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玄奘寺供奉的“华群”是谁?她是南京大屠杀时难民“活菩萨”

热点资讯2022-07-25 21:00:26佚名

南京玄奘寺供奉的“华群”是谁?她是南京大屠杀时难民“活菩萨”


资料图

其中,还有一个被供奉的人叫“华群”。华群是谁呢?她曾被称为南京难民的“活菩萨”。

她拯救了无数国人,我们国人不该忘记她。

日本战犯我们不能忘记,抗日救护国人的人我们同样不能忘记!

当年的南京安全区,有很大一片在金陵女子大学内,《金陵十三钗》的故事原型就发生在这里。这片安全区的负责人是金女大教务主任魏特琳,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面处心积虑地救苦救难,被南京市民誉为“活菩萨”;一面每天撰写日记记录日军暴行,后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力证。最终她积劳成疾忧虑过重而得了重度抑郁症,回国次年自杀身亡。去世前,她对朋友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她的墓碑正面刻着“金陵永生”四个汉字。

学生的“华小姐”

魏特琳的中文名字为“华群”,意欲一心一意融入华人群众中,为中华群众服务。从伊利诺斯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她加入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1911年受基督会派遣来中国,担任安徽合服三育女中校长。1919年,应金女大之聘,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成为校长德本康、吴贻芳的左膀右臂。每逢校长离校之际,都由她代理校长职务,承担掌校之责。

金女大初建时,魏特琳做了募捐、购地、建筑设计及施工等大量校园建设工作,为金女大建起了7栋中国宫殿式建筑。她认为,要在中国推广女子教育,首先要培养女子中学的教师及行政管理人才,为此在金女大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课程。她还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之先河,指导学生去各地中学实习,并在校内创设了附属实验中学。

魏特琳对学生非常关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华小姐”。当时,男生不可进入女生宿舍,金女大便在宿舍楼下设立社交厅,隔开一些小的隔间用来男女私密对话,魏特琳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亲自坐在旁边看护。有位叫汤铭的学生毕业后一度失业,写信向魏特琳求助。魏特琳立刻请她回学校担任自己的临时助教,使汤铭不仅还清了金女大的贷款,还申请到了美国司密斯女子大学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日后成为中国儿童精神疾病专家。学生毕业后,魏特琳仍很关心同学的工作情况,有机会就去听课。

魏特琳还将爱心延伸到校外,为周边邻里办起家政学校,教妇女学习做手工,将她们的手工制品卖给在宁外籍人士,还教男人学习蔬菜园艺技术。看到附近有些穷人孩子没钱上学,她发起募捐,在金女大附近建立了一所小学,专门招收周边贫困子女,并鼓励金女大学生每周到各自“领养”的穷人家中访问,帮忙解决问题。她还在金女大门口开办粥棚,经常带学生到周边特困户家中送米送衣等。

当时,女教师供不应求,金女大毕业学生就业机会很多,而且待遇优厚,月薪一般在六十多元。1924年,魏特琳指导的学生严莲韵毕业。她擅长英文,专业是医学与化学,找份好工作易如反掌。魏特琳对严莲韵说:“我给你找了一个地方,我想只有你去最合适。怀远一所女子初中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老师,为她们开办高中课程。你有真才实学,家境又好,不会在乎四十元一月的低工资。”


魏特琳在金女大

如此富有爱心,焉能不受到人们尊敬,金女大校刊曾描述魏特琳“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接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魏特琳50岁生日时,金女大的学生及附近的邻居自发地为她举行了各种祝寿活动。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后来在《华群教授事略——待序》中写道:“民国八年(1919年)的秋天华群教授来本校任教育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精心擘划,建树很多。对教学方面,倘遇到困难,竟会废寝忘食的去想法解决,她视学生的成败是自己的事,所以对学生,既同慈母,又不啻严父。她主张大学卒业生要在中小学服务的,必须学习教育原理,教学法,心理学和实习教学等科目,因此,设立附属实验中学,躬亲指导,成绩卓著。华群教授体格魁梧,容貌庄严;然对人时露笑容,以此高贵而和蔼可亲。至待贫儿寡妇,更是谦卑柔和,所以不仅本校师生乐于亲近,就是附近邻居,也都喜欢和华教授往还。更有一点,她酷爱自然,常在课余,植树种菊,对菊花的爱好,不亚于五柳先生。每至深秋,辄陈菊数百盆,公开展览,与爱好之人,共同欣赏”。

难民的“活菩萨”

1937年,平安夜,南京依旧火光漫天,日军杀烧抢掠仍在继续,魏特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点,我被叫到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那时,金女大大部分师生已撤退到后方,魏特琳任金女大代理校长。她一方面劝说校长吴贻芳等人赶快离校,一面转移学校建筑蓝图等重要文件,还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此前,魏特琳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都被她拒绝了。第2次收到撤离通知后,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10月9日,她又在日记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对基督教领导人来说,现在正是为教会服务和领导其成员救济百姓,从事各项有益工作的绝好时机。”1937年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随后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其会员。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开始了持续六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妇女和青年姑娘涌进金女大,挤在教室里,睡在实验室桌子上,蹲在楼梯和过道中,露宿在室外的草坪上……魏特琳又像老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她们,当日军命令魏特琳离开此地时,她严辞拒绝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离开。”利用美国人身份,她开始了与日军的周旋,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为“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日兵。当日本兵欲强行进入校园时,魏特琳就会冲日本兵大喊:“这是美国学校!”日军咒骂她,用血迹斑斑的刺刀在她脸上乱晃,甚至打她耳光,但魏特琳毫不退让。她每天奔波在学校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一一夺回来。“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实际上,安全区并非真正的安全之地,特别是金女大因为聚集了很多年轻女性,更成为日军窥伺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大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魏特琳来回地奔走援救,尽可能地救出被抢的年轻女孩。日军看到她的洋面孔,会有所收敛,但也有魏特琳无能为力时。1937年12月17日,两个日本兵前来滋事,把魏特琳困在前门,其他人乘机从后门闯进楼里轮奸三名妇女,还抢走了十二名姑娘。对此事,魏特琳一直深深感到内疚。魏特琳能做的只能去日本领事馆不断抗议,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日本领事同意她在学校门口张贴告示,禁止日本兵无理闯入,并派来宪兵维持秩序。

白天忙着四处奔波救人救难,晚上魏特琳则用日记忠实记录着日军暴行,“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各种罪恶。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自1937年12月28日起,日军在金女大进行“难民登记”。登记时经过严厉询问,认为无士兵嫌疑者,方发给登记证。为了保护士兵,魏特琳急中生智,让收容在金女大校园内的妇女难民出面相认父兄,救下了百余士兵。她还帮助妇女寻找失踪的亲人,派员工到难民中登记,写上失散人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金女大舍监、魏特琳助手程瑞芳[v]在日记中记录道:“1938年2月20日,华小姐替难民找丈夫、儿子,因为华小姐要求日本人放出他们拖去的人……所以人家叫她观音菩萨,她也不怕麻烦。”

在那些恐怖与绝望的日子里,魏特琳不断地安慰与鼓励难民,给予她们坚持的信心和勇气,她反复告诉大家:“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有天,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太阳臂章取下,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抛在地上。

饮食方面,她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发给难民,还由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米粥,并在校内装了两个大炉子整日供应难民热水。住宿方面,她尽量设法让每个难民都有一席之地,发给没有被褥的难民棉被,年轻的女难民多被安置到学校最隐蔽的文理大楼的大阁楼里。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市民眼中的守护神、“活菩萨”,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支柱,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甚至每天都为魏特琳磕10个头。在日记里,魏特琳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说:‘啊,那是华小姐!”随着妇女和儿童源源不断地涌入,金女大校园里的难民一再暴涨,到1938年年初,金女大难民所中的难民达到了一万多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金女大有魏特琳的挺身保护,因此,相比较而言,金女大难民所比其他24个难民所显得更为安全,女难民几乎都更愿到金女大来避难,甚至一些日本军官和伪自治会的官员也认为金女大最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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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日,日军在南京成立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军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女大还收有4千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跑回来,魏特琳顶着压力继续收容她们,“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

2月18日,在日军压力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更名前一天,委员会主席拉贝回国,他在告别致词里说道:“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琳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城,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魏特琳选择继续坚守,在日记中写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又一次敞开了。如果能为她们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金女大难民所一直坚持到1938年5月底,坚持到南京安全区最后关闭的那一刻。

金女大难民所虽然被迫关闭,但还有大量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滞留在那里。魏特琳不顾忌日军命令,继续收留她们,甚至又收留了原属于其他难民营的女性。她为收留这些妇女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理由,即金女大既是一所大学,为妇女开办“培训班”无可非议。从1938年3月开始,魏特琳在金女大创办了22个难民学员班,教育内容从扫盲到小学、高中水平不等。随后,又设立职业训练班,教妇女们织手巾、袜子等谋生手艺。9月,她又为170多位失学女青年创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这些培训既保护了妇女安全,也确实提升了她们重新生活的信心和技能。

开设难民所,应付日军暴行,开办培训班,还有繁重的学校校务……魏特琳倾注了大量心血,殚精竭力,夜以继日,不顾个人生活,那时她能穿出门的裙子只剩一条。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精神也备受刺激和创伤,在日记中写道:“今晚我太累,无法多写”、“今天异常疲劳”、“我感到很压抑,有一种无助的感觉”……在南京大屠杀结束不久,魏特琳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治疗。1940年4月14日,魏特琳写下了她在中国的最后一篇日记,日记第一句是:“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

对于魏特琳而言,多年来,金女大及中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生命的重要部分。为了留在中国,她曾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更无法陪伴父母身边。离开中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她生命的终结。在美国治疗期间,魏特琳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里,魏特琳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她草草写就的遗书里说自己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朋友们在她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大避难孤儿的照片。魏特琳去世后,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大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着“金陵永生”四字。


雪柏得镇的魏特琳墓地

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无人理解这四个汉字和她的中国心。她弟弟甚至因为不理解魏特琳远离父母,而拒绝在魏特琳住院单上签字。魏特琳的日记虽然曾陆续发表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本杂志上,但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整理海外传教士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的原稿,将其整理公开,供学者研究使用。

1995年,一位东方女子眼含泪水,在耶鲁大学读到了这部用打字机打印、长达526页的日记。她便是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正为《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收集历史资料。1998年,该书出版,这是英语世界第一本完整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张纯如在书中对魏特琳如此描述:“在一个几乎变成虚构的传奇中,由于天天面对日本人的残暴的行为,一个脆弱的、疲惫的女人永远无法恢复其身心所受的创伤,这一切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不料也成为张纯如自己的心灵解说。南京大屠杀的黑暗深渊、残酷画面、野蛮人性,让张纯如也患上了抑郁症,在2004年11月9日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崇拜魏特琳,选择了用同样方式毅然告别已感绝望的世界,年仅36岁。

魏特琳虽然已与世界告别,但受过她恩惠的难民及中国没有忘记她。南京市民张玉英12岁那年,父亲被日本鬼子射杀,孤苦无依的她被魏特琳收留,甚至还送她上学。张玉英后来一直托人在美国寻找魏特琳下落,找了几十年才知道魏特琳早已去世。 1985年,《南京大屠杀》作者徐志耕在采访时发现,许多受过庇护的妇女仍能清晰地记得救命恩人“华小姐”的形象:瘦长个、高鼻梁、长长的脸上有一对湖蓝色的善良的眼睛,上穿西装、下着毛裙,50岁左右的年纪,“她总是手拿一面美国星条旗守在大门口,不让日本人进来……”1999年12月6日,还有3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自发来到南师校园,为魏特琳遗像献花。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授予魏特琳奖励外国人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金女大校训是“厚生精神”,“菩萨”外教魏特琳无疑是“厚生精神”的最佳典范。1941年,魏特琳葬礼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举行的同时,金陵女大师生在成都也举行了由吴贻芳校长主持的悼念仪式,吴贻芳在仪式上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为纪念魏特琳,2002年12月12日,南师在金女大旧址前(今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树立了魏特琳塑像,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10年后的一天,本文作者来到金陵女子学院,看见绿荫丛中的“魏特琳”面容安详,略带微笑,脚下放有一束鲜花。可见,人们不会忘记魏特琳,她将永远是金女大的“华小姐”和南京市民的“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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