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一天,杨化堂在他的宿舍里来回踱步。杨化堂是当时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的主任,他在等一个学生到家里来上课。
学生迟迟没到,杨化堂干脆趴在窗户边向下张望。这一幕,恰好被一身正装匆匆赶来的许德昌撞见。
“那个情景在我这一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杨老师,一个是我妈”,34年后当许德昌追忆恩师在窗台的那幕,还是不禁连说了几句“真的很感动”。许德昌今年也已经60了。
后来杨化堂离世,许德昌是抬棺弟子之一。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恩师那副棺木好像一直还在许德昌的肩上,用许德昌自己的话说,“那时候的老师是真的教你”。
所以自1989年进入一七一中学至今,许德昌始终恪守着自己的信条:教真东西,玩儿真的。
三十多年在一七一深耕不挪窝,许德昌的真东西走出了北京,走出了国门。
2014年中俄友好交流年的开幕式,许德昌凭借精心的编曲,让孩子们成功“耍”到了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的5600名俄罗斯观众。当时李克强总理就坐在台下。
在那样一个完全沸腾了的演出现场,许德昌和他的合唱团代表的就是中国形象。
你很难想象台上这个光彩夺目的指挥老师,曾在学校的教师评分里常年稳居倒数第一。
大学里穿西服的“土豪”
“要是没走上音乐这条路,我都不知道我这辈子……”
许德昌没把这句话说完,但补齐最后几个字并不难,比如快乐、自由或者归宿。
许德昌上世纪60年代生在河北保定安国县,父亲是军人。在许德昌的童年记忆里,全家人都不太爱说话,弟兄几个在家里和父亲的关系就像士兵见了长官。
“我的那个家庭氛围其实不适合搞音乐,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娱乐。”
许德昌五年级跟着家人随军来了北京,1980年,还不满18岁的许德昌开始在北京市自来水公司水源一厂当工人,这一干就是7年。
在那个只有样板戏的年代,许德昌与音乐全部的联结就是唱几句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许德昌随口这么一句中气十足,但他坚称当年自己“也就这么点儿音乐细胞”。
就这么点儿细胞,却已经够他摸到北京音乐圈的边儿——许德昌当工人那些年,正是改革开放如火如荼的时候,各个单位搞起了乐队,劳动文化宫开始有了合唱,年轻的许德昌认识了几位中央歌舞团的老师,“他们唱歌我就跟着瞎起哄”。
瞎起哄的许德昌也许不是唱歌最有天分的年轻人,但架不住他会考大学。24岁那年,许德昌考了两次终于考上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也正是在大学期间,许德昌认识了恩师杨化堂。
“我那时候上大学算土豪,因为之前当了好几年工人,我有工资,那时候一个月五六十块,所以上学那会儿我已经穿西服了。”直到现在,许德昌的学生们都知道,许老师任何一次排练永远是白衬衫深西裤的正装范儿,如果遇上正式的演出场合,许德昌一身燕尾服的造型,学生们都会大声赞一句“好帅”。
上世纪80年代就能在校园里穿西服溜达的许德昌,把存下来的工资用在刀刃上,除了置办西服,就是去杨化堂家里“开小灶”。
杨老师的小灶是两块钱一节课,如果按当时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换算,相当于现在600块一节课,考虑到杨老师当时的咖位和一对一的授课方式,这实在是太廉价——杨化堂早期的学生,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在许德昌学艺那会儿就已经凭借歌剧《两代风流》拿过全国戏剧梅花奖了。
杨化堂当年就住在后海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楼里,许德昌从首师大出发去到恭王府的那栋宿舍楼大约是7公里的路程,回想当年,许德昌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留下几张老师的照片。
就这么学艺两三年之后,许德昌毕业,出师。当时的许德昌不可能想到,自毕业之后,后面的三十多年他竟没有再挪过窝。
最不受待见的男音乐老师
就在许德昌刚考上大学的那年,一支国外的少年合唱团到访中国。
后来的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陶西平在接待的过程中突然意识到,偌大的北京竟然没有一支同级别的少年艺术团能与对方交流。陶西平后来果断在海淀区找来了一批会乐器的学生,正式成立了金帆交响乐团。
金帆团很快扩展到整个北京,如今涵盖了舞蹈、合唱、民乐、交响乐、管乐、京剧等十个艺术门类,像许德昌带领的这个团,就叫一七一金帆合唱团,北京市像这样的金帆团共有119个。
对北京市的中小学来说,“金帆”两个字本身意味着荣誉,但获得“金帆”称号,包括经受住三年一审而不被取消称号,这背后的艰辛只有许德昌最清楚。
“我是89年来的金帆,当时就我一个音乐老师,我的前任是后来学校的党委书记,我来了以后他就去当书记了。那时候全校的音乐课就我一个人上。”
在那个音体美还叫“小三门”的年代,男老师本来就算是稀有动物,一个男的再去教音乐,许德昌用了“奇葩”这个词形容自己。
“首先从家长到班主任到学校就不认可音乐这门课,音乐课你拿什么显示你的成绩和能力?都没有。音乐既不参加高考也不参加中考,连期末考都没有,人家凭兴趣来上个课,学生都说了:老师我们累了到您这儿来玩儿玩儿,您就别跟我们较劲了。”
可是永远一身正装讲课的许德昌偏要较劲,较劲的结果是:许德昌成了当时一七一中学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一七一中学重视学生的反馈意见,有一套学生给老师的打分系统,在一年一度的评分中,许德昌永远是全校老师里的最后一名。
“当然现在我职称最高了”,许德昌说到这里忍不住嘿嘿的笑了,有一种给当年的自己“平反”之后的痛快,“因为那会儿我是真教课,真考试,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哪像现在的音乐老师,你只要来上课了就给你高分。”
尽管学校里的音乐课主要是普及教育,在许德昌看来教音乐这事却来不得半点马虎,比如他真的会抠学生们的音准问题。这样做的代价是,教委采录了学生们给许德昌的评分,课时费不给涨,职称也不给评。
面对这些委屈,许德昌的态度就是一句话:打低分也不妥协,爱谁谁。他要琢磨的正经事,是怎么在一所中学里证明自己的专业和能力。
90年代初,东城区召开艺术节,许德昌发现一七一总是坐冷板凳,很快许德昌效仿了当年陶西平的做法,回到学校组建起一支只有十来个人的学生合唱团。若干年后的燎原之势,就是从这个星星之火开始。
初期的这支合唱团主要是吸纳一些特长生,比如94年进一七一读初中的关凌,一年前她刚刚拍完火遍全国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
“体育靠赛,艺术靠演,艺术你藏被窝里没人知道你好不好”,结果许德昌的这支合唱团在整个90年代是又演又赛。随着在市区拿奖越来越多,许德昌和他的队伍开始崭露头角。
关于一七一这个团的统治力,许德昌举了一个例子:“北京市的合唱两年比一次,那时候还有小型合唱,合唱不是站四排嘛,平时排练曲目我的要求是每排不准换人,因为每排本身也涵盖了1-4声部,这样每排单独也是一个小队伍,结果出去比赛,我们四排四个队伍把奖全拿回来了。”
1999年,许德昌的这支一七一合唱团正式加上了“金帆”两字,在整个北京市是金帆艺术团合唱四团。
此时距离许德昌来一七一任教已经整整十年,许德昌用十年磨出的这把剑,在后面的日子里,所向披靡。
让学生爱恨交织的“怪老头”
2014年刚到一七一中学读初一的黄依然,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有高中的学长学姐会拒绝去俄罗斯演出。
彼时的黄依然只知道,从自己出生那年算起,只要一七一参加,无论市里还是全国的合唱比赛,第一名基本都被许德昌的队伍包揽了。
就是那个夏天,提前被选拔出来的黄依然甚至还没有正式入学,就已经在许老师的合唱团里报到了。
那只是一次针对初一新生的合唱团暑期集训,黄依然记得那感觉就像上学前班,可就是这么一个学前班,那帮初一的孩子不但得到了许德昌的真传,甚至连许老师的老师都来了。
许德昌的这位老师叫桑叶松,解放军总政歌剧团的指挥家,当时已经72岁的桑叶松以外聘专家的身份与许德昌一道给这帮小豆丁们上课。
那是黄依然第一次听到许老师介绍自己的发声秘诀,就一句话,三个分句:在呼吸的管道内,气息的流动,带动声带的震动。许德昌介绍这个秘诀已经几十年了,每次讲解都会附上那张手绘的剖面图,然后逐一告诉学生哪里是后咽壁,哪里是呼吸管道……
在小学是合唱团骨干的黄依然完全被一七一的训练方法震撼了,等到开学之后第一次跟全团排练,许德昌直接上了《ELijah》(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那是一首多达八个声部的宗教曲子。
后来排《圣母颂》,一首很慢很优美的名曲,黄依然直接被催眠到靠着墙偷偷睡着了几次,可是她每次拿谱子遮着脸偷睡,都能马上被许老师发现。
“睡着的都醒醒!”许德昌拿指挥棒重重的敲了几下谱架,黄依然猛地一睁眼,和许德昌来了一个四目相对。
直到几年后,黄依然读高中当上合唱团的团长,她才终于知道为什么当年的每一次偷睡都能被许老师逮个正着:如果你站在许老师指挥排练的位置上,面前这一百来号学生完全是一览无遗。
许德昌在排练上的严苛是一视同仁的,并不因为谁是初一新团员而降低专业上的要求,甚至团里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单独接受检验。
“我们没有梯队这个概念,你比如让初一的单独一个团,那不行,各年级都在一块儿练。所以我们团也有师徒结对的制度,老同学带新同学,你徒弟唱的不好,你也别回家。因为这一点,他们当初都‘恨’我。”
黄依然坦言当年的确是“恨”过,她说这个“怪老头”发起脾气来了也骂街,这一点得到了许德昌本人的证实:“她们这几个当团长的,都是挨着我的骂长大的。其实从做老师的良心讲,没有教学生坏,都是为了做好一件事。”
“因为我们团就我一个老师,剩下很多事情都要他们去做,你看现在他们的能力绝对不会比大学生差,比如你这个椅子怎么没摆好啊,北京话说你没有眼力见儿那不行,那就得挨骂。”
在许德昌的队伍里,没有虚职,声部长作为业务骨干要确保声部每一位成员训练到位,而团长的工作几乎无所不包,比如搞卫生和收拾东西一类的事情,团长都要主动组织同学们干,“所以他们在的时候吧,会很反感我,但是走了之后吧又想……”许德昌说到这里又嘿嘿嘿的乐了,好像又给自己“平反”了一次。
许德昌的这个团向来以不知道几点收工闻名,黄依然记得有同学在排练途中跟许老师吵起来,然后突然抄起包就向外走,许老师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指挥。许德昌表示“自己又不是法西斯”:
“在我这儿你其实可以提前走,家住的远的,生病了,需要写作业的,提前说一声,但是你练不到,就得自己找时间练,如果最后水平不行,那比赛就不用你了。”
“另外我允许学生跟我顶嘴,咱们有专业上的分歧,你当着全团的面儿跟我说”,许德昌说着就指向了当年的团长黄依然,“你像她当年就顶嘴,这都正常,但是你要跟我在这儿耍混蛋,那你自己也不好意思。”
说到这节,许德昌突然尖着嗓子模仿起了同校女老师的话:“其他老师背地里都说,‘甭看许老师老骂人,他跟学生亲着呢!’”
跟学生亲不亲,当老师的门儿清:逢年过节总能见到许德昌和团里的学生们一块儿吃饭聚餐,这也怪让人羡慕的。
撅着屁股在后台写作业的荣耀之师
2014年10月,入秋的北京天气很凉了,黄依然准备和小伙伴们一道去更寒冷的俄罗斯演出。
彼时的一七一金帆合唱团,已经是国家级大型演出和对外交流在北京地区的首选团体,国家大剧院那样的殿堂级演出场所,许德昌的学生们都是常客。
许德昌的队伍这次是和李克强总理一道访问俄罗斯,因为在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的排练时间非常有限,剧院内又不准进食,许德昌和学生们最多连着两顿不吃,而最让许德昌难忘的,是学生们异口同声的说“不饿”。
后来在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航班上,许德昌还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经过一天的辛苦排练,同学们往往入睡时已经是零点之后了……团长的一项光荣使命是要确保第二天早晨所有团队成员准时起床。一位团长私下跟我说:老师,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我生怕第二天早晨起不来,导致大家影响集体行动,有损我们团队形象。也还是这位团长,在正式演出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居然睡过点了,因为他终于可以睡一个踏实觉了……”
黄依然清楚的记得8年前那个夜晚,后台有人在跳芭蕾,十来岁的黄依然完全被俄罗斯小哥哥小姐姐的美貌征服了,但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和队友们即将在许老师的带领下征服现场的5600名俄罗斯人。
那首歌的前半部分是中国的儿歌《猜调》,懂行的俄罗斯观众听到《猜调》的尾音出来,就已经开始了演出结束的掌声。结果俄罗斯民歌《卡林卡》的旋律突然和着《猜调》被唱响,现场观众被“耍”到激动不已。
为了让中俄的两首作品完美交织,将整个表演推向高潮,许德昌的团队改过无数个编曲的版本,黄依然记得那时上周刚排练好的版本,到下一周就被完全推翻了。许德昌还精心准备了一首俄语版的《春潮》,可惜最终没能献唱。
一曲唱罢,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黄依然事后发了朋友圈,她的队友在底下评论:一切辛苦和努力在听到响彻克里姆林宫的掌声后就觉得都值了,是真的会让人热泪盈眶。
克宫演出结束后许德昌与初一团员的合影
没有人知道许德昌那天有没有热泪盈眶,但许德昌罕见的用了“登峰造极”这样浓烈的词汇来形容那场演出,而学生们也是事后才知道,在俄罗斯的每一个深夜,许老师都会拖着早就透支的身体挨个查房。许德昌记得那个深夜的酒店长廊很寂静。
谈起这些国内外演出的经历,许德昌坦言学生们确实很辛苦:“比如晚上要去大剧院演出,下午4点剧院大巴车打着logo就来学校接我们了,看着很有面子是吧,学生们到了大剧院先吃饭,放下书包就开始化妆,化妆之后就可以开始写作业了。”
合唱团成员化妆间写作业
作为国家大剧院现在唯一签约的童声合唱团,但凡有演出任务,这些学生的作业就只能在排练和演出的间隙完成,“学生很多都是在排练厅趴地上撅着屁股写”。
也正是这样高强度的锻炼,许德昌的学生们被训练出了难能可贵的意志力和时间管理能力。
“有时候学校就跟他们说,没时间就别写了,但是学生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他就自己这么趴着写,这孩子现在高二,是我们的副团长。”
也就是这帮孩子,有时候懂事的让许德昌心疼。有一次合唱团官方演出之后回到学校,学生被班主任拦在教室门口不让进,还被一顿臭骂。
“很多事情学生不跟我说,他们觉得自己能解决,但这事我听说之后特别生气,后来校长知道这事直接把这位班主任给撤了。你想,这些孩子不是为自己演出,他们辛苦的付出是为官方为学校争荣誉!”
可是即便有校领导的力挺,合唱团与文化课之间的矛盾,这么多年始终是个难解的结。
合唱团排练影响学习吗?
初三要面临中考的黄依然,突然理解了当年学长学姐们为什么不去俄罗斯。对许德昌来说,人员的流失几乎不可避免。
“有人离开这个事其实很普遍,您看我们今年这里40个初一的新团员,到初二大概就剩一半了,一方面他自己觉得专业跟不上,又耽误了文化课,时间占用太多,他自己就不来了。”
像黄依然这样因为学业压力退过团又重新回来的学生也有很多,而在许德昌看来,一些有音乐天赋的好苗子,如果当年彻底退团,他跟音乐的缘分差不多也就到头了。
“比如我们钢琴伴奏那孩子,现在中央音乐学院专业课第一名考上的,他就是那种你给他一个和弦他能马上听出哪几个音的孩子,我们叫‘固定耳朵’,当年是副校长出面给劝回来。这孩子当时肯定不知道,如果他退了,后面的事就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他基本也就不走艺考这条路了。”
疫情之前的那些年,如果有家长质疑合唱团太耽误学习,许德昌通常都是直接把家长们请到排练厅,“您来看看您家孩子都在干啥,看过的家长心里就有数了”。
在许德昌看来,合唱排练肯定影响文化课,但影响上课不等于影响学习成绩。
“真正影响学习的,是学生本身的行为习惯不好,你不来合唱团,其实是去玩别的,这是家长亲口跟我说的,说他们家孩子玩手机,臭美,抠脸,捯饬眉毛……反正也没干正事。”
许德昌举了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大概10年前,一七一中学当时还专门设有声乐班,这些孩子都是小升初靠唱歌进的学校,结果最后中考这个班全年级第一,平均分比第二名的班高了7分。
“那会儿的英语老师就最喜欢声乐班,老用这个班上公开课,因为一上课唱英语歌,旁听的老师一听哇唱得真好,其实不是英语老师教的,是在合唱团学的。”说到这儿许德昌又是得意的哈哈大笑。
长期受音乐熏陶的孩子,语感好,所以外语好,但许德昌认为音乐还有更大的价值:音乐拓展人的思维,学生对事物的想象和理解能力,都会提升。
“翠绿的草地上~~飘着那白云~~”许德昌说到这里不禁吟唱起了悠扬的《牧歌》,也许是太激动,许老师唱串了歌词(点击下方音频听许老师的即兴表演)。黄依然说许老师排练的时候就爱唱歌,也经常唱错词,最爱唱的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条大河波浪宽”,“一棵小白杨”……
“音乐就是让人想,你唱的这个你看见了吗,云多高?天多蓝?你要去想。你想唱美女,你就要把脑子里所有对美女的想象都调动起来,然后综合出一个最美的美女去表达,我们就是训练这样一种深度的思维。所以学音乐的孩子,作文也写得好。”
许德昌笑称,最烦合唱团学生的其实是体育老师,因为这帮孩子太活分,而在教室里,如果有老师在讲台上问“对不对啊”,大部分孩子都不吭声,这时候合唱团的孩子就会捧哏:“对!好!”
做艺术的人得有这种“不要脸”的精神,这是像许德昌这样的文艺工作者的共识:有时要脸的人反而丢了脸,不要脸的人反而最争脸。
对金帆艺术团的成员来说,上得了台面、不怕丢脸是一种专业上的要求,可是对大多数孩子来说,连第一步都从来没有迈出去。
音乐是真善美的体验
一七一合唱团常年保持100人左右的规模,但相比全校3000学生的总数,许德昌深知音乐教育的普及工作还远远不够。
许德昌现在除了带金帆合唱团,也有普通班级的教学任务,“那些孩子只要能张嘴,就ok,要是还能识谱,那就非常好了”。许德昌感叹现在的音乐课很失败,毕竟9年义务教育下来,绝大多数学生连识谱都做不到。
相比30多年前自己拜师学艺那会儿,现在的硬件条件的确要强了太多,比如钢琴已经是中小学的标配,可是许德昌却发现学生对音乐好像并没有多大兴趣。
“中国的音乐教育非常不平衡,哪怕就在北京,郊区跟市里也差别很大,我去郊区教过课,他们从老师到学生到家长,对音乐完全没有关注度,他们的心思就是怎么考高分,你让他唱歌,他根本不考虑这事。”
然而即便把音乐纳入考试的范围,也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高中音乐会考,怎么考?老师发片子,背题,狗屁用都不管”,许德昌忍不住轻轻爆了一句粗口,“艺术教育缺少体验绝对没有效果!”
“啊~~牡丹~~”,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许德昌现场展示了一把什么叫“体验”(点击下方音频再听许老师唱歌),“唱出来你才知道什么是美,音乐你去背题,那就是形式,该不识谱还不识谱,该不会唱还是不会。”
对音乐的体验,在许德昌看来,就是一种对真善美的体验:
“什么是真?首先你得玩真的,你得真的做,真的演;什么是善?小孩子天生就想把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什么是美?你呈现的东西要完整。”
依照许德昌的标准,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距离全民提升艺术素养的确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会感受到某种审美上的退化。
比如许德昌全身心投入三十多年的合唱艺术,对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种很陌生的东西,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的合唱,通常都是某位明星的人声伴奏:合唱团远远的站着,完全作为背景而存在,这在许德昌看来根本就不是合唱。
原本普及音乐教育的重任,现在应该要落到下一辈的肩上,可是许德昌也意识到衣钵的传承并不容易。
许德昌现在是首师大的外聘音乐教授,手底下带着十个老师,这些老师想把许德昌的东西全学过去,还是非常困难,“为什么现在学生差呢,一个老师往往要面对30个学生,上大课,这种课你怎么练呢?我们当年绝对是一对一啊!”
据这些首师大的学生们反映,许老师的理论说起来并不复杂,但真正领悟又是另一回事。唱歌看上去不难,但许德昌喜欢如此类比:“你见过劈叉吧,好像也不是很难?来,你劈一个,劈完第二天你就出不来了,这都要练。”
许德昌说自己合唱团里的学生,平均15分钟就能学会一首新歌,但是把这首歌背下来可能需要三个月——许德昌说的这个“背”,就是每个字的语气、力气,几个声部之间的搭配,一首歌要唱得走心,磨成一个精品,还真就需要三个月。
许德昌的合唱团每年音乐会都要订一本音乐集,一场音乐会下来学生们要连续表演十几首歌曲,这种演出强度令人惊叹。
“人嗓子都是肉长的,所以方法很重要,我的方法就是保证他们唱一下午不会累,这几天连着排练我自己嗓子也有点哑……”
许德昌刚才明明展示了歌喉,这会儿说自己嗓子有点哑,实在是凡尔赛了。
尾声
在一七一合唱排练厅的背后,藏着一间十平左右的小屋,那是许德昌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电视、沙发之类的物件,都是许德昌自己掏钱添置的,电视旁边摆着一堆奖杯。
许德昌说自己一间独立的屋子,哪怕小点也乐得自在,毕竟一个教音乐的,难免经常会整出一些声响,和其他老师共用办公室会有点扰民。
没事的时候,许德昌会躺在沙发上听听音乐。黄依然是在合唱团唱了几年之后,才敢去碰那个沙发,才意识到许老师办公室里的真皮沙发有多舒服。
黄依然记得有一次去录音室录音,对方没给学生们准备饭,许老师直接跟人家急眼了,结果那个录音的活儿也丢了。这次毕业之后重回学校采访,许德昌问黄依然的第一句话:我是不是还欠你们一顿饭?
合唱团排练通常是从下午两点开始,许德昌早早吃过午饭,然后窝在自己的小屋里等着学生们来。
那个等待,就像34年前守在窗边的恩师杨化堂一样。
(实习生黄依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