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李晶晶 实习生/ 吴琳 吕惠 廖馨怡 刘珺菲
编辑/ 石爱华
湾东村村民排队等待直升机救援 | 受访者供图
中秋节的早上,一架直升机从四川甘孜得妥镇的贡嘎山起飞,目的地是遭遇地震后的湾东村。
透过舷窗,村民安文军看到湾东村陷入了垮塌的山体里,“曾经的避风港如今成了一片废墟。”46年前,他的父亲从四川凉山一路行讨至这片山头。父亲虽然是孤儿,却在湾东村把日子过得热闹红火,他在山上开垦出24亩田,喂养了40多只羊,给5个儿子操办了婚事。在9月5日的强震中,父亲被一块突然滚落的巨石砸中,永远倒在了这片山岗上。现在,安文军要“飞回”湾东村,为父亲料理后事。
甘孜泸定6.8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93人遇难,25人失联。直升机即将降落的湾东村,已知9人遇难,5人失联。
随着外来搜救队伍的陆续撤离,泸定地震的救灾工作已经从应急救援阶段转入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在重建家园之前,安文军和所有遇难者家属一样,希望与逝去的亲人有一个正式的告别。
强震过后,湾东村内形成的堰塞体
后事
湾东村距离泸定震中不到十公里,一条湾东河自北向南穿村而过,河两岸的100多户人家,被分为四个小组,安文军家所在的三组,位于河的西岸。从他家向北约五公里,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有父亲安正民亲手盖的羊圈。夏天的夜晚,安正民经常在竹棚下守着羊群入睡。
9月10日中午十一点多,直升机将安文军和两位哥哥放到了三组附近的一片空地上,安文军抱着20斤白酒和几只小面包,朝羊圈的方向走去。此刻,竹棚下等着他们的,是父亲的遗体。这次回来,他和哥哥们要将68岁的父亲火化,这是震后一家人的心愿。
安文军和两个哥哥拾了一些柴禾,用两根长木棒、九根短木棒编成一个简易担架,将父亲安放在上面。他们在父亲身边围起一圈石头,做成火葬坟。点燃柴禾时,安文军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生于火堆旁,死在火堆上。”
安文军出生在湾东村,但父亲安正民并非本土村民。1976年,父亲和三个彝族同伴从凉山出发,流离3个月,一路乞讨到了大渡河沿岸,被湾东村的村民接纳。当时,父亲不会说普通话,别人喊他时,他只会“安、安”地作答。于是,他们在湾东村拥有了“安”这个姓氏。
安正民从小就是孤儿,独自拉扯弟妹长大。有时他会在酒后跟家人倾诉自己拉扯弟妹的不易。后来有了5个儿子,他又为儿子们的婚事发愁。四年前,作为家里最小的儿子,安文军也在父亲的张罗下完婚,父亲对他说“我完成了一生中最幸福、最重要的事。”
操办完几个孩子的婚事,安正民欠下了二十万元的彩礼外债。他只能一刻不歇地下地干活,去赚钱还债,好在土地不会骗人,做一天就有一天的收成,只要专心侍弄农田,债总有还完的一天。他在湾东村有24亩农田,种了大片的玉米和佛手柑。每天,这个身高一米六、体重一百出头的男人都背着快比自己高、装满能有80斤的背篓上山采中药、掰玉米,一年四季都有忙不完的活。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安正民也没有放下沉甸甸的背篓。
安文军听母亲讲,地震发生前,父亲心情很好,哼着歌在地里掰玉米。一阵地动山摇后,父亲穿着雨靴,慌忙中没有卸下背篓就开始跑,一转头的功夫,父亲被山上滚下的乱石砸中,母亲再回身寻找时,只看到一个竹篓顺着乱石滚了下去。
安正民曾经历过2008年的汶川地震,那年他逃过一劫,家里的土坯房却塌了。因为没有钱买新砖,他就四处收集旧砖瓦,建起了现在住的房子。这次泸定地震后,他家门前的地面开裂,房子被连根拔起,彻底塌了;安正民的羊圈也震坏了,他喂养的40多只羊现在只剩下5只,羊圈不远处有4只因为找不到水源被渴死,其余的不知去向;他细心侍弄的玉米和佛手柑也在强震中被大面积掩埋,反倒是他亲手搭的竹棚还在。
在羊圈旁的竹棚里,兄弟几个发现了一部未拆封的手机。安正民原本的老人机是三年前买的,他不会拨号,只会接听电话。有一次,安文军连续半个月没给父亲打电话,父亲误以为手机坏了,安文军觉得又好笑又心酸。前不久,父亲在一个雨天出门找羊,老人机最终还是进水坏掉了。
这个月初,安文军给父亲买了这部新手机。如今父亲遇难,手机还躺在床边。新手机旁边,三哥给父亲买的两双新袜子,被用布小心地包裹起来,四哥给他买的面条也在那里,连同那些父亲不舍得吃的东西,被用塑料袋密封好码放整齐。
看到这些,安文军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希望您在天堂不要再这么劳累辛苦。”
安文军家垮塌的房子 | 受访者供图
寻人
焚烧遗体的大火一直烧了5个小时,安文军兄弟三人一直守在旁边。他们把带来的20斤白酒一股脑都洒在了父亲身边,“让他能喝个够”。父亲生来最爱喝酒,但因为患有胃病和胆囊炎,怕被家人数落,他总是不敢在儿子们面前贪杯。
期间,兄弟几人的话并不多,“男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可说的”。平常跟父亲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也是聊完近况就陷入沉默,父亲总以“去地里干活”结束通话。
令安文军遗憾和后悔的是,父亲遇难后,他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有找到。他们在乱石堆里把父亲的遗体找回来时,已经是地震后的第三天,当时,父亲的面目已经模糊了。
地震之后,安文军和哥哥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回家寻找父母。
地震那天,身为物流司机的安文军正跟两个哥哥在得妥镇上分拣货物,他们当时最担心的就是湾东村,他从小就知道,湾东村的山体较为疏松,有时一场雨,都能引起很大的滑坡。半个月前,那里还发生过一次泥石流。
父母电话没有人接,他们疯一样地开车往回赶。从镇里到湾东,他们必须要穿过211省道上的联合村隧道,跨过大渡河大桥。然而,在联合村隧道10公里外的路段上,就已经是乱石堆砌了。他和哥哥只能扔下车,跑着回家。
抵达联合村隧道时,入口已拉起了警戒线,安文军往大渡河对岸的湾东方向望去,落石掀起的烟尘像云雾一样笼罩在群山上,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二天,安文军以向导的身份参与救援,这才在早上6点坐上开往湾东村的冲锋舟。早上9点他抵达了湾东村,但多条回家的路都断了。一直到下午4点,他才走到了红花岗顶上,那是湾东村一块相对平坦的地方,适合直升机的起落,但距离他家所在的湾东村三组比较远。
那天,他借了武警的望远镜,一直从下午6点看到晚上9点,想看看5条山沟外的家里有没有一堆火升起。父亲的野外生存能力很强,平时山中什么野草野果能吃,他比谁都明白。但是直到天色全黑,望远镜里也没有出现那团火。
寻找未果,安文军只好在红花岗就地休息。那天晚上,红花岗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一个女孩在家上网课时被埋,村民支起大锅,宰猪杀牛,还叫了救援人员一起吃,“吃吧,我们走后,这些牲畜也得在山上饿死。”
第二天早晨他又乘直升机回到三组村里,一下飞机,他就和两个哥哥跑向家的方向,路上,他们看见了神情恍惚的母亲,母亲说不出话,颤抖着指向羊圈的方向。安文军和两个哥哥意识到父亲可能遇难,边跑边哭,在乱石堆上连滚带爬地前进。
此次回到湾东村,安文军搭乘的飞机上还有一路消防官兵,他们要在湾东村搜索一对父女的遗体,那户人家的长子叫秦晓强,与安文军既是同学也是同宗的亲戚。
秦晓强是甘孜州的一名特警,地震发生后,他和战友在磨西镇徒手救出了三个被埋的村民,在安置点搭建帐篷的时候,他终于和湾东村的姐姐通上了话,姐姐告诉他,地震发生时,父亲和妹妹正在田里干活,两人掰玉米的地方整块陷落,下落不明。消防官兵在玉米地周边搜索了很多次,但都没有找到秦晓强的父亲和妹妹的遗体。
秦晓强的父亲比安正民小10岁,他也是从凉山“移民”过来的彝族人,当年,他得知安正民在湾东村安置下来,便前来投奔,也在湾东村三组落了户。如今,两位老人都归根在这片山头上。
图为安文军和母亲早年的合影。父亲去世后,安文军在手机上找不到一张父亲的照片,这也成了他最遗憾的事情 | 受访者供图
在山岗、竹林、河流中长眠
时近傍晚,羊圈旁的火终于燃尽,安文军和哥哥们将父亲的骨灰捧起,撒在了羊圈附近的竹林里。安文军出生的时候,这片竹林就在了,据父亲说,这是他亲手种下的。
自打安正民“移民”到湾东村后,只出过一次远门。十年前,他经人介绍,去西藏的一处工地上挖铁塔的基坑,说是9个月能赚3万元。但包工头拖拖拉拉,到现在也没能结清这笔工钱。后来父亲在竹林下开垦了一片田,专心种他的玉米和佛手柑,也很少再出远门。
和安正民一样,湾东村75岁的老人严智瑜也很少离开大山。严智瑜这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40公里外的泸定县城。大概一两年前,儿子杨先华带她进县城玩过一次,一家人都陪着她买买东西。严智瑜那天一直在笑,不知是因为孩子们都陪伴在身边而高兴,还是因为县城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严智瑜平日在村里也闲不住,总跑到山上去捡蝉蜕、挖药材,还把虫子咬过的佛手柑捡回来晾干卖掉,攒下的钱,过年发给孙辈们。
一个月前,严智瑜把外出务工的杨先华送到家门口,目送儿子离开时,她像往常一样,说了些“注意安全”、“回家来信”之类的话。
那次家门前的道别,成了杨先华和母亲最后的对话,泸定地震发生时,严智瑜正在家里的楼梯上行走,房子垮下的时候,整个楼梯的预制板把她压在底下。被女婿和村民挖出来时,这个一米五的老人,从手到脚,多处骨折。
杨先华从亲戚和乡亲们口中得知了母亲最后的状况。地震那天傍晚,众人用床单抬着母亲到了一个平缓的山头。在临时搭建的塑料布帐篷里,母亲一直喊着“痛”,直到一点声音也没有。
幸存者继续赶路时,无法把严智瑜遗体一同带走,女婿和女儿找到一张铁皮,把严智瑜的遗体保护起来,以防被动物侵食。
杨先华也在震后的第三天回村找到了母亲的遗体,他在山间搭起柴火,独自将母亲的遗体火化。下山的时候,他将母亲的骨灰洒在了大渡河里。母亲这辈子从来没有出过大山,也不会说普通话,大渡河沿岸有她全部的生活轨迹。杨先华希望母亲随着河水,也看看山外的世界。
一些本该走出大山的年轻人也不幸遇难。
20岁的马俊原本可以躲过这场灾难。马俊也住在湾东村三组,七个兄弟中他排行老五,在南充一所大专读幼教专业。八月底,他已经做好开学的准备,临出发前被通知受疫情影响暂不返校。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福建打工的大哥马成军,也是他发给大哥的最后一条消息。
9月5号,马成军再次联系家里时,他得知了五弟遇难的消息。地震时,厕所的天花板掉下来,斜切到马俊左腿膝盖往上的部位,他的腿像被锯子锯断了一样。母亲花了很大力气,才把他从天花板下背了出去。
马俊躺在妈妈怀里渐渐失去体温,临走前,他还在担心家里的境况,他问母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没有钱怎么去医院(治疗)?”
马成军比马俊大十岁,在他眼里,马俊是个懂事可靠的弟弟。一放假,马俊就去村里摘花椒,一次干十多天,能赚一千多块钱的学费。马俊喜欢做饭,家里的三餐基本都是他准备的。买菜的地方离家有十多公里,家里没车,弟弟就计划好食材,让亲戚或者邻居帮忙带。
今年夏天,马俊和哥哥们在湾东村打了最后一场球。那天天气很热,但过了傍晚,太阳就下山了。坝子很空旷,四周被大片的佛手柑围了起来,一眼望去全是绿色。六个兄弟分成两队,马俊和马成军一组。那一场球12分制,他们前面连输了好几个,快结束时才翻盘得胜,得分9:12。
地震过后,球场旁边的房屋、田地和坝子,全部成了光秃的悬崖。震后的第8天,马成军找到了马俊的遗体。
他按照村里的火葬习俗,在弟弟的遗体下堆起了九层柴。按照当地习俗,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不需要收回骨灰,马成军烧完就让弟弟留在了原地,和山岗上的土融在一起。火葬结束后,已经是下午的五点。尽管马成军情绪一直都很稳定,但还是忍不住哭了。他连连道歉:“哥哥也没有更好的能力来帮你,你一路走好,父母还有弟弟们,还有我,你放心。”
马俊生前不爱发朋友圈,家人也少有他的照片,为了留几张照片给父母做念想,马成军联系了弟弟的女友,从女孩发来的照片上,马成军能看出一个20岁大学生该有的阳光和肆意。照片上,弟弟或是拿着麦克风在教室里唱歌,或是举着冰淇凌站在女孩旁边傻笑。
湾东村民目前被安置在贡嘎小学的操场上 摄影 | 李晶晶
重建
火葬仪式后,安正民、严智瑜,还有马俊在湾东村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而秦晓强的父亲和妹妹仍未能如愿找到。
中秋的傍晚,直升机又一次在湾东村上空隆隆声起,安文军登上飞机准备撤回安置点,再次俯瞰湾东村时,里面已没有一盏灯火。 上山时,安文军在山上捡了几块空投的物资面包,临下山时,当做月饼烧给了父亲。
抵达安置点时,已是晚上九点半。蓝色帐篷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每一顶上都写着“应急救灾”。帐篷里的灯已经被统一熄灭了,总有人巡逻提醒大家不要说话。
他很想跟母亲聊聊今天的感受,但最终没敢掀开母亲的帐篷。按照彝族老辈的风俗,一个人去世了另一半是不能哭泣的,安文军看见母亲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哭。
安文军钻回自己的帐篷里,闭起眼睛还是会想起父亲。他想起某一天下班早,和父亲一起放羊,一起大口吃一种叫棕榈芯的蔬菜,两人还一起脱鞋踩进山泉。安文军也不知道,在安置点的不眠夜,还要持续多久。
安置点的生活比起山上已经好太多了,大家定点吃饭,排队做核酸,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西红柿鸡蛋和小炒肉是最常出现的菜,各种口味的泡面是孩子们的最爱。
“可惜父亲没吃上,他一定会觉得这里的生活很幸福的。”在山上,父亲很少吃米饭,玉米和挂面就是他日常的吃食。
安置点里没有什么娱乐生活,最靠近校门的帐篷里有一个电视,每到吃饭时间,帐篷外面总会围着很多人。发物资的志愿者有时会叫他们“灾民”,安文军心理很不是滋味,他宁愿别人以村为单位,称呼他为湾东村人。
9月12日,“9.5泸定地震”遇难者头七当天下午6点,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关于终止省级地震一级响应的决定》文件,这意味着应急救援阶段将转入过渡安置及恢复重建阶段,同时要求“继续对重点地区加强排查,积极搜寻失联人员”。
“湾东村还能回得去吗”,安文军心里有过这样的疑问,但无论如何,他必须要带领家人重新生活。就像46年前,父亲从凉山出发去寻找新的家园一样。
住在帐篷里不是个长久之计,安置房什么时候能入住也没有消息。很多村民为了孩子都预备着离开安置点,到镇上租房子。往年,得妥镇上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一年的租金只要六七千,最近租金已经涨到了近两万元一年。
为父亲完成葬礼之后,安文军的一桩心事总算放下。眼下,他一边等待公司的复工通知,一边照顾母亲。20岁男孩马俊的大哥已经辞掉了福建的工作,他准备留在老家,直到重建完成。另一边,安文军的同学秦晓强已经回到特警队工作,他们一家人决定,不再继续寻找父亲和妹妹的遗体,就让他们安静地离开。
以往,九月的湾东村正是收获的季节,佛手柑已经慢慢变黄,比较重的会自然蒂落,玉米也成熟了。这个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背着背篓收玉米和佛手柑的人,他们大多是留守在村内的老人。等到月底农忙结束,进入农闲期,远处贡嘎山上的积雪雪线也慢慢下移。
村里的人在冬天最大的期望就是过年,交易牛羊,宰牲迎客,迎回在外求学或务工的游子,但今年的冬天,他们可能无法回到湾东村了。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马成军、马俊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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