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刘沐轩

2022年，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严峻。

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带来能源和粮食价格飞涨，加剧了全球通胀，同时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史无前例的扩张影响持续发酵，就算是美联储带头疯狂加息，也难以给通胀降温。

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都处在经济衰退的边缘或是路上，部分欧元区国家更是面临越来越高的债务风险，新兴市场国家也受到美联储大幅加息后强势美元的影响，被迫面对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

在这种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颇具时事色彩的奖项会花落谁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由诺贝尔本人设立的，其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图源：诺奖官网）

自1969年设立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53次，授予了89名经济学家.这些获奖者的关注领域通常带有浓烈的时代特色，为当下全球面临的经济困境带来一些思路。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引文桂冠奖”被称作“诺奖预测风向标”。根据“引文桂冠奖”，2022年已有8位经济学家，因3个主要成就而获奖。

而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亦将于北京时间10月10日17点45分揭晓，以上获奖人员也成为呼声最高的候选人。

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为什么经济制度的调整常常事与愿违？经济政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走势？

被通常称作“毛咕噜”大神的阿西莫格鲁、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皮尔逊全球冲突研究与解决研究所所长詹姆斯·罗宾逊，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创业经济学教授和全球经济与管理教授西蒙·约翰逊，因他们对“政治和经济机构在塑造国家发展中作用的深刻分析”，而获得2022年经济学领域的“引文桂冠奖”。

因为著作多、涉猎广，阿西莫格鲁的知名度很高，经常被人称作“毛咕噜”大神。（图源：MIT官网）

其中，阿西莫格鲁的名气可谓是最高的，他是一名土耳其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拥有美国和土耳其双重国籍，目前在MIT担任经济学系教授。从政治经济、发展、增长、技术变迁，到经济不平等和劳动经济学，他在经济学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

不仅仅是今年的“引文桂冠奖”，他还曾在2005年获得克拉克奖，而40%的克拉克奖得主会在平均22年后获得诺贝尔奖。

阿西莫格鲁与同时获奖的罗宾逊曾合写出畅销书《国家为什么失败（Why Nations Fail） 》，他们从罗马帝国、玛雅文明、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得出结论，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和贫富至关重要。

两位作者在书中推崇广纳性经济制度，而非难以持续的榨取式经济制度。

但此书出版后的争议也很多，给人一种“经济成功的国家总是相似的，经济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制度失败”的感受。有经济学家就曾批评称，此书中的部分内容有些从结论倒推原因的逻辑漏洞。

经济发展需要互惠和利他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近几年里，欧美国家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但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和赫伯特·金迪斯所进行的行为实验表明，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通常会起到反作用，破坏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所构建的稳定经济秩序。

因他们“对互惠、利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合作等经济行为的理解”，鲍尔斯和金迪斯获得2022年“引文桂冠奖”。

两人年轻时因追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哈佛大学辗转至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如今都在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担任教授。

鲍尔斯和金迪斯在教育和行为经济学领域上长期合作，撰写过两部影响较大的著作——《教育在资本主义的美洲》（1976），以及《合作的物种：人类的互惠性及其演化》（2011）。

经济学家鲍尔斯在教育和社会经济学领域具有影响力。（图源：社交媒体）

其中，《合作的物种》通过大量基因、人类学的证据，推演出人类群体在个体自私的同时，如何自发地演化出一种保护少数利他成员的系统，这在当下的社会中颇具参考价值。

幸福一定和收入有关吗？

在一个国家内，富人的平均幸福感和快乐水平普遍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美国人的幸福指数为什么和一些低收入国家差不多？

这是由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的问题，也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收入之谜”。

伊斯特林提出，现代经济学是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幸福增加”的前提之上的，然而财富和幸福并不总是构成正相关。

既然追求幸福是人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搞清楚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等非财富因素所带来的经济学意义就尤为重要。

伊斯特林悖论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问题。（图源：社交媒体）

因为对“幸福和主观福祉的经济学分析”做出开创性贡献，伊斯特林与另外两位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安德鲁·奥斯瓦德共同获得了2022年“引文桂冠奖”，三人可以被归为一个被称作“幸福经济学”的经济学新兴分支。

莱亚德也认为，传统经济学忽视了社会比较、预期管理和价值观变化对于幸福的影响。比起自身的收入水平高低，收入差距更能影响一个人对于幸福的感知。他认为，随着人们能力、想法的积累，如果收入的增长与之不匹配，那么幸福感会难以增长。而社会的流行趋势和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对于财富、幸福的价值观也会随之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