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春天，老友艾澜的女儿特特自费去日本留学。从那一天起，艾澜的微信头像就换成了张卡通图片：一只粉黄耳朵、粉紫眼圈的老猫，抱着一只通身浅灰色的小猫，小猫嘟着嘴、伸出舌头，舔吻着母亲。
6年来，艾澜没换过头像，我知道，这是她对女儿无法舍弃的爱。
30多年前，我和艾澜都在武汉一家国企上班。起初我俩工作并无过多交集，只听说她来自农村，通过亲戚的关系到厂办幼儿园做了一名临时工老师，不久就跟车间主任的儿子任正旺谈起了恋爱，很快怀孕。
在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最好的结局就是赶紧结婚，于是艾澜挺着6个月的孕肚进了任家门，3个月后，生下了女儿特特。
任正旺家三代单传，艾澜进家门前，公公刚斥巨资将一家人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婆婆先是瞧不上艾澜的农村户口，又歧视她先孕，最后嫌弃她生的是女孩，说计划生育抓得紧，以后若超生，被罚几万块钱不说，还得把她儿子在公家的工作弄丢了，“这岂不是要让任家断后？”
后来，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厂里宿舍大院新建了一栋5层高的住宅楼，我家住4楼，艾澜和婆婆一家人住我家楼上，每天上下楼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时，我的孩子上了幼儿园，就在她的班上，这样，我俩逐渐熟悉起来——其实艾澜是个“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能干人，小特特又聪明漂亮，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像个小大人儿一般，很是讨人喜欢。
2000年年初，厂里所有职工都买断工龄下岗。
随后十几年里，我和艾澜都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疏有来往。听说任正旺只身去了广州，投奔他在中建某局颇有实权的姐夫，先是在工地上跟人做水电装修工程，后是挂靠在姐夫经手的工程里，做了承接水电装修工程的包工头。有了钱后，任正旺回来买了一处新房子，成了老厂里第一家在外面住上商品房的人。
我们这些仍然留在老厂宿舍大院里的人，“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自然很是羡慕。
特特也被艾澜培养得很优秀。那几年，各种兴趣班方兴未艾，特特学英语、学舞蹈、学钢琴，中考时考上的是省级示范高中，是我们眼中“别人家的孩子”。特特读高中后，艾澜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留下婆婆给特特做陪读，自己就去了广州和任正旺一起打拼。
可不到两年，艾澜就回来了，说是特特要她回来陪读。我在自己开的酒店里请她吃了顿饭，饭后陪她一起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她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特特将来恐怕只考得上二本吧。”
“不会吧，特特这么优秀，不说清华北大，武大、华科大应该是没问题吧。”
“很难，自己养的孩子是什么样，自己知道。”
一年后，特特果真只考上武汉的一所二本院校。失落的艾澜回到广州，和任正旺做完最后一个工程，在女儿大二时，夫妻俩就回武汉了。艾澜说，回来，一来因为婆婆年纪大了，经常生病，老人一生病，她就得从广州往家里赶；二来，漂泊多年，她渴望一家人能好好在一起，“我最希望，特特毕业后能够留在武汉成家立业，然后生两个孩子，经常回娘家住住，那样我的日子过得该是多么热闹、滋润……”
夫妻俩在武汉开了一家水电配件门市部，利用曾经在广州的供货商网络，借助日益便利的物流运输，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需要应酬时，他俩常照顾我家酒店生意，由此，我跟艾澜便成了常来常往的朋友。再后来，她索性卖掉那套老旧的商品房，在我们小区买了新房，跟我成了不同楼栋的邻居。
2014年，特特大学毕业，进了任正旺姐夫所在央企的武汉分公司做临时工——因为央企只招收“双一流”大学的毕业生。不过，姑父告诉特特，往后一旦有机会，他会想办法帮她转成正式工的。
特特在单位做的是人力资源部的文员，眼见与自己同工的正式工拿着比自己高了近一倍的薪酬和福利，心里很是不甘。不等父母开口，她就问了姑父好几次转正的事，每一次姑父都说“等机会”。
就这样，等了1年多后，从不关心家事的特特，突然问起艾澜家里有多少积蓄。
艾澜不经意地回答：“等你将来出嫁时，给你在市中心买套房做嫁妆没问题。”
特特说：“我不想要嫁妆，我想去日本读研究生。”
这显然是特特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的话，她私底下已经联系好了一家留学中介，从父母提供经济担保，到2年研究生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只等父母同意自己的想法。
艾澜内心波涛汹涌：“你别急，容我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
艾澜明白，女儿最想去的国家是美国或者英国，因为她有好几个老同学都是去的英语国家，去日本不过是退而求其次——英语对她来说太难了，从大三开始就一直在备考雅思和托福，可考了好几次，都没过。
对特特的要求，任正旺坚决不同意。他认为，20多岁的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就应该考虑恋爱结婚的事，出国留学根本没必要。
再说，家里只有这一棵独苗，万一出去了不回来，他该怎么办？他拍着胸脯向女儿承诺：“我保证让你姑父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把你转正的事情搞定。”而特特不屑一顾的神情，让他很受伤。
艾澜更是不舍，但特特此时的际遇与她年轻时特别相似，让她生出不少共情。想当年她在厂里做了5、6年临时工，厂子改制时，没有任何补偿和待遇。更让艾澜伤感的是，哪怕自己工作做得没有一点儿比正式工差，但临时工的身份总让她觉得低人一等。她能够理解女儿如今也遭遇着自己年轻时的处境和心境——如果转正无望，那么作为母亲，她是希望特特能够有机会摆脱困境的。
但她又不想特特走那么远，于是就问：“不能不出去吗？你可以努把力，辞职在家备考也行，爸妈养着你。考公务员，考事业编，考其他的央企或者国企，你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考的岗位很多。”
特特说：“不想考。”
艾澜叹了口气，想到特特那几个小学时经常一起结伴上各种兴趣班的老同学：有位名叫徐茭白的女同学，父亲是民办高中的校长，母亲是省特级教师，家境优越，高考上的是武汉大学法学系，去英国留学是考取的2年公费生，还有半年就毕业回国了，据说有可能回校任教；而另一个男同学陶壮，华南理工大毕业时直接考上的美国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取得高额奖学金，毕业实习进的谷歌，据说表现非常优秀，但他不想久待，想要回国发展；还有一位名叫彭维的女同学，华科大毕业后，自费去的美国读研，实习时去的也是谷歌，与陶壮成了暂时的同事。
特特与这些老同学渐行渐远，但艾澜与这些孩子的父母还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经常线下聚会。艾澜觉得当年这些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父母基本上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只有自己作为家长是有遗憾的。而女儿此时想要出国留学的想法，竟唤起了她深埋在心底的最初的期望。
2016年除夕夜里，特特又一次跟父亲在去日本的事情上争执不下后，把自己关进卧室，放出一句狠话：“不让我出去，我就吃安眠药，割腕，跳楼，反正就是不想活了。”
那段时间，艾澜只要一见到我就提这事，说想让女儿出去见世面的是她，说女儿出去不放心的也是她。她问我如果遇上这事会怎么办，我直言不讳地说：“人生短短几十年，父母儿女何必要离得那么远？孩子有多大能力就走多远，不必强求。”
“可特特总是说，她不甘心做一辈子临时工，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她也不想考公考编，过那种一辈子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她内心深处其实是支持女儿出国留学的，只是感情上接受不了女儿的远离。
最终决定特特命运的是一只名叫“别别”的橘猫。这只猫是特特在大二暑假时捡到的，一直在家里养着，很招人喜欢。在一家人为了特特的去留问题各执己见时，猫好像也特别抑郁，经常蹲在露台的角落里发呆。
过完年的一天晚上，心神不定的艾澜到露台上晾衣服，忘记猫还在外面，随手就把露台的门关上了。第二天早上，她就发现猫已经僵硬地躺在露台下小区的路上，显然是夜里从5楼高的露台上掉下去摔死的。特特那时还在上班，听说别别死了，哭得很伤心：“它一定是以为我们把它关在外面，是不想要它了，所以就自己跳下去了。”
艾澜夫妻俩心情压抑地回到农村老家的山里，为猫做了“树葬”——别别被挂在一棵高高的苦楝树上，像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望不到边的蓝天白云之下，随风摇曳，无所归依。在归途中，艾澜泪流不止，又想起女儿誓不罢休要出国的样子，更是悲从中来。
第二天，她一个人去寺庙里拜见了师傅，说出了心里的困惑。师傅说：“别别的非命是替特特挡了一灾，既然别别已经走了，那么特特也就由她去吧。”艾澜把师傅的话告诉了任正旺，他一夜辗转反侧，隔天早上长叹一声，算是默许了。
如获大赦的特特立刻就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连家也不回，去了早就联系好的日语培训班，开始为期3个月的语言培训，同时还通过中介办理去日本留学的各种手续。也就是从那时起，关注日元与人民币的汇率，成了艾澜生活的一部分。
2016年春末的一天，任正旺和艾澜陪着特特坐高铁从武汉到上海，在浦东机场送特特登上了去往大阪的飞机。后来艾澜对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早上7点钟从武汉出发到上海6个多小时，下午5点多钟从上海出发到武汉6个多小时，一天之内来回坐了13个小时的高铁，就这样把我的上半辈子跟下半辈子，划了一道分界线。”
那以后，特特在日本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了艾澜每一次跟我见面时的必备话题，仿佛每说一次，特特就回到她身边一次：特特的研究生导师表扬了她，说一个文科生怎么敢报考金融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学得这么好；特特为了赚生活费，在一家寿司店每天打工6小时；特特为了节省房租，跟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女孩子合租……看她陶醉在对女儿的惦念中，我不忍心打断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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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一走就是2年，直到2018年放春假时，才回国一次。满心欢喜的艾澜带着特特到我家里来做客，送给我一套资生堂护肤品，我则请他们一家人吃了一顿饭。我看特特明显胖了，白了，气质中有一种难以言明的异国味道。艾澜一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看，那神情很是骄傲与满足。
5天后，特特又离家去了日本，行色匆匆，仿佛那遥远的他乡才是她的归途。
当年12月底，艾澜按捺不住思念之情，飞去大阪探望特特，在那里住了10多天，过了元旦才回来。再见面时，我问孩子在那边生活还好吧，她顿了顿说：“好是好，就是跟合租的那个青岛女孩一起有点不开心。那女孩纯粹是家里有钱出去玩儿的，不好好学习，经常去夜店，深更半夜喝得醉醺醺才回来，特特得起床给开门。因为晚上大门总得反锁呀，那女孩也不会做家务，连洗衣机都不会用，特特还得帮她洗衣服、晾衣服……”
特特在日本的2年研究生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她告诉艾澜，已经提前找好工作，不准备回国了。
艾澜陷入了比2年前更深的不安之中，经常说，其实特特要是愿意回来，国内可以做的工作可多了，“可以去大学或者高中当小语种老师，也可以去日本在中国的企业里做日语翻译，甚至可以自己开个日语培训班……”总而言之，只要女儿回来，一切都好。
再后来，疫情、隔离，成了特特不能回家的不可逆转的理由，母女俩又有许久没见面了。艾澜经常会在跟朋友一起吃饭时，不顾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突然冒出一句“我好想我家特特啊”，令我们陷入短暂的尴尬，我只能再找个高兴的话题，帮她打个圆场。
转眼已是2020年春末，特特离家已经4年了，艾澜又开始担心她的个人问题：“今年特特都28岁了，一个人在外面，你说找个中国人吧，现在在国内找个合适的对象尚且不容易，在日本就更没有什么机会了。”说着，又叹了口气：“唉，当初就不该同意让她出去的，可是不让她出去，她整天不开心，你留她在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
艾澜仍然盼望着，女儿在日本打拼一段时间后，会尝到孤身在外的苦，会想起家里父母的好，从而萌生归意。她说，如果特特能回来，她和任正旺会尽己所能满足了孩子想出去看世界的愿望，这样特特也体会到了自己向往的另一种生活，从此一家人各遂心意地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幸福。
不久后，艾澜告诉我，特特恋爱了，对象是一个比她小4岁的美国男孩，名叫托尼，是她同事，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刚刚大学毕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特特是在见过托尼父母后才对艾澜宣布这件事的，她说托尼的继母对她很好，她喜欢托尼的家庭氛围。
这些话一说完，艾澜的眼泪就流下来了：“那美国人凸眉凹眼的样子，我看着多不习惯呐，语言又不通，到时候坐到一块儿去了，怎么说话呢？那天任正旺知道这件事后，整宿不睡觉，就蹲在阳台上抽烟，说我们老了以后，过的就是方院长那样的日子。”
她说的方院长，也是我们小区的邻居，住在我家楼下，70多岁了，退休前是一家三甲医院胸外科的“一把刀”。他的儿子十几年前从华科大毕业后，考取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医学专业的公费研究生，接着读博，毕业后在美国一个研究所工作，妻子是他大学同学，在美国一个国家机构工作，夫妻俩工作繁忙，很少回国。
和方院长做了这么多年邻居，我只看到过一次他儿子、媳妇带着2个孩子回国探亲，更多的时候，是听见方院长在露台上一边拍视频，一边跟孙子孙女说话，有时候是说武汉话，有时候是说普通话，有时候是说简单、蹩脚的英语。
方院长的结发妻子早些年就因病去世了，跟现在的老伴成家也有十几年了，老两口2019年春节前夕曾一起去美国在儿子家里住了小半年，方院长也不想回国，想跟着儿子终老，但是后老伴挂记着自己在国内跟前夫生的亲儿子，签证一到期就吵着回国，方院长也无可奈何。
他说：“前老伴留不住是因为得病，后老伴总不能就这样不管了吧？”其实后老伴的儿子已经在成都成家立业，只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回武汉几次，但后老伴就是要守着日子、盼着儿子一家人回家团聚的时候。
有天早上，我和艾澜在小区里散步，正遇上方院长买菜回来进了小区，一只手上拎着白萝卜和包菜，一只手上拎着两个油炸的面窝。这时另一个邻居吕老头送他龙凤胎孙子孙女上学，用一根老古董的扁担挑着两个书包走在前面，两个孩子跟在后面一路打闹嬉笑，好不开心。
方院长很羡慕地打招呼：“老吕啊，您瞧您这多好的福气，一大早的，多热闹。”
吕老头打着“哈哈”说：“我还眼馋您这清闲自在呢。”
方院长叹口气：“您这多好，您可别眼馋我，赶着哪天我是啥时辰睡过去的，都没人晓得，造孽得很呢。”
艾澜就跟着方院长轻轻叹了口气。
2020年底，世界各国疫情愈演愈烈，艾澜说托尼因为担心家人回美国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再到日本。这让任正旺喜出望外，觉得或许这样两个孩子会就此分手，特特也会想着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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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特却坚定地告诉他们，不管托尼回不回到日本，她是不会再回国的，因为她觉得日本很好，她已经完全适应了现在的生活。
我问，现在日本疫情也有点严重了，特特还好吧？艾澜说还好，她的工作是居家办公，不存在通勤感染的风险。我问是什么工作，艾澜说，特特的公司总部在美国，是做比特币的，都是在网上办公。我又问比特币是什么，艾澜说，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现在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可以交易，中国目前是抵制的，但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开放了，那么特特回国来做这个就是属于开疆辟土的领军人物了。
很显然，这些都是特特给艾澜灌输的信息。我不懂比特币，可总觉得千里迢迢去日本读研究生，到头来毕业后却只需在家办公，岂不是有点脱离社会了？而且做的还是这种听上去有点“玄乎”的工作。
但是我不敢跟艾澜说出心里的疑惑，怕她不高兴。
2021年底，特特打电话回家找艾澜要钱，说她想在日本成立一个目前供职的美国公司的分公司，自己做老板，需要折合人民币30万的资金支持，希望父母能帮一帮自己，从此以后，她保证不会再找家里要一分钱了。
艾澜万分纠结——给吧，他们夫妻俩不知道那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一旦给了这个钱，无异于是夯实了女儿在外面的经济基础，相当于支持她不回国了；不给吧，万一特特又像当初想要出国时候那样走极端，那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最后，艾澜还是转给了特特30万，让她开起了自己的公司。不久后，特特告诉艾澜，趁着日本疫情缓解、国门稍开的空隙，分别1年之久的托尼重新回到了日本，说是忘不了她，是奔着与她结婚而去的。
以前任正旺还幻想着特特能放下日本的一切，包括托尼，回国生活，哪怕不回到武汉，在国内其他城市也行。现在，任正旺只能退而求其次，说特特带着托尼一起回来也行，正好我们这儿的开发区正在新建一个九年制双语学校，托尼来了，应聘做个外教应该是没问题。总而言之，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他想要她回到身边，他不希望自己老无所依。
而艾澜似乎是“看透了”：“只要特特觉得幸福开心，在不在身边不是最重要的。”关于女儿的事，艾澜凡事只往好处想。她说，时间久了，在视频里看托尼也顺眼了，不再是西方人的凸眉凹眼，而就像一个中国男孩了。
接下来的程序，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应该是特特想办法带着托尼回来见父母，毕竟彼此两三年没见面了——但是特特并没有。其间，任正旺的侄女出嫁，想让特特回来做伴娘，特特看不起堂姐找的对象是一个摆摊修摩托车的高中毕业生，认为不值得她那么远跑一趟。
到了2022年年初，艾澜一直在说特特要办理结婚证，需要提供出生医学证明，而自己当初没有保存好给弄丢了，补办起来很麻烦，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
春节刚过，一向温良谦恭的艾澜突然闹起了婆媳矛盾，每天频繁地跟我电话或微信聊天，像是疯了一样，先是说婆婆每天对她的管束：吃了饭必须马上去洗碗，不要坐着玩手机；午睡不能超过半小时，否则就是偷懒；逢年过节家里待客要准备什么菜，都必须听婆婆的安排；甚至两个姑姐回娘家吃个饭，都得要媳妇先打电话说个客气话，否则就是不热情……如此等等，说：“这几十年，我过的就是这种日子。”
早年，艾澜对和婆婆之间的龃龉似乎不太在意，婆媳俩没有外人以为的那样剑拔弩张。她住进我们小区后，我发现她婆婆确实是强势，但做事也利落，儿子媳妇回家了，总是好吃、好喝的送到手上。有一回，艾澜还发过一个朋友圈，表扬婆婆，说“有妈真好”。
她跟我倾诉她说，现在特特都不回来了，她也无所顾忌了，她想要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她强烈要求大姑姐把婆婆接过去住几天，好让她轻松下，不然就要跟任正旺离婚。婆婆不肯去女儿家，说这边住着挺好的，可以到小区对面的超市门口跳广场舞，有熟悉的邻居可以聊天。
婆媳两人在家里吵得不可开交，任正旺为了息事宁人，只好把婆婆送到姐姐家去暂住几天。谁知，一辈子就认“养儿防老”的婆婆，一气之下独自回到那间20多年没住过人的老厂宿舍楼里去了，这样一来，做儿媳妇的艾澜在外人看来就有了不善待老人之嫌，跟丈夫也闹得很僵，也被大姑姐指责。
我请他们夫妻俩吃饭，席间，我刚说了一句：“过几天去把婆婆接回家吧，毕竟老人这么大年纪了，还有多少日子可以跟你们在一起……”任正旺黯然点头，艾澜却“嚯”的一下站起来，拂袖而去：“你这样劝，就是逼我去死！”
我惊愕于艾澜的偏激，却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给庆雪打电话。庆雪是艾澜的闺蜜，两个人在老厂幼儿园的时候是同事，几十年都在一起玩。庆雪听我说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姐姐，你莫怪她。跟婆婆处不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特特不回来。她也跟我这样纠结了好几天，要死要活的。她这样子，你就莫劝她了，凡事顺着她说，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我也跟特特发了信息，让她多安慰一下她妈。”
庆雪说，特特的一去不回，激发了艾澜对于婆婆的怨气，她认为正是婆婆从小就不待见特特这个孙女，导致特特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才执意离家不想回来的。
作为朋友，我只能听从庆雪的提醒，不再劝艾澜什么，而只能等她自愈。
几天后，艾澜主动联系我，请我去小区附近的西餐厅喝下午茶。她说，特特听庆雪说了自己的状态后，第二天就在网上给她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预约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治疗，每周一次，一次2个小时，费用是300块钱。特特说，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私密的心理咨询师，来解答心里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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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还提到了我：“陈阿姨也得去看看心理医生，她的心理也有问题。我奶奶多年来对我妈刻薄，我爸因为愚孝，一直在我奶奶面前压制着我妈，陈阿姨竟然还劝我妈把我奶接回家，她这是屈服于男权社会的表现，是不正常的心理，需要找心理医生疏导一下。”
作为“陈阿姨”，我谨记庆雪对我的提醒，惊㤉之余，只好莞尔一笑：“不管怎么样，真心希望你好好的。”
艾澜替我斟满一杯柠檬柚子茶，开始了自说自话：“其实，6年前，我和任正旺还在从上海回武汉的高铁上时，特特在大阪一落地就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已安全抵达，再也不回去了。’所以说，这些年，我和任正旺都是活在自欺欺人的幻想里，总以为她会回来，我不敢跟我父母更不敢跟婆婆甚至跟你们这些朋友说，特特走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不会回来了。”
随后，她又跟我说起特特那些大学一毕业便公费或者自费出去的同学。
陶壮曾经一度追求过彭维，他父亲去世得早，作为独生子，他不想让母亲一个人在国内太孤单，执意要回国，应聘到北京一家外企做了高管，而彭维觉得谷歌很好，想留下来继续发展，两个人就分手了。
而徐茭白因为想家，尽管就读的学校多次留她任教，但她都坚持要回国，说想家都想得快要抑郁了。于是彭维就牵线，让陶壮和徐茭白谈起了恋爱，徐茭白回北京，去人大做了一名讲师，跟陶壮结了婚，她家里出钱，在北京二环买了一套房子，下半年孩子就要出生了。徐茭白的妈妈常在那个家长群里说，她亲家母已经去北京照顾她女儿了，她想去趟北京，就像去趟超市似的，方便得很……
艾澜说：“后来我退群了，其实我在那个群里很自卑。特特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她没有那几个孩子那种读书的天分，她的能力只适合过一般平平常常的日子。她现在在日本，完全就是我们拿钱供出来的，出国80万，开公司30万，这眼看着要结婚了，离这么远不能给她办什么嫁妆。那天她说，要不就给她50万块钱，她攥在手里壮个胆。”
似乎是为了给自己正名，艾澜又说：“你也别认为我有不善待婆婆的嫌疑，当初如果不是她重男轻女做得太过分，让我产生逆反心理……”
原来，特特上高中后，艾澜去广州是准备怀孕生二胎的。那时婆婆在家给特特和任正旺妹妹的儿子一起陪读，两个孩子住在一起，闹别扭时，艾澜婆婆永远护着外孙，总说孙女嘴巴太厉害了，是艾澜没教育好，所以特特就哭着打电话要妈妈回家。
艾澜悠悠地说：“当时我就恨恨地想，不生了，不给他们家生儿子了……不然，那时，如果怀上生了，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现在都不至于这么难过。”
我静静地听着艾澜的话，知道特特不愿回国的原因估计比我想象得更复杂，但最后还是忍不住劝了艾澜一句：“你还是早一点把婆婆接回来，好歹多一个人热闹，一家人在一起多好。”
艾澜摇摇头：“婆婆想回就回，我不会拦着，也不会去接的。想想，其实一个人住也没什么，我往后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难道婆婆现在就不能过了？”
沉默了好半天以后，艾澜又说：“特特前几天还跟我说，妈，您放心，等您老了以后，我不会不管你的。我口里高兴地答应说好，可是我心里想，你人都不回来，你拿什么来管我呢。”
想想，我的两个孩子，跟特特也算是发小，初中时，他俩上的是普通初中，特特上的是改制学校，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贵族学校，从那以后，孩子们就鲜有来往了。
面对我的叹息，女儿很淡定：“人各有志，其实也没什么。特特是独生女，她爸爸妈妈有经济条件让她过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她就去呗。”末了，她又说了一句：“没准，特特以后又想回来了呢。”
我又想起一位银行朋友的儿子。朋友夫妻俩都是一家国有银行的高管，1996年出生的儿子，从“双一流”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了这家银行湖北总行的数据中心，堪称是端上了金饭碗。
朋友高兴之余，在武汉给儿子又是买房又是买车，指望从此万事大吉，不需要再为儿子操心。谁知，工作不到1年，他儿子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安稳，一心想要出国留学，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便擅自辞职备考，考上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生。
可因为疫情影响，待在家里上了1年多的网课，不仅没有如愿出国体验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也无定数。更让朋友苦不堪言的是，当初给儿子买房的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儿子辞职后，都落在了他们身上。朋友夫妻俩其实也像艾澜他们一样，为了孩子的选择，而没有选择地坚挺着他们的中年梦想。
也许，生养孩子不是为了回报，只是为了爱他。我始终相信，如果父母给予的爱是美好的爱，孩子一定会因为被爱而反馈爱，只不过，不会完全按父母期望的方式吧。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