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地时间2022年7月9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巴厘岛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内，中美双方高层已有4次会晤。 这次中美两国外长会晤，有哪些信息值得关注？王毅外长指出的“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具体又该如何理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围绕这些问题，同观察者网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观察者网：这次中美外长巴厘岛会晤，您认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金灿荣：7月9日的中美外长对话，国际舆论很是关注，用同传翻译、交流了5个小时左右，所以可以说这次谈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会后双方都给出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布林肯在后来的记者会上还透露一个信息，说是双方正推进两国元首再进行视频对话。有记者问外交部这一情况时，外交部给了一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按理说，元首会谈应该会有实质性的成果，否则只是形式上谈一谈，意义相对不大。估计元首对话还没有确定，仍在筹办中。
从大背景来看，你们观察者网11日有篇文章梳理了一个月内中美高层的5次会晤，即一个月内3次线下面对面、2次视频对话，且这两次线上会晤还是美方主动提出、中方“应约”。这说明美方现在比较急于控制中美关系，有着急跟中国谈的需求——中方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是常量，美方对这一关系的重视是变量，当它有政治或战略需要，就会“扁”一下中国；当它需要稳定，就会主动来对话。
观察者网报道截图
这5次高层对话，中方的态度都是非常强硬的，借对话机会非常清晰地摆明我们的立场。这跟以前不太一样，说明当下中美之间的力量在发生变化。美国现在咋呼得挺厉害，实际上比较虚弱；而中国虽也面临很多困难，但总体态势还是挺好的。
另外，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略还是有所变化的，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最后却只会让它们变本加厉。王毅外长这次直接清晰地提了四个既然、列出四份清单，我相信美方还是感受到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布林肯回应了“六个不”，即“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这是对拜登之前“四不一无意”表态的细化。
虽然美国对华政策变化性很大、虚伪性很强，但是考虑到中美关系对两国民众福祉、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仍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发展自己提升实力，让对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决心，另一方面仍要通过这类对话阐述立场、讲明道理，一是争取国际社会中的中间力量，再就是让他们被动一些，面对中方诉求，不得不给出回应。他们答应把中方的诉求记在小本本上，从长期战略博弈视角来看，中方提要求的行为属于为自己争取战略主动。
这几次会谈，美方都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guardrail）的目标，我估计是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现在世界局势很乱，乌东危机还在延续，这牵住了美国的很大精力；与此同时，美国的很多盟国内部政局不稳，如英国约翰逊下台、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此外还有斯里兰卡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发生政治变动，美国作为世界“一把手”，对第三世界的乱局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其次，美国国内还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就是通胀压力在不断上升，这对拜登政府的执政带来很大的压力。美国5月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已达8.6%，这是自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至于6月份的数据，看报道，美国白宫已开始打“预防针”，预计6月通胀率将处于“高位”，市场普遍预期会升至8.8%，结果最新公布的数据是9.1%。
美国近五年CPI变化图（图/Investing.com）
各项物价全面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飙升超过10%，这对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压力；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影响因素最大的可能是油气的价格。
6月份有一则新闻报道，加州一油站惊现每加仑9.6美元的标价，按1美元约兑6.7元人民币的汇率算，一公升汽油价格高达17块人民币左右。现在美国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回落到5美元上下，但也仍处于高位。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特点之一是一般配两辆车，大部分夫妇开车上班，而不是搭乘相对不发达的公共交通。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数据，从住处到工作单位的平均通勤距离是36.6英里（约58.9公里），按现在的油价，两辆车每天分别开120公里左右，虽然美国人有钱，但这生活成本也太高了，受不了。
除了经济压力，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挺严重的，比如围绕堕胎权和持枪权争论不休。国内党争厉害，通胀压力影响外交，经济不好又使得支持率跌至30%，再创新低，这些问题让拜登焦头烂额，所以他第一不希望中美关系此时出大事，第二可能也希望中国能在通胀问题上帮美国一把，也为此一方面多次强调中美关系要设立“护栏”，另一方面在内部探讨是否降低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这就是我理解的美方为什么这么主动的原因。
观察者网：您提到“护栏”和关税，这所谓的“护栏”是否可以简单地理解成不打热战？
金灿荣：“护栏”的内涵里可能还分等级，我估计最低等级就是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在这之上可能是尽量不发生其他冲突，比如不出现新一轮的贸易战或公开的外交对抗。
观察者网：但是他们最近又在炒作新疆话题……
金灿荣：除了在新疆问题上对我们有新的指责，他们今年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也很多，比如最近一个名叫斯科特（Rick Scott）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就率团访台了；近日，也有5家中企因所谓的“支持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建设”而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清单。
坦率地讲，现在在美国内部，反华已成了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在战略上对我们怀有敌意，要根据需要整我们，但又怕为此付出代价，因此给我们提要求，让我们不许反抗。换言之，他们设想的“护栏”的核心标准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具体内涵就是“我干的事儿，你不能反抗”。
观察者网：说完“护栏”，再来看看关税问题。近日美国取消对华加征关税的预期在不断升温，大家原本期待这次会晤会有相关结果，现在还得再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国内有不少反对的声音，比如有新闻报道，截至7月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来自300多家企业的意见，要求维持这些关税措施。
您能否总结下，拜登政府在取消关税上面临哪些阻力？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价值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现在有传闻说拜登可能只针对100亿美元的商品削减关税，对此您怎么看？
金灿荣：那些工会肯定是反对减税的，这一社会基础还是很强大的；然后是和中国在产业上有竞争的商家。比如我们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有优势，美国乃至加拿大、欧洲的新能源公司肯定是天天反对减税的，因为搞不赢中国，而美国的市场又大，所以就不断找人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尽可能地阻止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此外，还有一些不断围绕人权、宗教等话题做文章的社会活动集团。
政党政治层面，共和党方面的很多人出于政党政治考虑，也会阻挠拜登——只要是你拜登想做的，都是错的。即使在拜登政府内部，也有反对减税的声音。希望稳定中美关系、减少关税的代表是耶伦，而你看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他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
雷蒙多和戴琪（资料图/美媒）
从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现在的政治权威基础还不稳，协调能力还不够。也因此，虽然我们对于对话积极呼应，但也不要对此抱有幻想，美国的内部政治状况使得它们的承诺越来越没有意义，言行容易不一。
观察者网：王毅外长在会晤中提到，“根本原因是美方的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由此制定的对华政策自然也偏离了正确轨道。”那对于美方的对华认知为何会出现问题，您认为主要有哪些原因？
金灿荣：我想，说到底还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唯我独尊，不接受中国崛起。
原本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是很稳定的，但因为自己瞎搞，所以出了一堆问题，比如经济虚拟化、贫富分化、政党政治恶化、种族矛盾加剧、对外关系陷入很多冲突等等。这些其实都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但它把责任推给了中国。这么多问题的出现使得它的地位有点下降、自信心有点受挫，在这情况下看到中国崛起，就愈发不能接受了。好比家里出了事，脾气暴躁，到单位训人。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种族主义。美国一直把中国当有色人种来看待。即使在白种人内部，它都要分等级，比如内心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人是“长了白皮肤的蒙古人”，对我们这纯粹的黄种人自然是更看不起了。我看到美国有一个学者说过，中国其实没做错什么，只不过中国的存在就是原罪。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一个黄种人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干得还不错，但本身就是“错误的存在”。
另外，可能还要加上宗教的原因。美国是一神教国家，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对于几乎不信神的中国，认为“上帝都不认识你，你怎么能混得好？这不科学”。从这次取消堕胎权事件来看，他们的宗教保守思维确实有加强的趋势。
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方面的冲突和挑战，是世俗的；像人种和宗教这玩意儿，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处理起来更麻烦。
观察者网：我们在之前的采访里聊过，美国政客的经历变化也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次换个角度，您认为美国现在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或称“汉学家”是不是也要付一定的责任？
我们看美国这几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像费正清这一代，很多人有多年的中国大陆生活经历；之后的一两代汉学家，不少在港台地区接受汉语教育，一住好多年；再之后的，虽然在大陆改革开放后有来北大等高校学习，但很快离去。换言之，在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这一问题上，有没可能部分因为他们研究中国的距离越来越远，进而影响他们对态势的感知？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猜测，想问问您的看法。
金灿荣：新生代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其实汉语水平都挺好的，也都有在中国生活过的经历，目前这群人里真正反华的不多；对于美国的对华认知，他们确实要付一定的责任，不过责任相对有限。
在中国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后，基本上所有的战略家都进来了。这些战略家大部分都不了解中国，但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老一批战略家如已经99岁的基辛格、快80岁的米尔斯海默，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时主要面临的是苏联威胁，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考虑怎么对付“苏联集团”；而现在位于各个关键岗位的70后、80后，当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时，面临的外部竞争对手就不再是俄罗斯了，而是中国。
这批年轻的战略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老一代强多了。比如基辛格，近来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引来争议。他属于传统现实主义派，认为西方一定要拉住俄罗斯，所以现在乌克兰你牺牲一点领土，赶紧投降算了。结果这说法被骂惨了。而现在整个新一代战略家，他们在冷战美国胜利的光环下成长起来，因此对那套意识形态坚信不疑。
而且现在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相当激烈，左派搞身份政治，右派搞传统的保守政治，可以说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帝国”。
堕胎权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对峙（资料图/路透社）
概言之，中国问题专家被边缘化、加入的新生代战略家是外行但对“中国威胁”认知很重，以及美国国内强大的意识形态思潮，这些也是导致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认知出现问题的原因。
观察者网：台海问题一直是中美交流的重点议题。在双方互相角力之外，我们看到台湾方面也有不少动作，尤其是在所谓认知作战方面，比如会在美国花大笔钱请说客搞政治公关，“1450”和一些台湾人也爱在维基百科、推特、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上大做文章。就现实来看，这些行为确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针对这些点，我们能做些什么？
金灿荣：台海问题其实是个两国三方的游戏，其中中国大陆和美国更重要一些，但台湾地区也不是吃闲饭的，虽然个子小，但跳得很活跃，既想“倚美谋独”，还想“以武拒统”。
在舆论战方面，台湾确实有很多优势，比如“1450”们很活跃，且很有组织，而我们大陆一般是靠零散的“自干五”。台湾的动作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它现在其实很着急，眼看着大陆在复杂的中美博弈中渐渐获取主动权。
针对台湾的这些动作，我们现在也开始重视了，比如显示网络评论的IP地址，有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整顿“1450”。不过我觉得关键还是靠大陆发展好自己、把中美关系控制好，这样一来台湾捣乱的空间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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