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收到一封特别的信件,信纸上跃动着娟秀婉约的字迹,却诉说着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甚至直接惊动了上海市政府。
潘达于晚年
原来,是当地的一位女子声称,要将家中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而上海市政府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大方地拿出两千万元(旧币),作为给女子捐献文物的奖励。
虽然是旧币,但在物质资源较为匮乏的建国初期,两千万旧币也是一笔不菲的财产。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怎样一件文物,使得政府愿意拿出两千万来作为奖励?
女子又是何许人也?
她怎会收藏有如此贵重的宝物?
这还要从文物的来历说起。
青铜鼎
古鼎往事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西周,贵族阶层喜欢拿鼎来记事,不仅仅是因为鼎能保存的时间长,还由于周公在制定礼制时便规定好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
所以使用鼎对贵族来说,就是身份的象征。
西周第三位君主周康王在位的第二十三年,年轻的贵族盂从家族长辈那继承了爵位,成为康王的臣子,按照惯例,康王得向年轻的部下做个岗前培训,顺便笼络人心。
于是,康王就把盂叫到面前,先是介绍了一番企业前几代掌门人(文王、武王)的功绩,再重申了一遍盂的工作任务,让他好好向前辈(盂的先祖南公)学习,最后则是给盂发放公司福利(将部分劳动力和官员分配给盂)。
周康王画像
盂回到家后,觉着能得到康王的指导是件十分光荣的事,于是命人铸了一口鼎,将这天康王对他的教导全刻在鼎上,这便是大盂鼎的由来。
与之雷同,大贵族膳夫克在升职后同样受到周天子的召见,并把该事用鼎记录下来,大克鼎由此诞生。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岁月变迁,时代更迭,当年明月换拨人看,大盂鼎与大克鼎也随着主人家族的没落或迁徙,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直到晚清,在当时收藏金石的热潮下,两鼎在陕西先后面世,令人感叹的是,如此珍贵之物,得一就算得上是撞大运了,而两鼎却与同一家人产生了缘分。
大盂鼎
1849年,大盂鼎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将大盂鼎挖出的村民不识货,只当是普通铜鼎,勉强有些古玩价值,于是将它以低价卖至当地的文玩市场。
不久后,岐山首富宋金鉴在文玩市场上一眼相中这口鼎,出价将他带回家中。
宋金鉴好歹是当地名流,每天都有不少人出入他家,宋金鉴当时还不清楚大盂鼎的来历,就爱臭显摆,带客人观赏此鼎,久而久之,宋家有一口巨鼎的消息便不胫而走。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岐山县令周庚盛得知此事后,特意赶来宋金鉴家中,两人不知达成了什么秘密交易,总之,此后大盂鼎便被周庚盛占有。
大盂鼎铭文拓片
后来,或许是周庚盛缺钱了,也或许是对方开出了他不能拒绝的条件,周庚盛将大盂鼎转卖给了北京的一位古玩商人。
宋家是岐山少有的书香门第,在家族熏陶下,考取功名自然是宋金鉴的人生目标。
1850年,宋金鉴考取进士功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官内阁中书,刑部郎中,可谓是到达人生巅峰。
有清一代,岐山只得一翰林,即宋氏金鉴也。
由此,宋家在岐山周边的名望到达顶峰。
可是,考取功名的宋金鉴心中却始终有一个未解之结,那便是大盂鼎。
宋金鉴画像
在经过多番打听后,宋金鉴终于得知大盂鼎的下落,并花费足足三千两白银买下,兜兜转转,大盂鼎再次回到宋家。
同治年间,岐山乡民经常遭受山贼土匪骚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得不到保障。
宋金鉴心系乡民,于是向岐山知县反映这个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可惜岐山县令认为宋金鉴此举颇为逾越,所以并没有接受宋金鉴的建议。
遭受打击的宋金鉴从此郁郁寡欢,在家中含恨而终。
宋金鉴去世后,后代子孙皆是庸碌之辈,无力守住家财,不得不通过贩卖家中稀罕物件来换取财帛。
左宗棠
宋金鉴生前最为珍视的大盂鼎,被后代以700两白银卖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
左宗棠何许人也?想必不用笔者多说大家也知道,正是那位收复新疆、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左宗棠。
袁保恒深知左宗棠有收藏古玩的爱好,所以不敢在他面前藏私,随即就将大盂鼎献给左宗棠。
不得不说,这位袁幕僚实在精明,清楚自己几斤几两,与其等到宝鼎的消息被左宗棠知晓,然后自己被迫上缴,不如借花献佛,将这本就保不住的大盂鼎主动献给左宗棠,还能为自己的仕途增添几分希望。
左宗棠
1859年,官运亨通的左宗棠来到湖南主政。
在湖南,左宗棠初露峥嵘,将湖南的军政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时人皆赞叹“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当时在北京朝堂上,不少高官贵族纷纷押宝左宗棠,在皇帝面前争相举荐他。
木秀于林而风必摧之。左宗棠的亮眼使得有些人心生嫉妒与忌惮。
咸丰九年,当时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所以在骆秉章处为幕友。
一天,永州总兵樊燮来访。樊燮认为左宗棠只是一介幕僚,不值得他叩拜行礼,而左宗棠这人一向恃才傲物,自认为自己是骆的代言人,樊燮的行为实在无礼。
清人绘《骆秉章油画像》
于是,左宗棠直接对樊燮拳脚相向,一边破口大骂道:“滚出去!”
樊燮好歹是一方军事主官,哪里吃得下这亏,他直接跑到京城向皇帝告御状弹劾左宗棠,一些从前看不惯左宗棠的官员也站出来煽风点火,一时间左宗棠陷入险境。
好在朝堂中还是有不少人欣赏并看重左宗棠,不愿一颗新星就此埋没。
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官员纷纷站出来为他说话,这场轩然大波才得以平复,左宗棠幸免于难,反倒是告发他的樊燮被革职。
左宗棠虽然为人傲慢,但对于襄助于他的众人,左宗棠同样懂得知恩图报。
在听闻潘祖荫好收金石,于是他将大盂鼎又转手送给了潘祖荫。
潘祖荫
辗转潘家
潘祖荫是当世金石收藏大家,当时朝廷中无论是大臣还是太监,凡是在古玩圈有所得,都会请潘祖荫前来鉴宝,就连孝钦皇后也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故而在得到大盂鼎后,潘祖荫一眼就看出了此鼎来历不凡,所以将其作为传家宝藏于家中,一般不让其见人。
当时有不少人对这口鼎觊觎不已,但潘祖荫是当朝太傅、武英殿大学士,门生遍布天下,在中央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有他在,谁敢为了一口鼎去自找麻烦?
1890年,大克鼎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后,大克鼎先是被山东人柯劭忞买下。
潘祖荫不知从哪听到大克鼎的消息,遂闻风而来,花费重金将其收入囊中。
大克鼎
同年,顺天州县发生水灾,潘祖荫亲身前往受灾地赈灾,但也因此积劳成疾,不得不告假归家。不久后,潘祖荫病故,享年六十有一。
潘祖荫没有留下后代,所以在潘祖荫夫妻二人去世后,大盂鼎和大克鼎皆交由弟弟潘祖年保管。
潘祖荫去世后,潘家在朝廷上失势,曾经的世家大族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好在潘祖年尚在朝中任职,勉强能维持江河日下的潘家,饶是如此,过去因畏于潘祖荫而未敢向两鼎伸手的人,此时纷至沓来。
为了躲避这些觊觎两鼎的目光,潘祖年借由水路将两鼎从北京送回苏州老家,置于密室不轻易示人。
大克鼎铭文拓片
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两鼎毕竟名声在外,外行求鼎可能就图一新鲜,让内行看上了,可不是藏起来就能万事大吉的。
清末金石大家端方任两江总督后,可谓权势滔天。当他听闻两鼎被藏于潘家祖宅后,多次前往潘家求鼎,软硬兼施,皆被潘祖年拒绝。
好在端方还没动用权柄强行夺鼎,但他毕竟是两江总督,想要给式微的潘家穿小鞋轻而易举。
所以,自从端方看上两鼎后,潘家人忧心忡忡,生怕端方作出什么出格举动。
时值清末,起义军四起,端方作为满清正白旗人,自然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
端方
历史踏入20世纪初期,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选择了新政改革,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挽救积病已久的王朝。
新政其中一条就是允许铁路民间商办。
新政发布后,民间的商人、百姓纷纷集资修建铁路,以期能在铁路建成后收取利润。
令人讶异的是,清政府给了百姓们一发背刺。
1911年,清政府以“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决定将铁路收归国有,交由政府和有经验的外国人来管理”为由,实现“铁路国有”的政策。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
而后,清政府又因为税收缩水严重,不足以偿还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将粤汉铁路北段与川汉公路广宜段交由英美德法四国管理。
端方作为满清的走狗,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好大喜功的端方不顾百姓反对,强行将四川铁路全数收归国有,人民的利益遭到直接侵犯。
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此爆发,辛亥革命也在不久后被点燃。
带着无数百姓的意愿,愤怒的新军将端方、端锦两兄弟击毙,清王朝迎来帝国的落日。
护鼎
民国建立后,随着心腹大患端方的死去,潘家终于心安,作为一方世家进入新时代。
两鼎
作为传家之宝,潘家人始终恪守家规,哪怕家族没落,也绝不将两鼎售予他人。
曾有美国人闻讯而来,出价黄金百万两欲从潘家人手中购得两鼎,可潘家人不为财帛所动,婉拒了买家。
1923年,潘达于嫁入潘家,可丈夫潘承镜在结婚后三个月就因病去世,两人并没有留下后代。
两年后,潘祖年去世,此时的潘家主家中,竟再无子嗣传承,孙媳妇潘达于只好成为潘家的“话事人”,撑起潘家大梁。
除了外籍商人,国民政府中也有不少人对两鼎心热,并千方百计试图将两鼎“收归国有”。
年轻时的潘达于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在苏州建了一栋大厦,落成之初,党国要员机灵劲儿犯了,声称要在大楼开放时办一个展览会,并邀请潘家人将两鼎送来参展。
虽然嘴上说着只是暂时借用,但实际上潘家人清楚,这无疑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
潘达于果断拒绝参展,自诩文明公正的国民党见状也不敢强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经过淞沪会战数月鏖战后,上海沦陷,国军一溃千里,江南一带无险可守,无人在守,沦于敌手只在顷刻之间。
值此山河破碎之际,潘家的问题来了,两鼎究竟该怎么处置?
七七事变资料图
首先,两鼎体积巨大,迁往内地并不现实,况且正值战乱,无论是匪患还是国军,都有可能成为两鼎的争夺者,毕竟战乱年代可没有什么仁义道德跟你讲。
其次,倘若放在祖宅中,那势必会被日军抢走,潘家人更不可能接受。
于是,在潘家人商定下,决定将两鼎深埋地下,等到神州大地重归宁静后,再让两鼎重见天日。
潘达于先是叫来家中木匠,让他们做一个结实的大箱子,用铆钉打得严严实实。
通过两天两夜的挖掘,在潘家人住宅里挖出一个大坑,再将木箱放入其中,趁夜间再将两鼎悄悄放进木箱中,木箱的空隙则用于放置其他古玩。
苏州潘氏老宅
将坑填埋恢复原状后,潘达于记下了这件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
潘家本家人自然不必多说,对于两个木匠师傅,潘达于颇具女中豪杰气概地对他们承诺道:
“只要将今天的事烂肚子里,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军攻占苏州后,果不其然,受汉奸告密,日本军官率士兵直奔潘家祖宅,武力威胁潘家人交出两鼎及其他文物。
潘家人自然不会被日军淫威所慑,在日军的威逼利诱下,他们坚持守住底线,不为所动。
日军
虽然经过日军里三层外三层的收刮下,潘家不少财产被一扫而空,但两鼎及无数古玩古书却始终没有受到威胁,始终躲藏在历史的阴影里。
1944年,木箱经不住时间的拷打先行腐烂,表面的地板也因此塌陷下去。
为此,潘达于又甄选出一间无人问津的偏僻小院,让自家人悄悄将木箱封存进小院屋中,再使用旧家具、破烂衣物将屋子填满,伪造成杂物间的模样掩人耳目。
重见天日
抗战胜利后,潘达于并没有让两鼎重见天日,而是继续等待,直到解放后国民党败退台湾,才让家人将两鼎取出。
潘达于晚年
新中国成立后,神州大地焕然一新,潘达于在经过观察后确认,这个新生的政权与过去的国民政府不可同日而语,是值得托付的对象。
于是故事又回到文章开头,1951年,移居上海的潘达于修书一封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得到消息的上海市政府极为慷慨,决定赠予潘达于两千万(旧币),对于这一举动,潘达于毅然拒绝。
褒奖状
因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只好换一种方式,以隆重的授奖典礼授予潘达于一张褒奖状,这张褒奖状最终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半个世纪。
此后,在潘家人又陆续将祖辈收藏的一些古书和字画献给国家,他们认为,这些字画古玩藏于自己家中不过是敝帚自珍,远不如交由国家。
几年后,大克鼎与大盂鼎分隔两地,大克鼎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留守上海;而大盂鼎则应征北上,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珍藏。
2004年2月28日,为庆祝潘达于老人百年诞辰,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从国家博物馆中请回,两鼎在时隔半个世纪后重逢。
200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潘达于(中)出席
当日,在家人的搀扶下,潘达于颤颤巍巍地来到两鼎前,这是时隔五十年后,她再一次看到两鼎同框出现,潘达于不禁感叹道:“我为俚笃(它们)寻着好人家哉!”
从初嫁的新妇,到掌舵的当家人,再到雪鬓霜鬟的老者,潘达于在守护两鼎的同时,两鼎也几乎见证了潘达于传奇的一生。
鼎作为一种礼器,具有记录、见证历史的功能,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在几代潘家人无私地守护下,两鼎得以保全。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潘达于老人留影
除了那两百多字的钟鼎文外,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潘家人守护两鼎故事何尝不是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两鼎所承载,这何尝不是一种见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