言和相关技术等方面证明了汉藏同源的观点。泛欧亚语系发源地在中国北方地区，扩散源于中国北方起源的粟黍农业的传播以及粟黍农人的迁徙。此项研究通过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三方面证据的融合交叉，可以更加全面还原人群的迁徙、生业模式等方面。
古代人骨体质人类学的回顾与展望
古代人类生物遗存研究是体质人类学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一领域在中国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恰逢中国考古学发展百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人类骨骼考古学专业委员会对近些年在古DNA分析、古人类学、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骨骼同位素分析以及人口与性别研究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成果报告并展开讨论。中国的人类骨骼考古全面发展，学科内部融合以及与考古学的结合得到长足进步，学术领域不断扩展，学术成就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王明辉对人类骨骼考古研究进行盘点，认为学科内各领域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较明显地提升，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继续坚持以考古学为导向，力图解决考古学问题，学科各领域联系和融合性增强，逐渐呈现各领域研究相融合的趋势，人类骨骼考古的理论反思和公众服务意识增强。同时，认为目前古代人种研究尚未完成，相关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需要反思人种学类型的划分以及不同个体的差异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整合多学科研究成果，继续加强与考古学结合。
何嘉宁对近十年来中国古代人骨遗存的体质人类学研究进行回顾，指出研究对象部位重头骨轻其他部位，研究材料性别重男轻女、重成年轻未成年，研究时期重早轻晚等问题需要改善，在今后的研究方法需要对多种技术手段进行整合、多学科跨学科的合作，精进基础研究，使用多种数理统计等方法，以及加强鉴定标准的制订和更新。
通过肌腱、韧带起止点改变开展行为重建研究，以及结合骨骼测量，古病理学观察等方法来探讨古代居民的生存策略，进一步延伸到关于社会分层或政治更替等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成为人类骨骼考古的重要研究领域。
贺云翱对人类骨骼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进行阐述，对人类骨骼考古学及人类生命考古学广阔前景报以肯定。
在人类骨骼考古学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同时，张雅军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现代蒙古人种四大主要类型是否符合中国考古出的人骨材料，以及中国先秦古代人群种族类型没有相应的数据范围；对种族和民族的概念混淆；在牙齿人类学研究中，研究者忽视考古信息和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是简单的机械的对应；在古病理研究中缺乏综合性的时空架构的比较研究，缺乏古代群体的流行病学比较研究，在疾病诊断、数据积累方面仍处于初始阶段；古DNA分析和应用的局限性被忽略；与考古学的结合不足等。这些不足需要今后的研究者继续加以改进。
出版、实验室建设等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张全超教授译著并出版《人类骨骼考古学》（原书第二版），该书是著名生物考古学家夏洛特·A.罗伯茨教授（Charlotte A. Roberts）所著，是为英国乃至全世界的考古学家所撰写的使用手册，系统介绍了考古遗址出土人类遗骸的发掘、保管、研究等诸多内容。
丁士海教授著《人体骨学研究》是一部系统介绍人类骨骼解剖、骨骼测量、性别鉴定、年龄鉴定与种族差异的专著，对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是作者从事骨学研究60余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堪称鸿篇巨制。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董惟妙的《哈密盆地史前居民食谱》主要对哈密盆地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三个重要遗址开展同位素食谱分析，分析了先民生计形态差异，总结了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哈密盆地史前居民的食物利用、生计选择差异，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可能的原因。

人骨研究出版书籍

此外，近些年研究材料不断丰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条件不断改善，在国内高校具备人类学实验室亦越来越多，如北京大学体质人类学实验室、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生物考古实验室、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生物人类学实验室、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体质人类学实验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人骨考古实验室、四川大学人类学实验室、山东大学人类学和古DNA实验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实验中心等，各人类学实验室收集了大量的各地考古出土各个时期的人类骨骼，为开展人类骨骼考古学相关教学和人类学研究工作等方面提供了充分的材料。
余语
2021年对于人类骨骼考古学学界来说既是令人激动人心的一年，又是令人难过的一年。2021年12月4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解剖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原副所长吴新智先生因病逝世，享年93岁。吴新智先生毕生从事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灵长类学、解剖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教学与科学传播工作。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吴新智先生（1928.6.2-2021.12.4）

回望过去一年，疫情仍在影响着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发展，但研究者们突破各种不便，积极创新，成绩斐然，使学科发展更进一步。近些年来，人类骨骼考古研究中采用了多种方法，但也产生了一些发展中的问题，研究者需要重视某些方法的局限性，勇于创新，加强多学科研究融合，加深与考古学结合，更好地为考古学服务。同时，加快全国人骨研究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国人类骨骼考古研究走向世界的脚步。总之，我们坚信，中国人类骨骼考古研究具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