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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奈良被枪手枪杀的两天前，他在横滨车站附近发表了一场充满激情的演说。
“保护这个美丽的国家日本是我们的责任。”安倍对着热情的人群提高了他的声音，挥起拳头。“让我们修改宪法吧！”
在一些熟悉日本的人看来，安倍是个有情怀的人，也是能屈能伸的政客，于他国来说，这并不一定是好事，但对日本而言，是了不起的。
在上世纪80年代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多年里，日本一直在经济停滞中挣扎，历任首相的任期平均都在18个月左右，日本在全球舞台上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
英国《金融时报》提到，作为一个精英政治王朝的后裔，安倍是日本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他定义了一个改革时代，并在他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旗帜下邀请世界重新评估这个庞大的亚洲经济体。
安倍的第二任期从2012年底一直持续到2020年夏天，即使在辞去日本首相一职后，作为执政的自民党最大派系的党首，他仍保持着影响力，并渴望完成他未完成的修宪野心。
“完美”的外交官
在各界看来，安倍的很大一部分政治遗产在于新的贸易协议，以及他在全球化受到威胁时推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金融时报》就提及，这位前首相是一位完美的外交官，他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立即飞往纽约，向当时的当选总统特朗普赠送了一根黄金高尔夫球杆。他的“政治长寿”意味着，日本成为全球和地区峰会的定期、可靠的与会者。
政治分析人士哈里斯（Tobias Harris）在2020年为安倍写了一本传记，他说，安倍是现代日本政坛的一个独特人物，不仅因为他的政治寿命和国内遗产，还因为他推动了日本国际地位的历史性转变。
“他看到日本正在衰落，并决心扭转这一局面。”哈里斯说：“通过他的外交活动，安倍完全改变了日本的地位和外部世界对日本的期望。”
2015年，安倍冒着政治资本和高支持率的风险，强行通过安保法重新解释和平宪法。虽然安倍通过了安保法案，但安保法案无法确认自卫队的合法性。自卫队的合法性需获得宪法上的正式确认，因而安倍一直致力于推进实现修宪目标，而这一追求一直持续到枪击案发当日。
当日安倍的演说目的是在为了7月10日即将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助选。本次参议院选举，对于安倍来说是修宪的契机。
本来修宪门槛高，所以各方都对修宪没有太多期待，但去年众议院选举后，支持修宪的势力取得了四分之三的席次，使得修宪的可能性变得真实，也使得本次参院选举变得特别重要。
日本的政治家们始终强调日本要争取“正常国家地位”（拥有军队、发动战争权）。最近自民党又将主张推进了一步：日本不仅要有能面对攻击时的反击能力，更期望能发展面对威胁时的先制攻击能力，并取得法理上的合宪性。
相较于现任首相岸田助选演讲的主要内容着重于解决物价高涨的问题，安倍在助选时更聚焦于推动宪改的机会，但现在无论选举结果为何，安倍都无缘看到日本迈向“正常国家”了。
安倍的“三支箭”
除了外交政策和修宪，其著名的“安倍经济学”尤为令人关注，并仍将在未来影响着日本经济的走向。
安倍的第一次首相任期在一年多后，因慢性肠道疾病于2007年突然结束。但他又在2012年卷土重来，承诺通过积极的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使经济摆脱通缩。
为提振日本出口，安倍射出了“三支箭”（three arrows），即激进的宽松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促进增长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维持弱势日元，以促进日本出口。
2013年4月，日本央行宣布的史无前例的“量化与质化宽松”计划（QQE），在日元贬值的带动下助推出口有力反弹、通胀提升，被认为是安倍经济学奏效的显著表现。
随后，安倍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也开始发挥作用。日本政府决定自2014年4月起将有效企业税下调2.4个百分点，从38%降低至35.6%。与此同时，消费税由5%上调至8%。此外，日本废除过去数十年来对大米生产的补贴、允许非处方药在线销售、放开电力市场等。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安倍国内议程的另一个核心主题是“女性经济学”，即承认日本女性劳动力数代人在结构上不合理，未得到充分利用。2014年，他在世界经济论坛（又称“冬季达沃斯”）上令人难忘地表示，日本“必须成为女性发光的地方”。
不过，与安倍的许多改革一样，他在女性经济学方面的后续行动，以及在实现女性获得高级管理职位的目标方面的记录，都与他最初的言辞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当时日本正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逐渐走出过去二十年来的通缩，日经指数也在2013年当年足足上涨了57%，创下过去40年来的最好表现。
2014年1月24日，安倍是第一位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的日本领导人。在当晚发表的特别致辞中，安倍表达了排除万难推进改革、让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心。他表示，日本正在走出长期通缩，并正在回到财政整顿的正轨上。
“这并不是黄昏，而是日本迎来新的黎明。”安倍宣称，“我愿意像钻子那样强劲地打破既得利益。在未来两年，在我的钻头下没有任何既得利益得以豁免。”
“麻醉剂”幻觉消退
对一些政治研究者而言，安倍忍辱负重、能屈能伸、忠于国家，但“安倍经济学”本身却并非良药，而更像是自我麻痹的“鸦片”，但也可能是没有出路下的唯一办法。
日本在政治上屈从于美国，本国的支柱产业在80年代被摧毁。韩国崛起，日本的汽车、电子科技、信息产品都受到了来自韩国的巨大冲击。中国的崛起使得日本扩张的边际被压缩。日本内部面临的则是人口老龄化挑战，城镇化进程完成也使得内部缺乏继续进化的动力。
可以说，日本内外动力都在萎缩，日本也尝试过各种办法来刺激经济，但一切并没那么简单，尤其是走正道的彻底改革说易行难，安倍也正是在这种无奈的背景下射出了“三支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手段好似一种麻醉剂，日本经济一度从低谷走向所谓的“黎明”。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日本的政府债务大幅增长，根据Wind数据，政府部门杠杆率创出新高，2020年为225.3%。截至2021年底，日本政府债务占名义GDP高达2.25倍。日本政府债务担忧升温。
过去一年，日元已累计对美元贬值近23%。在全球加息潮下，日本央行始终将利率维持在0.10%，并继续维护10年期债券收益率不高于0.25%的政策。日本经济目前也显露疲态。疫情严重迟滞日本国内经济复苏，包括能源、食品等物价高涨，虽拉动了日本迟迟不动的通胀率，但也造成新的消费低迷；日元贬值意在拉动经济，但对美元创下近24年新低的日元也使得日本进口成本飙升，日本面临更严峻的滞胀风险。
艰难的抉择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近期在与岸田文雄讨论后表示：“日元近期迅速加速贬值是不利的。”对于这位央行行长来说，这是一个转变，他此前一直表示，日元贬值可能对经济有利。
日本国内关于日元贬值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围绕日元的争论的核心是，黑田东彦长达10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能否承受住全球通胀的压力。随着日美利差扩大，投资者纷纷抛售日元，使其跌至历史低点。
分析人士说，日元和日本经济正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结果的关键抉择点，取决于日本央行采取的下一步措施。如果日本央行在美联储加息之际坚持自己的立场，利差可能导致日元汇率进一步跌破24年低点；但如果日本央行采取行动调整其货币政策，或者如果全球经济衰退促使美国利率出现180度大转弯，并使得投资者纷纷逃往安全港，就可能引发突然逆转。
野村证券外汇策略师Yujiro Goto表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日元中长期转强的风险也在增加。过去的价格走势表明，在滞胀时期，日元对美元往往会贬值，而在经济衰退时期，日元往往会升值。”
俄乌战争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日本和全球经济一样遭受了冲击。不过，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已飙升至8%以上，但日本5月份的通胀率仍维持在2.5%，仅略高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工资。疫情后的复苏给美国和欧洲带来了巨大的工资压力，但在日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几乎没有传递到员工收入上。
黑田东彦表示，1998年至2013年期间的持续通缩，使得企业对加薪持谨慎态度。尽管如今劳动力市场变得相当紧张。但工资和物价涨幅都不大。
黑田东彦在明年3月卸任前还有9个月的任期，这期间他必须采取一种微妙的平衡措施。他维持负利率和将债券收益率上限设为零的决心反映出他的判断，即日本的基础经济疲弱，如果利率上升，将难以增长。
同时，他希望改变日本消费者的心态，让他们适应物价上涨：这是将通胀率维持在2%的关键一步。6月初，他被迫道歉，因为他暗示日本公众对通胀越来越宽容，招致政界人士和公众的强烈抨击。
事实上，没有哪条路是轻松的。日本通缩已经持续了30年，价格停滞已经成为社会常态。日本社会整体是不能容忍物价上涨的。似乎日本央行根本没有退路。
但是，央行又不是万能的。黑田东彦行长领导下的货币政策既显示出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显示出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以及仅靠货币政策无法做到的事情。
日本央行面临的压力也体现在政治舞台上。自岸田文雄去年10月被任命为日本首相以来，各界一直关注他的经济计划是否标志着他与“安倍经济学”的背离。
岸田文雄去年10月上台时，曾让市场感到恐慌，因为他承诺推行“新资本主义”，表明他将重点放在收入再分配上，并暗示他可能会推动提高资本利得税。然而，近几个月来，据报道，岸田及其助手越来越担心外国投资者的负面反应，这导致他们放弃了资本利得税计划。安倍的强大影响力也可能是一个因素，因为生前安倍仍是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最大派系的领袖。
岸田文雄的经济议程草案6月终于出炉，它强调，新资本主义与再分配无关，而是“将再分配作为促进增长的一种手段”。关键的是，草案提及政府“将坚决维护三支箭：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刺激私人投资的增长战略”——尽管该文件刻意避免使用“安倍经济学”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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