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载皓 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现在是中韩两国回顾过去、面对现在、探讨未来的时候了。30年来，中韩关系在多个领域演变到了可以称之为“爆炸性”的地步。

中韩建交是推进东北亚地区迈向繁荣新时代的重要转折点。现在中韩两国都成长为国际社会的核心成员。中国成长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大国，与美国相当；韩国则变成了在全球范围内颇具魅力的国家。

然而，由于双边关系被压缩在短时间内快速增长，存在一些摩擦和冲突也是事实。尽管如此，两国应努力摆脱当前“成长的烦恼”，建立更加成熟的伙伴关系。

中韩是不能分开的邻居。这种地理条件要求我们具备更长远的眼光，更心平气和的心态。今年适逢中韩建交30周年，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建立能实现战略沟通的新型中韩关系。

对此，我们准备了一组系列文章，从社会文化、经济贸易、外交和安全等角度，探求新型中韩关系，将在自今日起的三周内发布。本周的采访邀请了两位在第一个主题——社会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专家。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董向荣和汉阳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闵贵植教授。访谈主持人是韩国外国语大学国际研究部教授黄载皓。

黄载皓：中韩两国人际交往的规模如何？请从数量和质量方面来分析。

董向荣：鉴于韩国只有5200万人口，两国也没有陆路，只有海路和空中航线，年交流人次超过1000万这样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不过，中韩两国作为邻国，30年来虽然人员往来累计超过1亿人次，但互访的比例并不高。据估计，在中国14亿人口中，到过韩国的不超过3%，而韩国旅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常往返于中韩之间的商务人士。直接来过中国的韩国人比例是多少？有30%吗？俗话说“眼见为实”，我希望更多的韩国人来中国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闵贵植：韩中两国的人员往来快速增长，2016年达到高峰，当时中国人赴韩的有826万人次，韩国赴华的为476万人次，累计超过1300万人次。

从那以后，由于“萨德”（THAAD）反导系统事件和新冠疫情的影响，这一数字急剧下降，但一段时间后还是将恢复到很可观的水平。

每个国家有多少来自对方的长期居民数量，是确定人文交流质量的标准。今天在韩国，长期居住的中国人为韩国人数量的1/50，而在中国，长期居住的韩国人数量约为中国人的1/6000，这表明两国有着深厚的联系和交往。

黄载皓：韩国人在中国的情况如何？

董向荣：据韩国外交部统计，2021年在华韩国人总数为256875人。在中国的韩国人总数在过去十年稳定在25万人，但与五年前的数字相比，在华韩国留学生人数下降了接近一半。目前，在韩华人约80万，在韩中国留学生约6万。

北京望京、青岛城阳、上海古北等地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韩国人聚居区，成为中国人体验韩国文化的好去处。

黄载皓：如何描述在韩华人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

闵贵植：长期居留韩国的华人，实际上是支撑韩国经济基础领域的重要人力资源，但这些人的价值往往被低估了。他们客观上也是向中国传递韩国形象的可靠发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电影中以负面的角度描绘唐人街是很成问题的。

尤其是对在中韩两国农村的朝鲜族，人们的态度也应该改变，不能把他们作为“二等公民”。在完善韩国的移民政策之前，应加强对朝鲜族的社会和法律支持。

黄载皓：“韩流”（Korean Wave）在中国取得了哪些成就？

闵贵植：“韩流”最初是从电视剧开始，然后扩展到音乐、电影和文化。但问题是“韩流”的粉丝仅限于特定的几代人。我们必须明白，只有在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民主政治的支持下，“韩流”才能维持下去。

真正的“韩流”所产生的成效，是让人们喜欢上“韩国”本身，而不仅仅是几种文化类型，因此全面的视角和手段对于增强韩国的软实力至关重要。

董向荣：“韩流”是中国人了解韩国的重要渠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就在中国流行。一开始，一些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电视剧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女性观众。儒家文化圈的共同身份，让中国观众将韩国文化视为“老朋友”。

韩国爱情剧吸引了许多中国年轻人。有人戏称，“韩流”的流行大大提高了女性对伴侣的要求，间接影响了她们的结婚意愿。近年来，中国青少年则开始迷上K-pop和其他流行文化。

但美韩不顾中国的安全顾虑部署“萨德”系统，极大地挫伤了中国“韩流”粉丝的热情，“韩流”的热度降低了。

即便如此，中国公众对韩国流行文化的欣赏仍然是显而易见的。我个人的头条账号拥有超过80,000名粉丝。我曾经问过他们最喜欢哪部韩国电影，收到了上千条评论。如果问关于其他国家的类似问题，没有如此多的回应。

黄载皓：韩语在中国的推广取得了哪些成绩？

董向荣：从世界范围来看，过去30年，韩语教育无论是速度还是规模，发展最快的地方就是中国。中韩建交前，中国只有北京大学、延边大学等5所大学开设了韩语专业。建交以来，开设韩语专业的大学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有200多所大学开设了韩语专业，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华韩企、在韩中企、高校、学术机构和各级政府外事机构对韩语人才的需求，推动了中国韩语教育的广泛发展。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增速的回落，韩语专业的学生人数也有所下降。然而，还有一些中国人学习韩语，只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韩国文化和听韩国歌曲。

黄载皓：关于韩国汉语热的成就或挑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闵贵植：从很多私立中文学院倒闭的情况可以看出，当下的中文热已经大幅降温。然而，这可能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因为实际上需要学习中文的人并不是很多。随着口译应用程序的出现，那些愿意旅行或欣赏中国文化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技术解决方案。

而且，随着中国文化实力的增强，学习汉语的人数自然也会增加。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努力提高相关院系的汉语专业学生的水平。

黄载皓：在华留学生里，韩国人的比例是多少？

董向荣：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是亚洲留学的首选目的地。中国最大的留学生群体是韩国学生。据中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在华留学生49.22万人，其中韩国留学生5.06万人。

疫情爆发后，在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韩国外交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在华韩国留学生3.4万人，明显低于在韩中国留学生人数。

说到韩国留学中国的学生，我想起了新罗王朝的崔致远，他在唐朝来华学习，把中国文化远播至半岛。庞大的留学生群体为加强中韩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韩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黄载皓：在韩国有多少中国学生？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或面临哪些挑战？

闵贵植：去年，在韩国的15.2万国际学生中，中国学生约为6.7万，占44.2%。虽然这一比例与十年前相比有所下降，但由于国际学生总数略有增加，可以说中国留学生人数并未受到“萨德”问题的较大影响。

然而，中国学生大多选择在韩国学习文科，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理工科水平应该进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因为喜欢韩国而来，但在这里学习后作为“反韩者”回国的学生比例相当高。这是一个有问题的现象。对国际学生的学业管理要更加积极和慎重，只有这样，在韩留学的竞争力才能得以保持。

黄载皓：在中国大学里，与韩国相关的专业情况如何？

董向荣：中国大约有100多家与朝鲜半岛相关的研究机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等韩国机构，为中国的朝鲜半岛研究机构提供了各种支持。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学者申请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朝鲜半岛相关项目300余项，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者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对朝鲜半岛的全方位研究。

黄载皓：有几所韩国大学设有中国研究的院系。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它们面临哪些挑战？

闵贵植：首先，很多地方大学的中文院系都关门了，整体录取率在下降。这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看法转变的结果，但是取消院系绝不能草率决定。旨在教授其社科内容的中国研究院系，即使变更为“东亚研究”，也应该保留。

远观这些变化，其实我们需要中文相关专业的人才，而且对其能力的要求超过了大学所能教给他们的。考虑到中国的发展、规模和重要性，我们不能说目前的中国研究专业数量过多。

黄载皓：两国媒体和舆论交流情况如何？

闵贵植：媒体通常是了解其他国家的窗口，但两国媒体在让对方客观了解本国上，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因为媒体基于其商业性质，倾向于做耸人听闻的报道。

此外，出现的网络媒体渠道，大多集中在使某些对象令人生厌，而不是扩大信息交流的积极面。特别是，由于政府无法控制此类信息，两国私营部门之间的冲突被放大。

最后，要说有没有解决方案，我们其实别无选择，只能指望公民意识的提高，尽管这需要一些时间。

董向荣：中韩主流媒体在对方国家都有常驻记者。他们将大量信息发回给两国民众以供参考。两国主要媒体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交流机制，如“中韩媒体高层对话”。

主要问题是两国在对方主流媒体上的形象并不对等。韩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普遍是负面的。这与韩国新闻界对吸引注意力和关注负面事件的偏好有关。中国主流媒体对韩国的报道则普遍是正面的。

然随着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为了追求影响力，一些博主不仅倾向于报道其他国家的负面新闻，而且还想炒作母国的负面新闻如何被其他国家热议。一些严厉、极端的观点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给中韩两国的舆论场带来负面影响，严重影响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

黄载皓：韩国和中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冲突是怎样的？

董向荣：中韩文化同源，地理相近，历史交织。令人遗憾的是，本应增进相互认同的历史经验，却在当今国际政治背景下引发了冲突。

中韩之间的社会文化矛盾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过去的认知和集体记忆，包括历史上两国关系的性质、朝鲜战争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二是传统文化的归属。这里需要说明一个基本原则：不能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分析古代的国际关系，也不能用当代世界的知识产权概念来界定古代文化产品的所有权。

闵贵植：韩中冲突的核心原因是高度抽象的问题，比如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主权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与国家认同直接相关，因此极难做出任何让步或达成决议。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通常隐藏在地下，但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引爆。这种情绪的基础，来自于历史地位高低与当前国民收入水平相矛盾的现实。人们会有这样的心理，以一种优越感来补偿他们的自卑感，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冲突也往往会被巨幅放大。

黄载皓：两国相互反感情绪蔓延的原因是什么？

闵贵植：由于韩国和中国建立了一种强调互惠经济必要性的实用主义路径，因此与贸易量相比，两国在情感上的信任相对较弱。公众反华情绪的根源是比较具体的，比如沙尘、细颗粒物污染等问题。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便，因此这种反华情绪得到了加强，而且往往会累积起来。

而且，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引发了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抵制，保守派持续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年轻一代的个人主义特征可能也叠加了上去，因此反华情绪蔓延到远远超过经济利益的程度。

董向荣：我个人不同意用“中国的反韩情绪”这个词。与其说是反对韩国，不如说是不喜欢韩国，这是对韩国的负面认知和情绪。

两个时间点对于这种情绪的传播至关重要。首先是“萨德”的部署，让很多中国人对韩国很失望。因此，厌恶韩国的情绪在中国高涨。文在寅执政时期，中韩在“萨德”问题上达成基本共识并妥善处理后，两国关系在关键时期出现转机。

事实上，中国公众对韩国的负面情绪近年来有所缓和。但遗憾的是，今年的北京冬奥会期间中韩在服装、裁判判罚等方面引发了一些争议。韩国的说法让中国民众震惊。在中国公众看来，朝鲜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们在冬奥会上身着传统服饰唱歌跳舞。

北京冬奥会上的朝鲜族服饰，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此外，在体育运动中对裁判员的决定产生争议，应当按照既定程序解决，参加体育比赛的重要基础也是要接受裁判员的决定。而且，在冬奥会期间，很少有负责任的韩国政治家、学者和体育界人士对这些问题做出理性客观的分析。他们中的一些人宁愿拱火，而不是平息争端。

黄载皓：未来五年，两国开展社会文化交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您对两国政府有什么建议？

董向荣：我们要让历史的归于历史，让文化的归于文化，让体育的归于体育。中韩关系的稳定发展不应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甚至劫持。历史、文化、体育应成为加强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两国政治家和民众都应该认识到，发展双边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的社会文化交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两国民众还不够了解。

任何为了一己私利炒作所谓中韩争端的人，终将被历史抛弃。正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曲所唱的那样：“手拉手，我们可以开始理解，要打破那长久存在于我们中间、隔阂我们的铁墙。”

闵贵植：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两国民众之间存在严重的情感冲突，双方也共有采取应对措施的必要需求。由于两国的民族感情对政治外交问题敏感，最重要的是减少战略冲突，增加政治互信。

中国应该意识到其软实力削弱的问题，并重新调整其对周边国家的公共外交。韩国官员应该减少激怒中国的不必要的错误陈述。最后，有必要共同启动全球公民教育活动，摆脱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将其作为一个涵盖各种民间组织的1.5轨外交来运作。

（本文原载于英文《韩国先驱报》黄载皓“中国与世界”专栏，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发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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