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纽约时报》1月18日文章,原题:中国帮助抚养我的美国孩子,结果证明她们都很好 两年前当疫情肆虐全球时,我在网上看到一名美国妇女的照片,她穿着写有“我拒绝与政府共同抚养子女”的T恤——认为美政府要求在学校戴口罩是过度干预。我不禁笑出声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自己的孩子就是和中国政府“共同抚养”的。
2006年我和丈夫来到上海,度过接下来的16年。作为外国人,我们不受生育规定约束。可我不得不接受隆起的腹部成为“社区资产”的现实,它受到不请自来的抚摸和行人评论(“是男孩,能看出来!”),餐馆可能拒绝为我提供冷饮。每次点冰拿铁时我都怕听到唠叨,尽管通常伴随暖心的微笑。
2008年和2010年,我们在上海生下两个健康的女儿,并面临所有在华外籍父母的选择:就读国际学校还是当地学校。权衡利弊后我们决心冒险一试,很快感受到严格的“共同抚养”体系。女儿们所在的当地幼儿园谆谆教导,包括孩子们睡几小时、该吃什么及最佳体重。每天上午学生们都整齐列队做操,唱国歌、升国旗。教室窗户保持打开以增加空气流通、防止传播疾病……随着时间推移,各类好处开始显现。女儿们回家后讨论自律、正直、尊重长辈等话题。学校为她们灌输勤奋和追求优异成绩的理念后,丈夫和我无需督促她们完成作业。美国教育强调孩子需求,中国强调听老师的话并刻苦努力。为弘扬中华文化并提供西方影响的替代方案,政府资助传统音乐、戏剧表演等活动。女儿们有时会担心跟不上同龄人步伐,并对我们没更早为她们辅导数学而失望。
在中国抚养孩子还有其他好处。例如有利于保护儿童的互联网,孩子们被规范的玩电游时间。由于几乎消除人们对犯罪的担忧,我们的女儿从11岁起就开始在没监护人的情况下乘坐这座2600万人口城市的地铁。和蔼的警察持续执勤维持秩序,街道和绿色空间都保持清洁卫生,公民的自豪感显而易见。
在因疫情无法见到家人近3年后,我们做出离开中国的艰难决定,并于去年6月搬到华盛顿。某些方面,感觉回美国后的文化冲击比我们初到中国时更强烈。我们回到一个分裂的美国,许多人认为政府在人们生活中没有位置。坚韧、独立、思想开放的女儿们正茁壮成长,但也是一种调整,她们近来首次在学校接受应对校园枪手的演练。我们也在调整自己,以适应在上海时从来不需要的戒备心态。这些时候。我发现自己想念“共同抚养”女儿们的中国。
在中国安家的经历告诉我们,沉浸在对日常问题给出不同答案的文化中,会改变一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养育子女与国家治理都是不完美艺术。对我们相互学习并在国家和世界之间架起新桥梁来说,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关键的时期。(作者希瑟·凯伊,崔晓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