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7月22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走进辅德里，感受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的报道。
上海市静安区的繁华闹市中，一排灰白色石库门建筑在绿树映衬下显得庄重而静谧。建筑无声，但每条走廊、每个房间都蕴藏波澜壮阔的历史回响。
这里是中共二大会址，曾经的辅德里625号。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开。会上产生多项“第一”：第一部党章诞生，第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从中共一大召开地“树德里”，到中共二大会址“辅德里”，一“树”一“辅”，印证着中共一大、二大共同完成党的创建的历史，更留下意味深长的哲思。
走进辅德里，红色激流仿佛扑面而来，讲述穿越百年的理想之光。
朴素简陋
20世纪末，上海建设“东西向大动脉”延安路高架，在设计时特意作了一个重要改动：为二大会址绕了个弯，将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完好保存下来。
如今，会址门楣上的砖雕横批“修旧如故”，“腾蛟起凤”四个字依旧清晰。
百年前的革命者们或许并未注意到这一细节。那时的辅德里，“毫不引人注目”，也正因如此，初创的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这里召开自己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辅德里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分界线’边上往往会形成行政管理和治安上‘真空地带’，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连排连幢，625号也不抢眼。并且，深巷内前后门均可通行，在当时严峻的环境下，这也便于应对突发情况，及时疏散。”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说。
时光倒回百年，“毫不引人注目”的辅德里，成为许多有志青年的汇聚地。
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就租住在这里。在电影《1921》中，李达在天台上慷慨激昂地唱着《国际歌》，王会悟流着泪，但目光坚韧，眼神中满是对丈夫、对未来的信心。
辅德里不仅是他们的生活场所，更是中央局秘密的办公地点。中央重要的方针政策、政治主张、重要指示，都由这里发向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中央局来往文件的处理和保管、机关事务、会务等工作，就落在李达身上。在寓所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下方，李达安放了一台小型印刷机，创建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当时，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从这里源源不断输送到上海工人运动第一线。
“625号”后门斜对面一幢房子是平民女校，由陈独秀、李达等发起。由于党的经费缺乏，李达、王会悟夫妇就将自己工资和稿酬拿一部分出来租校舍，并着手其他各项筹备工作。
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设有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课程，教师都是有深厚学养的知名人士，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如陈独秀、刘少奇、陈望道、沈雁冰等。这里曾走出王剑虹、丁玲、钱希钧等后来颇具知名度的女学生。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到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由中共一大时的50多人增加到195人。中共二大的任务，是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参加那次会议的是12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29岁的代表：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由于历史久远，至今仍有一位代表无法确认身份。
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相遇——每个人都接受过新式教育，多人曾留学法国、日本、苏俄，以他们的学识，不投身革命也足可衣食无忧。
他们为共同的理想在辅德里相聚——“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都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并将其同中国革命实际初步结合起来。他们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敢于突破。”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副教授陈世瑞说。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开。王会悟曾在晚年回忆，会场朴素简陋，没有正式布置，就是加了几张凳子。两只柳条箱放在窗口，上面铺一块布，当桌子用。“他们持续不断地开会，下楼吃饭的时候，也在饭桌上讨论会务。”
如中共一大召开时一样，王会悟同样以“会务王”的身份见证历史。二大代表们开会时，她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外面放哨。
1958年，上海有关部门经过艰难查访，最终确证了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是中共二大会址，并根据李达、王会悟等人的回忆和相关文献记载，对它重新进行复原布置——王会悟曾回信“关于中共二大会议原址的会议描述”，还专门请人手绘了辅德里625号平面草图，工整清晰的图上，书架、床铺、座椅等一一呈现。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复原了那些场景。客堂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八仙桌，周围八个方凳，两边是太师椅和茶几。自2002年纪念馆对外开放以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走进这个房间，追寻辅德里的红色历史。
党章诞生
100年前，闷热潮湿的夏天令人困倦，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12人却激情澎湃，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世界，点亮了他们的面庞。
彼时的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下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时局如此动荡，如果不先推倒祸国殃民的大小军阀及帝国主义，不先建立一个有严密组织、有严明纪律的有力的党，一切美好理想的实现都无从谈起。
拥挤的石库门里，与会代表字斟句酌。8天、3次全体会议；逐条起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就此诞生。
“党的二大与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标志之一，就是首部党章的诞生。”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首部党章共6章29条，千余字，包括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附则等，条文对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
与现行党章不同，首部党章的内容只有条文，没有总纲。在中共二大通过的文件中，《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更多承担了总纲的职能，决议案首次明确了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并提出党在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两大原则：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和谏训（训练）”。
《中国共产党历史》关于中共二大这样写道：“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它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的建设和党的纪律做了具体规定。”党史专家认为，首部党章对纪律的规定十分严格。比如，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党服务，三个月不交纳党费的，要开除出党。再如，言论和行动有违背党的章程和各执行决议案，无故两次不参加大会，泄露党的机密的党员等都必须开除。此外，在经济纪律方面突出了对党的经费的管理。
“在当初这样严峻的政治条件下，一个新生党组织对一名党员的要求如此严格，有这样的魄力，非常不容易。”忻平说。
1922年8月，二大闭幕后不久，当时还是国民党党员的朱德费尽周折，来到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说出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看着朱德急切的神情，陈独秀却告诉他，与国民党不同，共产党是极为严密的组织，共产党员必须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必须经受严峻斗争的考验，而且这样的考验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
“碰壁”后的朱德没有气馁，而是极为虔诚、认真地翻阅陈独秀送给他的革命理论书籍，继续他的入党申请之路。后来朱德赴欧洲，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终于在周恩来、张申府的介绍下成功入党。
当时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渴望更多优秀青年的加入，这么做，只因纪律如铁、信仰如磐！
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他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
在党史专家、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立信分中心研究员徐光寿看来，陈独秀所说的“脚踏实地”，主要就是指二大制定了首部党章，制定党章不仅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更为指导党员言行、健全党内生活、促进组织发展、提高党的战斗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大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工人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组织程度明显提高，青年、妇女运动也展现出全新面貌。
如今，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特别设置了一面党章集锦墙，墙上展示着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党章。有参观者感慨：“一部部党章，正是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的见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信仰的不懈追求。”
守护信仰
有关中共二大的内容及其历史意义，党史学界很早就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一个原因是，与没有任何中文文献留存于世、党史学者通过多种线索才确定出召开时间的中共一大相比，中共二大通过的中文文件原件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历史的原貌直观呈现在研究者眼前。
例如，《中国共产党章程》第29条有这样的内容：“本章程由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7月16日—23日）议决”，明确指出了大会的会期，精确到日。
中共二大留存于世的中文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里面包含中共二大通过的各项决议文件，最后一部分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章程》。
泛黄的决议案小册子，如今珍藏于中央档案馆。小册子里盖着一枚印章：“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其背后，是一个守护者的传奇故事。
他叫张人亚，字静泉，1898年生于浙江北仑霞浦镇霞南村，中共早期党员，曾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
“张人亚的大部分革命生涯在上海度过。他从事革命时间早，涉入领域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上海工运、青运、党建、秘密交通、出版发行等革命事业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陈彩琴说。
靠着踏实进取的品质，张人亚逐渐从一个普通的手工业工人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1924年，张人亚在自述中讲到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我虽是中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自己既已要做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自然总想将无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指导无产阶级行动的头脑并健全起来。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头脑，过去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忠诚与信仰，融入了张人亚的革命生涯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的安危。这年年底，许久没回乡的他，匆匆推开宁波霞浦的家门，将一批文件和书刊交给父亲张爵谦后，转身继续奔赴广阔的革命事业。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许多活动秘密进行，以至于家人丝毫不知张人亚的踪迹。张爵谦为保护儿子留在家里的文件，编了个“不肖儿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修了一座合葬“衣冠冢”，并用油纸裹好文件藏进空棺里。
直到新中国成立，张人亚仍然没有回家，张爵谦便嘱托三子张静茂将文件和书刊上交党组织。1920年9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至1921年《共产党》月刊全部刊号、中共二大会议文件……“他以自己独特的精明和远见，使中共早期一些珍贵历史文献得以保存流传，留下了永久的传奇故事。”陈彩琴说。
亲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失踪”的张人亚。2005年，家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现记载，张人亚于1932年病故。悼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争……”
一家人如释重负，热泪盈眶。
讲述中共二大历史和中共早期党员守护党章故事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对这段故事有动人的演绎。舞台上，张人亚拎着旧皮箱，为革命四处奔走。另一幕，则是亲人们不懈的寻找与思念。当张人亚的侄女张望红终于找到二伯的下落，并“告诉”已经去世多年的爷爷，“二伯为了革命牺牲了”，观众席一片安静与专注，许多人落泪了。
《辅德里》由上海静安区委宣传部、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出品，曾在全国巡演，打动了无数青年。“90后”编剧吴冰说，自己被张人亚的故事“戳中泪点”，她发现，伟大是这样具体，牺牲是何等的重。她希望，让更多年轻人知道中共二大的历史、首部党章的守护、重要历史人物的情怀和担当。
《辅德里》的主题曲里，吴冰把对先辈的怀念与致敬写进歌词：“鲜花开满了山崖，野火烧尽了荒凉。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理想……”
“腾蛟起凤”
根据与会代表的回忆，中共二大结束的7月23日，陈独秀已然忘记这是秘密会议，直接从座位上站起来，如同演讲般，高声宣读大会通过的文件……
百年后，这样炽热的情感也被注入戏剧《辅德里》中。舞台上，演员通过演唱、叙述与表演展示中共二大，充满青春力量的“两小时交响乐”几乎承包了全剧“燃点”。一个高潮出现，是演员在激昂有力的音乐中集体高唱：“中国共产党万岁！”
响亮的口号，来自《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这是一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初步阐明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结尾处，第一次公开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大会推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其他决议案。
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进而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同时，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又坚持了中共一大制定的最高纲领。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硝烟弥漫、艰难困苦，但此前却没有一个政党明确地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革命的纲领，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就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这充分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忻平说。
穿过百年的时光隧道，辅德里如一本生动的教材，让今人清晰看到梦想、热血与奋斗，正如会址门楣上至今闪亮的“腾蛟起凤”，中国共产党由此“蛟龙腾跃，凤凰起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