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闫妍

出品丨网易科技《态℃》栏目组

生于小镇，刻苦学习，终成为高考大军中的佼佼者，从此走出那个平凡的小镇。在过去，这些人被称为“寒门贵子”，如今却被讽刺为“小镇做题家”。

最近，“小镇做题家”话题受到了很多关注。综合网络上的各类观点，大致可以将其理解为：出身于农村或小城镇，埋头苦读，擅长应试，高考进入一流高校，但缺乏一定视野和社会资源的贫寒学子。

埋头苦读、奋斗拼搏冲出原生阶层，却在一些人眼中是“只知应试”、“思想僵化”的代表，被挖苦冠以“小镇做题家”的称号。不少网友为此打抱不平，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小镇做题家’，怎么了？”“赤手空拳为自己搏得机会，有错吗？”

一、批评“小镇做题家”实在太滑稽

《开聊》：大家是不是“小镇做题家”？请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许单单：我看到“小镇做题家”这个事，我还自己发了一个视频评论，我说你凭什么批评“小镇做题家”？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小镇做题家”，我不只是小镇，还是“农村做题家”。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后来到镇里面读初中和高中，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这是我的本科学校，后来努力又考了北大的研究生，目前的学历是北大硕士。硕士毕业之后，我就一路打工，最早在腾讯，后来做投资，再后来创业，现在创办拉勾也9年多的时间了。

我觉得自己就是农村青年一步步在大城市摸爬滚打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开门钥匙就是“小镇做题”。如果没有“小镇做题”，怎么可能开启北京的钥匙？怎么可能开启北大的钥匙？我在腾讯战略部工作的时候，负责给马化腾开战略会，开启这些的钥匙，都源于我小时候努力做题做出来的。

潘乱：我是在苏北的农村读的小学，初中在镇上读，高中在县里读，大学去了苏北徐州一个地级市读了个二本院校，我连一本都没考上，所以我压根就达不到“做题家”。

因为在上学的时候，没有花多长时间去学习，而是看了很多商业类、科技类、财经类的知识、信息，喜欢使用各种的电子产品。所以因缘际会，毕业之后来到北京从事科技媒体工作，后来也去做了一段时间VC，然后个人创业，变成了一个活跃在直播间的主播。

王旭明：从我自己的家庭出身，从自然判定上，我不是“小镇做题家”。从智力水平上，我明显也不会做题，高考也不成功，也不是“小镇做题家”。所以从自然和智力两个维度衡量，我都不大配称“小镇做题家”，虽然我很想当。

《开聊》：对于“小镇做题家”这件事，大家是怎样理解的？看到这种描述，第一时间的感觉是怎样的？

王旭明：批评“小镇做题家”我觉得挺滑稽的。对于“小镇做题家”，我是很敬佩的，这样一个称呼实际上是指农村边远地区的青年，通过努力学习、奋斗成才进到了大城市，然后一步步取得了自己的成功。对这样状态下成长的年轻人，我由衷地表示敬意。

当然，现在“做题”带上了某种贬义，似乎做题就是比较机械、比较简单、比较能吃苦的，所以不具备一种巧劲、创新劲和其他多方面的涵养。我觉得，对于这样一批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成功的同时，也确实展示出了自身某些方面的不足，这些也应该正视，而全社会也需要给予真诚的帮助。

许单单：我当时看到这个话题上了热搜，之前我没听过这个词，一开始看到觉得还是有很浓重的讽刺意义，我觉得我会做题怎么了？

对于我们这些“小镇做题家”，大家自嘲一下是可以的，我们通过不断刷题走出来，可能带有些重复的味道，但这可能是我们这些孩子几乎唯一的道路，或者说是比较高效的道路，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起码我基本上现在的生活是得益于这么一条路。

但是，看到有人这么来评价我们，甚至有人去讽刺甚至挖苦，我的感受就是挺生气的。所以我当时一边看一遍录了个视频，我说你们凭什么要讽刺“小镇做题家”，招你惹你了？

潘乱： 这个词能流行起来，我觉得有一层隐藏含义，就是说我们这些从边缘加入到主流里面的人，虽然参与到了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工作，但因为我们来自于小镇，所以我们只会应试，所以我们缺乏社会资源和视野，跟这些大城市原生家庭出生的同学，这之间的差距很难抹平。

我中学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叫《送东阳马生序》，那里面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作者宋濂家境贫寒，但他自幼好学，一生刻苦学习，最终改变命运，这篇文章对我的激励非常大。

但在我们今天这个语境里面，“小镇做题家”却有点被污名化了，有点像是对于寒门子弟的挖苦嘲讽。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个抱有恶意的词，就是“凤凰男”，好像说这些人因为他们的出身怎样，因为他们的成长路径怎样，导致他们只会不变通、情商低、只会加班、不会创新。我总体上觉得，“小镇做题家”这个话题，是建立在非常混账的舆论基础上的。

二、出身论加剧，生于“小镇”不光彩吗？

《开聊》：某种程度而言，“小镇做题家”其实还是其中的一部分成功者，很多人其实还并不能如愿。也就是这个标签似乎真正在嘲讽的是出身，出生于“小镇”是个不光彩的事情吗？

许单单：“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其实好像在说两个事情，一个是小镇，一个是做题。我说一个自己的小经历，2000年左右我在北京读书，有一次坐公交车，就有一个北京阿姨在公交车上骂其他几个乘客，可能是农民工，就骂他们是外地人。我当时作为一个旁边的乘客，也是挺生气的，我就在想我们小镇又怎么了？

我觉得，在边远小镇里通过成为“做题家”这个方式，这批人真的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通过一个非常狭窄的道路，去争夺到了一点点机会。你用这样的词汇去形容这群努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的确多多少少对人是有打击的。中国有多少是大城市？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于小城市、小县城、小乡镇的吧。

王旭明：首先，要放在大的背景下看待这样一个概念的出现。44年前，我们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实际上才出现了“小镇做题家”。如果没有高考，我即使身处在小镇，即使不断的做题，可能也很难走出来。正是在恢复高考制度40多年的大背景下，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所谓“小镇做题家”，而千千万万个“小镇做题家”，我认为正是我们教育公平的产物。

40多年来，人们对高考有各种议论，高考也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诟病，但是它不能取消。为什么不能取消？目前还没有一种相对更公平点的办法来取代它。大家知道，教育公平没有绝对的，都是相对的。我们国家东西部差距大，城市农村人口众多，对于我们国家这样的一个情况，高考就是目前最公平的一种选拔人才手段。

说实话，比如说农村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同用一张卷子，这合理吗？比如说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在同一个标准下来选择录取，这合理吗？都不合理。但相对来说，有这样一张卷子，就杜绝和堵塞了更多的后门，或者其他不公平的现象。

因此，在教育公平的大背景下，千千万万个“小镇做题家”的出现，对我们社会进步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也是我对他们致以特别敬意之所在。

潘乱：每次玩游戏大家都问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是你干过的别人没干过的，我都说我给母猪接过生，我真的给母猪接过生，这就是不同的人，他不同的成长路径，有着不同的人生体验。

我觉得聊到出身，我们还要想到一个问题，人真的生而平等吗？人其实是生而不平等，然后我们的人生是在不断地追寻平等的过程中。

把我们称为“小镇做题家”，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来自边缘，说明我们缺了什么？我们缺初始的资源。可能是源于我们所处的城市，我们的父母地位，我们的家庭财力，对于我们的初始资源积累造成了限制，这种限制有可能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影响。

其实，大家处在不同的社会分层里面，占据着不同的社会资源，这就造成了大家的信息量跟体验可能会有差距。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小镇，哪怕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民工的子弟跟城区里的孩子，郊区的跟主城区的孩子，这之间的差别也很大。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教育的失衡呢？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削减人与人初始资源带来的不平等，然后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平等规则。

《开聊》：我们在职场和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小镇做题家”，这群人真的如这个标签一般，代表着高分低能吗？

许单单：做题是否代表着高分低能，这个其实我没办法整体去评价。总体而言，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个通道，不走这个通道好像今天就没办法走到这里。我以前看到一个段子，说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和你坐到一起喝杯咖啡，这是很现实的。

为了和北京、上海这些孩子一起“喝咖啡”，我们这些外地做题考上来的，尤其是湖北、山东、河南、安徽这些大省要考到北京，本身就是很难的一件事，然后北京的卷子可能还比我们容易很多，这就导致我们要花太多时间在做题这件事上。

当然，作为一个小孩，都希望所谓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可能就不够全，比如大多数人体育都不够好，也听不懂什么音乐，也不像城里的小孩又会钢琴又会画画，可能会存在一点点这种小差异。但我觉得这就是取舍，我们在缺少一些资源的情况下走到现在，那我们的构造就有得有失。这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我们只是在不公平的世界里，尽可能的去追求多一点公平的机会。

潘乱：小镇可能对我们存在着一些限制，大部分的小镇青年其实是处在一个闭塞且断层的社会系统里面长大的。比如，我们大部分都是放养状态下长大，肯定要比城市的中产子弟，对于城市的运行系统是更陌生的。与此同时，我们跟各种公共机构的互动、打交道，其实都会少一点。在表达能力上，在胆识远见上，可能也会差那么一些。

但也有很好的部分，譬如许单单老师应该就是一个典型。就是出生于小城镇的普通人，大多数时候他的觉醒时刻可能会来得相对更早一点。我做过一段时间VC，我后来看到过一个投资标准叫PSD，就是说去投那些贫穷的、聪明的，但是极其渴望成功的。

我觉得从小镇出来的这些“做题家”，可能就非常匹配这样一个PSD模型。他有很强的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也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然后他还贫穷，所以愿意不断向上，所以这就是一种高潜的创业者。与此同时，在他们到达今天这个位置之前，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说有机会来到的时候，会更敏锐地抓过去，他们对成功的动机非常强烈，要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也非常强烈。

三、阶层固化，寒门再难出贵子？

《开聊》：大家在聊小镇做题家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涉及到了一种焦虑，就是寒门是否再难出贵子？

许单单：最近不是高考成绩刚出来，我们村觉得我是村里的成功人士，所以村里很多小孩的高考志愿会找我来帮忙指点一下。今天，我们村里面一个小伙子就考上了安徽大学。其实，我觉得高考这个制度相对而言就很公平，我觉得中国什么事情特别公平，比其他国家都更公平，我觉得就是高考。

很多人认为美国教育公平，其实真不是，美国的大学是靠写申请书，是靠名人推荐。如果你本身就是议员的儿子、企业家的儿子，自然你的爸爸就能帮你找到有权有势的官员、有影响力的教授，来替写这个推荐信。而在中国，看起来我们只是在考核一个分数，但高考却让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规则之下。

我们那个村那么穷，包括今天跟我联系，希望我帮他报志愿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爸爸得了重病，妈妈在外打工赚钱养着一家，家里还有两个小孩在上学，其实这就是绝对的寒门，但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这个孩子还是考上了211大学。

所以我说寒门出贵子这个事情，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下是存在的，这条路一直都在。只是过去几年，K12出现了那么多的培训，教育搞成了“军备竞赛”，每家都把小孩武装到牙齿，让大家有了一点点担心，经济条件差的人可能就竞赛不起了？在过去，过度商业化、过度课外辅导的时代，其实是让寒门出贵子的几率降低了。“双减政策”之后，社会上光明正大的、成体系的、成系统的军备竞赛大体上消失了，对于我老家那群孩子们而言，好像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王旭明：我认为寒门出贵子，首先，我们在政策上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保障。同时，我们社会各个方面额经济发展，又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经济基础。在这样的保障和基础之上，寒门出贵子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大有可能的。

但我想要强调一点，在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存在着城乡的差别，仍然存在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差别等等。在这样多差别的背景下，我们要强调寒门不易出贵子。这里的好不容易，可能有好多因素决定。比如，我们从寒门来到北京生活却没有房子，在北京买房，没有三五百万恐怕连口都难张。我所谓寒门出贵子难、不容易，可能就在这里头。

《开聊》：“小镇做题家”和生活在大城市的孩子们，起跑线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出身寒门的年轻人要怎么破局呢？

潘乱：大家的起跑线确实不同，但今天这个社会我觉得更加多元了。举一个例子来说，譬如大家都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队可能排了30米，突然开了个新窗口，这个时候大家怎么办呢？排在最前面的人不可能跑到新窗口去，排在最后边的人直接跑到新窗口去，最尴尬的是那些排在中间的人，他们到底怎么选？

你今天去公众号、短视频、直播间里看一看，这一些跑出来的主播们、这些up主们，他们的平均学历绝对不会超过初中。我想提这个点，在于我们今天社会对于成功的评价太单一了，就认为谁赚了更多的钱谁就成功。但你看这些网红主播们，他们自于小镇甚至农村，没有一个好学历，可能连高考这一道门都没有参与过，但赚了知识精英几辈子都不可能赚到的钱。

所以说，当你抓到一把烂牌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这个社会是不是有更多不同的选择。你就不要走进优胜劣汰的循环里去了，大家所有人都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再进去，何苦呢？你就只能成为那个燃料。你要找的是适合你的牌局，设置自己不同的起跑线，找到你的兴趣，并且长时间地投入，到最后厚积薄发。

《开聊》：十多年前，如果说“高考是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大多数人还会表示赞同，而现在越来越多人对这一点保持怀疑。加上现在出台的“双减”政策，以及大力发展素质教育，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读书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王旭明：高考改变了我们很多人的命运，高考也使“小镇做题家”成为可能，高考也是目前教育相对来说最公平的大面积选拔人才的唯一手段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高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选拔人才的单一，比如考试方法和内容的机械、枯燥等等，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这些年来，一方面，我们在不断深化高考改革，从内容到招生录取方法，其实高考的改革一直在进行着。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在不断地拓宽人才选拔和使用渠道，努力地使高考由一座独木桥变成选拔人才的立交桥，但独木桥变成立交桥的过程中，走得相当难。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连续几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今年国家也是下了很大的狠心，把高等职业教育升为本科。我觉得，如果把职业教育这条道路拓宽了，比如说什么主播、电竞选手，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认定的方式和渠道，我想我们不单独走高考这条路，不只有高考能改变命运，在中国只要人尽其才，都可以改变命运。那样一天，我相信会来到。

四、明星考编是“原罪”吗？

《开聊》：明星和普通人竞争一个编制，是否真的公平？普通人到底在生什么气？

潘乱：关于明星考编这个事情，我专门找人请教了一下。首先，我们要看明星考编考的是什么编，这个事件他考的是国家话剧院，那是一个他们专业对口的事情。首先，国家话剧院需要这种年轻的演员，年轻的艺人也需要加入这种所谓的艺术殿堂去深化、进修，这其实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就是说国家话剧院其实属于明星的选拔机制，它其实跟普通人的晋升机制是不一样的。如果真的看国家话剧院里面，像李雪健、廖凡、张丰毅、孙红雷，各种明星其实都在里面。明星可以考编，明星跟国家话剧院是属于互相需要、互相的双向认可。

但对于今天这个问题，大家暴露出来的不满，其实是在于这些明星他们不好好读书，但却挣了几千万，这是一个明显明星收益过高的问题。你看大家辩驳中反复出现的“208万”，意思就是说，明星他一天能够挣208万，还跟我来抢编制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里面，大家其实是对于今天分配的不满，对于程序正义的不满，说到底是网友在反对不公、反对特权，只能说社会情绪到这了。

王旭明：我对这个问题有三点想法。第一个，就是无论是不是明星，他也是个人，任何一个人对自己生活，包括职业、对象、家庭、未来等等，他的选择我们都应该给予尊重。这是他个体的权利，他的人权，我们应该表示尊重。

第二个，我倒是和和各位的想法不是很一样，我的想法是，既然这位演员他已经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违规现象，可以凭良心发誓是符合规矩的。国家话剧院也证实他是符合规矩的、符合程序的。那么，为什么他要放弃这样一个机会？因为畏于人言，所以选择退出了这样的一次选拔，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遗憾的。我觉得他应该继续，已经证明了公平，没有任何的违规，那就要坚持自己，而不是畏于人言。

第三个，无论演员也好，明星也好，以及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都想当公务员、想进体制内，这个潮流我认为不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是值得高度关注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艺术人才，他更应该摆脱桎梏，向往自由，创作作品。这个自由不仅仅是心灵的自由，首先得跳出框框，什么叫框框？体制内就是框框。如果你连这个框框都不敢跳出，何谈自由？你的创作等等又从何谈起？因此我想说，未来改革方向一定是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体制外，不当公务员，不走体制内，在体制外更广阔的天地展现自我。

《开聊》：内卷的尽头是考编，明星的尽头也是考编，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现象？大家似乎都急切的在寻找一种稳定感、安全感？

王旭明：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向往体制内？我给的答案是，大家对未来、对自身失去了某种自信。我们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反正我在体制内，我上班不上班，我表现好还是不好，我也有基本保障，就这样一辈子算了，他是这种心态。

这种心态我认为是非常要命的，体制内必须深化改革，让混吃等“死”的人及早离开体制，不能让他形成只要进了体制就进了“保险箱”的概念。你想要“赖活”，就得给你推出去，到哪都得好好活着。因为一旦这样的心态成为社会主流，大学生都想当公务员，明星都想进体制内，所有人都想进国企，这就坏了，我们社会的活力就没有了。

《开聊》：“小镇做题家”这个话题在当下之所以热度很高，可能还涉及到了一个就业难的大背景，包括许单单总上半年还出了职场规划书《临界点》，就现在的大坏境对年轻人的职业发展或规划，有哪些建议吗？

许单单：如果只看今年，此时此刻是一个非常态，今年年初到现在，从我们数据来看，上半年基本上主动跳槽的人极少，往年一般一个公司正常三四月份的流通率是有15%-20%的。但是今年主动的流动率，我做了一轮简单的非正式调研，结果是连5%都不到，甚至可能只有百分之二、三。它是一个非正常状态，我相信一年后的世界也不是现在这样。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年轻一点的人，还是可以努力地去追求一点机会，比如说去大厂见世面，或者去一些朝阳产业，能跟这个产业共同发展。对于30岁以下的人，还是要有些追求去闯一闯的。何必为了各种恐惧呆那不动呢？

但如果你是30岁以上，的确是要好好做一下规划，因为在30岁到33岁之间，如果缺少一些规划，就会导致到三十六、七岁的时候有点尴尬。如果你的能力模型和一个二十八、九岁的人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下一步的职业发展可能会遇到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