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随着上海新冠感染者数量的快速增加，上海多家三级医院急诊量猛增，同时，120急救系统也高负荷运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上海“重症高峰已慢慢出现”。医院呼吁分流就诊让出“生命通道”。

另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12月29日报道，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朱海燕表示，每天就诊量从四五百增加到七八百。其中，危、急、重病人比例也有所增加，差不多已经达到50%。

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是否低估新冠死亡人数？12月29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是基于对病原体和疾病的认识、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抵抗能力、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三者的判断，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同时，梁万年还表示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现阶段应把防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

2022年12月29日，北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左）、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中）、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线急诊医生：危、急、重病人达50%

12月28日，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朱海燕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采访时称，最近急诊量持续高位运行，每天就诊量从四五百增加到七八百。其中，危、急、重病人比例也有所增加，差不多已经达到50%。为了更好地确保救治工作，医院也派出了支援队伍支援急诊医学科。

“所有的危、急、重症抢救都是从急诊开始的，如果我们救不活，后续治疗根本无从谈起。”朱海燕称，“送到我们这里的病人，情况基本上都比较危重。一位患者在来到我们这里之前，已经去了七家医院，都无法收治。我们不仅是在和生命打交道，更是在从阎王手上抢人。”

由于急诊量的激增，急诊医学科的医护也在保持着高强度的运转。在综合急诊内，一名医生一个班次基本问诊量达到近200人次。朱海燕称，“不夸张地说，别说吃饭、上厕所，可能就是抬个头的时间都没有。”

在抢救室内，情况则更为紧张。在那里，时间都是以秒为单位计算的。据朱海燕介绍，目前，每天约有60名患者需要紧急救援。呼吸机辅助通气、气管插管、高级生命复苏、上ECMO……这些抢救过程是每名医护必须要掌握的技能，也是抢救室内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故事。

上海“重症高峰已慢慢出现”三甲医院急诊量骤增

上海多家三级医院急诊量猛增。

2022年12月26日，上海市同济医院里，医护人员为患者进行急诊预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据澎湃新闻12月30日报道，“随着新冠感染者数量的增多，急诊就诊量已经翻了一倍，重症高峰已经慢慢出现了，我们正在集中力量，确保重症患者的救治。”12月29日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告诉记者。

陈尔真坦言，当前，前来急诊的新冠感染者占据80%，其中老年人比例又占了40%-50%，大部分是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因新冠感染后导致疾病加重，在65岁以上老人中有肺炎表现的占了一半左右，“在收治入院的病人中，主要包括有重症化倾向的，以及出现低氧血症、胸闷气促的危急重症患者等等，我们需要密切观察他们的生命体征变化，第一时间采取救治的措施。”

与瑞金医院一样，面临急诊大考验的还有上海多家三级医疗机构。在仁济医院，连日来120接诊量逐日攀升，东院和南院两个院区12月28日一天共接到269辆救护车，位居全市市级医院前列。“其中，东院区急诊就诊量已达1500人次/天，南院区急诊量也在1000人次/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门急诊办公室副主任庄旭透露。

另据东方网，“120”来院急救人次也屡创新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门急诊办公室副主任庄旭透露，昨天仁济医院救护车达269辆，前天是238辆，“120转运过来的病人数每日仍在增长，我们每天也在往仁济医院的医联体医院和住院病区分流部分患者”。

急诊人数骤增，医护团队处于超高负荷工作状态。庄旭说，目前仁济医院多科室轮流派出医务人员“支援”急诊，很多医护人员也是轻症不下火线，全力以赴救治重症患者。

在上海长海医院，急诊病人总数比之前翻了三倍左右。而即将到来的重症高峰也在考验着医务人员。长海医院急诊科主任王美堂表示，“感染奥密克戎后不会一下就是重症，一般重症出现在感染的5-7天后。换句话说，重症的高峰会比感染的高峰晚出现一到两周。”

当前，前来三级医疗机构急诊的患者群体中，仍存在少部分“非急诊”需求的人群。对此，多家三级医院发出呼吁：“非急诊”患者可以通过普通门诊或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级诊疗”，为危重症患者的救治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

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29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是基于对病原体和疾病的认识、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抵抗能力、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三者的判断，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

梁万年强调，中国从2020年疫情防控开始，就一直在密切判断三方面因素，一是对病原体、疾病的认识，如它的毒害性、危害性，二是人群免疫水平和卫生健康系统的抵抗能力，特别是防控能力和医疗救治能力，三是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在重大疫情面前，中国始终努力平衡这三个方面。

梁万年表示，围绕这一基本理论框架和思维，随着人们对疾病和病原体的认识加深、人群免疫水平逐渐建立、抵抗力韧性增强，中国因时因势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和防控方案。从2020年以来的九版防控方案、二十条优化措施、"新十条"，到调整为"乙类乙管"，无不体现着中国对这三种因素的平衡结果。

梁万年说，这种调整不是完全的放任不管，而是更加科学精准地使资源放到最重要的防控任务和救治任务上来。"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我们认为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是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

针对国外有言论称中国不提供病毒毒株基因组序列数据，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回应称，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全国病毒毒株进行分析、测序、报告。

他指出，最早武汉发生疫情时，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把基因序列上传到世界卫生组织流感共享平台，让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这个基因序列研制诊断试剂和疫苗。随后，中国疫情主要从境外输入到中国境内引起本地传播，每次中国疾控中心捕获到新毒株都及时上传。

"包括这一波疫情，中国有9种奥密克戎毒株在流行，这些结果也都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分享，所以中国没有任何的保密，所有工作都是和全世界分享。"吴尊友说。

谈及未来如何防控新毒株，梁万年表示，中国非常关注病原体变异情况监测，也积极参与全球病原体监测工作。一旦发现新的变种，或者变异导致病毒致病力、传播力、毒力等方面发生变化，中国会及时通报世界卫生组织，并在防控方案、医疗救治等方面做好相应的优化完善和调整。

中国是否低估新冠死亡人数？

随着大规模核酸检测取消，中国是否低估当前新冠死亡人数？梁万年表示，在疫情流行和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病死率、死亡率。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只有疫情周期过去后，才能比较精准地判断真正的病死率和死亡率大小，判断一场疫情对人群的危害，特别是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危害，其中死亡是一个重要指标，中国专家团队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

“现阶段应该把防重症、防病亡作为优先，这也是防控策略重点调整的体现，把防死亡放在一个非常优先的位置。”梁万年说。

谈及中国是否会调整新冠死亡病例判定标准，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称，全球现在对新冠死亡的判定标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感染新冠病毒后核酸阳性，由新冠病毒引发呼吸衰竭，直接导致死亡，判定为新冠死亡，二是感染后28天以内全口径的死亡都计入新冠死亡。中国从2020年以来，一直采取第一类死亡判定标准。

焦雅辉表示，中国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的原则公开死亡和重症病例信息，未来将继续秉持这一原则。中国之前公布的死亡病例既有因为新冠死亡的，也有感染新冠病毒后因基础疾病死亡的病例，中国自始至终坚持科学的死亡病例判定标准，而且也是同国际接轨的死亡病例判定标准。

焦雅辉说，无论是哪种病原体引起的重症，一方面要求医院坚持全力以赴救治，降重症、降病亡，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死亡病例，如果是新冠死亡病例，仍会按照法律规定如实公开，如果没有经过核酸检测，会在中国疾控中心的死亡原因报告系统进行报告。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进一步指出，在公众卫生领域有一种计算方法叫“超额死亡”，能评估可能造成的低估。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团队很快对新冠流行可能造成的“超额死亡”进行了分析，并公开发表结果。关于这一波疫情可能引起的“超额死亡”，该团队已经在做相关工作，之后会陆续向大家提供。

编辑|程鹏 杜恒峰

校对|何小桃

封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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