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一极独大，到长珠三角双雄争霸，外加一个北京三足鼎立，再到如今第四极的崛起，中国的经济版图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均衡

文 | 土哥涅夫

8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点名”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六省。

总理说，6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45%，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发挥稳经济关键支撑作用。并表示，稳经济也是稳财源。6省里4个沿海省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超过6成，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

这已经是两个月内，总理第二次召集经济大省开小会了。

7月7日，李克强在福建主持召开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5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

会上总理指出，东南沿海5省市经济占全国1/3以上，财政收入占近四成，在地方对中央财政净上缴中贡献近八成，有力支撑了国家财力和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要继续挑起国家发展、稳经济、保障国家财力的大梁。

古人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能臣。”越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经济大省的压舱石作用便越凸显。以两次会议总理都念及的“净上缴中央财政”一项为例，2021年全国仅有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天津、福建等八省市为正，其余20多个省市区或多或少都依赖中央转移支付，所以这些年网上一直有“八省（市）养全国”之说。

乍一看，好像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但如果我们将其置于大历史的纬度，那么现在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区域发展最均衡、中央财政最有保障的时期了。

江南两省养全国

和如今的“八省养全国”格局不同，自隋唐以降直至晚清，中国历史上曾有一千多年的时间，是“江南两省养全国”。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跟永嘉、安史、靖康年间的几次大规模南渡有关。之前，北方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区域之间虽然也有竞争，但主要是“东（洛阳）西（长安）PK”。此后，政治中心虽然仍留在北方，甚至随着帝国的扩大，进一步北移，而经济重心却逐步南移。曾经北强南弱的格局，彻底颠倒过来，变为南强北弱。

但当时的“南强”，并不是泛指长江以南地区都强，而专指江南强。

早在两宋年间，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到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工商业的崛起，进一步变成了“苏松税赋半天下”。可以说，江南一直是朝廷的钱粮命脉。这也是为何从隋到清，历代都如此重视漕运。甚至伴随帝都搬迁，运河都得跟着改道，目的无非是便于获取江南财富，以供养朝廷及全国。

以明朝为例，按照万寿堂本《大明一统志》的记载，万历年间，当时苏州一府的税粮就达到250万2900石，相当于全国税粮总额（2656万220石）的将近十分之一。苏松常嘉湖杭六府的税粮，更是占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而辖区范围包含了如今珠三角两岸广佛深莞珠中江，甚至北部清远等地的广州府，税粮总额仅仅排名全国22位，远低于常州、嘉兴、湖州、绍兴等江南诸府，更别说跟苏松相比了。

至于北直隶，也就是今天的京津冀，索性一个能排进前40的府都没有。万历六年（1578年），南北直隶夏税麦、秋粮米征缴量占全国之比分别为：20.49%对3.88%，和23%对1.91%，差距之悬殊令人瞠目。

到了清代，无论是地丁钱粮、盐税还是关税，江浙两省都遥遥领先他处。尤其是江苏，一省税赋（923万4141两）竟占到全国的19.3%（乾隆十八年数据），远高于如今第一大省广东的13.2%。

跟江南相比，当时无论是南方的江西广东，还是北方的山西河南，其税收规模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唯一略微接近浙江（474万982两）的山东（419万8948两），主要靠的也是地丁钱粮。至于盐税、关税等非农业税，则只有江浙的一个零头。

可以说，自唐宋起，整个中国都处于依靠一个经济中心、两个富裕省份供养的状态。所以我们看那个时期的小说文章，无论是《水浒传》里杨志卖刀前“赴太湖搬运花石纲”，还是《五人墓碑记》中所载的苏州反抗太监征税的市民暴动，事件背景都发生在江南。

这种情况，一直要到广州十三行兴起，才有所改变。

广东的两次崛起

就在上面所举清朝数据统计的4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全皇帝宣布撤销原设的沿海各关，仅留广东的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

在此之前，乾隆的爷爷康熙帝曾延续明代隆庆开关以来，对于海外贸易相对开放的做法，于江浙闽粤四省设立海关。其中在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

而“一口通商”体制的确定，标志着清朝重新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老路。

就进步主义的视角而言，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但对于广州来说，却因此获得了难得的特许发展机会。在此之前，广州虽然一直是华南重要的对外港口和贸易中心，但整个广东在帝国内部，却只能算是一个中等省份。从乾隆十八年的数据来看，广东的税赋仅仅排名全国第九，哪怕是粤海关的关税（65万2485两），也只有江海关（122万9721两）的一半。

但“一口通商”政策实施后，广州十三行成为清帝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全部聚集于此。直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为止，这个洋货行独揽中国外贸长达85年。期间，每年有超过200艘海外商船到达广州，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南京条约》签署后，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外商转而涌向长三角，以便就近采购所需的茶叶及生丝等大宗商品。伴随着上海的崛起、香港的割让，广州的经济地位一度下降。整个晚清民国时期，广东虽然一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在经济方面并不十分突出。

有学者统计了1840年到1927年间中国城市近代工业的情况，上海无论是工厂数量（537家），还是资本金额（12亿7579万元）都遥遥领先。而广州这两项数据（40家，1亿2847万元）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甚至还不及无锡（69家，1亿3946万元）。

更重要的是，跟长三角百花齐放的城市格局不同，直到近代，除了广州，珠三角能拿得出手的城市，也就只有一个号称“天下四聚”之一的佛山了。今天名震全国的深圳东莞珠海中山等城市，当时都还寂寂无闻甚至压根不存在。

广州的二次崛起，以及珠三角的全面爆发，其实要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借助邻近港澳的地理优势，以及比长三角早十年开发开放的时间差，1978年GDP还只有上海的68%、排名全国第五的广东，到1989年便已跃上“第一省”宝座，并一直保持至今。

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从1978年的区区39.46亿元——全国排名第七、仅为第一上海的23%，增长至2021年的14103亿元——排名全国第一、接近上海的两倍。广东光是向中央财政就净贡献了8901.61亿，比海南、山西、辽宁、重庆、宁夏、陕西、江西、湖北、安徽、青海等十省区从中央那里获得的补助总和还要多。

曾经广州一府独大的珠三角，如今不仅拥有了深穗港三座一线城市，东莞、佛山、顺德、珠海、中山等过去只是广州府下面一个县甚至一个镇的地方，也一个个崛起为可以跟长三角诸雄比肩的庞然大物。

就像外媒说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珠三角正在重新融合为一座城市，一座超过东京湾区的世界最大“巨型城市”。它和长三角以及北京一道，构成了支撑中国经济的金三角。相较传统时代的江南一极独大，这无疑是更稳固的结构。

不容小觑的川豫

不同于长珠三角洲的逢会必点，此次8·16座谈会的出席名单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恐怕要数河南与四川了。

一直以来，这两省给外界的印象是大而不强。一方面，两者的GDP总量分别位列全国第五、第六。河南是仅次于山东的北方第二经济大省，四川则是西部第一经济大省。

另一方面，两地财政又都高度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去年中央分别给了它们5077.14亿和5485.82亿，是全国唯二补助金额超过5000亿的省份。

以至于每当成都人和杭州人就“谁才是中国第五城”发生争执，浙江的网友总会拿此说事，嚷嚷着先财政断奶了再说。

不过，单纯以财政贡献这一项指标，来衡量某个省份是否重要，显然是片面的。毕竟，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原本就是有分工的。比如江南的作用是保障国家财政安全，东北则是粮食安全，山陕是能源安全，疆藏则负责国防安全……对那些承担着非经济职能的地区进行转移支付，是必须的。

即便是欧盟这样的区域政经组织内部，都存在西欧富裕地区向东欧欠发达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虽然也引发过一些国家民众的不满，甚至闹出了英国脱欧事件，但总体说，此举是有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和东西欧共同富裕的。

这次8·16座谈会把四大财政奶牛，和最大的两个受援省份叫到一起，显然是有深意的。

事实上，川豫虽然拿得多，但不代表它俩自己不产奶。恰恰相反，从绝对值来看，两地也是税收大省。2021年，四川、河南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位列全国第七和第八，仅次于粤苏浙沪鲁京等六大奶牛，比福建、天津这两个财政净上缴省份还要多出一大截。

而且横向来看，从1978年到2021年，川豫两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长了127.9倍和128.9倍。增幅不仅高于北京、山东，在整个西部和北方省份中，也是位居前列。之所以还要从中央拿那么多，是有原因的。前者是为了扶贫，后者则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而这两项都是影响中国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变量，必须舍得花钱。

当然，这钱也没有白花。除了扶贫和确保粮食安全外，河南、四川也是中国排名第三和第四的人口大省。随着中国迈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正在成为最宝贵的战略资源。谁家的人多，就意味着市场大、劳动力丰富、发展后劲足。加之陆权复兴，河南、四川无疑是除了沿海三极外，内陆最有希望崛起的省份。这点在其省会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比如拥有近一亿人口腹地的河南郑州，就是北方第二城的有力竞争者。加之身旁还有一个GDP常年位居中西部地级市第一的洛阳助力，中原城市群未来大概率会成为仅次于京津冀的北方第二大城市群。

至于成都就更不得了。人口总量仅次于渝、京、沪，全国第四，GDP常年排名第七，综合实力算不算“第五城”不好说，但它和重庆组成的成渝都市圈，反正已经官宣是“第四极”了。

从江南一极独大，到长珠三角双雄争霸，外加一个北京三足鼎立，再到如今第四极的崛起，中国的经济版图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均衡。

至少，相较当年“江南两省养全国”，如今“八省养全国”，没你想得那么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