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座山林走出来后，甘宇做了好多次噩梦。梦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片渺无人烟的山林，大声呼喊“救命”，等来的只有空荡荡的回声。
这名四川泸定县湾东水电站28岁的施工员，在9月5日泸定6.8级地震中，和同事罗永救助伤员、拉闸泄洪，错过逃生机会，绝境求生17天后才获救。
10月8日，他出院了，回到达州老家休养。他还是会想起地震那天，巨石从山上滚落，砸向在大坝上的人。十名工友侥幸逃生，四人被砸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其中就包括罗永的亲哥和好友。
更早前的9月28日，罗永一家一早从临时安置点出发，去给逝去的亲人做法事。一路上，他们很少开口。车静默开在山路间，沿途仍有些许塌方与滚石，更远处，滑坡后的山体裸露出一道道伤痕。
它如同横亘在幸存者心底刺眼却又鲜少提及的创伤。在这场地震中，遇难、逃离、留守、幸存，水电站里16个人的命运彼此交织，一个普通的抉择也变得性命攸关。
地震来临前
孙建红的不安感很早就有了。
32岁的他是一名焊工工人。8月29日，他带着6名工友，第一次来到湾东水电站。
这座2019年建成的水电站，位于四川贡嘎山东侧山脉的夹沟处，北接甘孜州泸定县，南邻雅安市石棉县，周围有45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山峰。
水电站大坝海拔1192米，坝体高25米，在两叉河下游筑坝取水，水顺着穿山隧洞、压力管道，引至下游河谷地带的厂房发电，厂房离大坝车程约一个半小时。
刚来第一天，孙建红就发现，大坝宿舍前方是河、后方是岩，离山体仅十米左右，像是卡在槽里。而且附近山体陡峭，山上树木不是很茂盛，是石头山。他担心，“滚个石头也要倒霉。”
因汛期河道涨水，冲毁了大坝护岸，宿舍楼随时有塌方危险，孙建红和工友过来打堡坎——在钢筋笼子里装满石头，焊死后用挖机码河沿上，保路保房。工期原定20余天。
工人们自己烧火做饭，晚上睡搭的工棚。孙建红原想把工棚搭到坝上，但坝上有时要过车，不方便，只好搭在大坝宿舍旁边。9月1日，他在宿舍墙角放了米和一块肉，连着三晚没被老鼠动过。他心里惴惴不安起来。
孙建红与甘宇所在公司同事的对话。受访者供图
9月4日，罗永招了3位工人帮忙搬运石头，他们是罗永的哥哥罗开清、侄儿杨刚和马正军。都是他在湾东村相熟的人，早上上工，下午散工后各自回家，一天工钱170元。
指导现场施工的，是施工员甘宇。他28岁，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比较斯文。相处几天，孙建红觉得甘宇待人和气。
甘宇住在厂房，每天早上开车到大坝，晚上再回去。他8月底刚请假回家给奶奶过生日，项目上缺人，被紧急叫了回来。
除甘宇外，平时驻守大坝的是3名水工，罗永、彭云军以及邓荣。他们两人一班，24小时轮班监控水位变化，及时拉闸泄洪。
罗永介绍，7-9月汛期是他们最忙的时候，有时半夜要清两三次渣——用机器把上游飘来的枯枝、树叶等杂物捞上来。“如果不发电的话，水就进得快，下大雨几小时能装满（注：指接近最高承载水位）。”
彭云军就经历过一次险情。8月的一个夜晚，雨下得大，他一夜没敢打瞌睡。守到天亮，水位基本平稳后，他骑摩托回家吃饭，没吃几口，不安心，又跑回大坝，一看水差几十公分就翻坝了。他慌忙把闸门一提，撒腿就跑，“差点都没有跑赢，他说把他吓惨了。”彭云军的弟弟彭荣强回忆说。
水工们平时吃住都在宿舍，一座离大坝没多远的两层小楼，监测水位的电脑也在里头。他们做两周休一周，春节也只能轮休一两天。
汛期之外，水工不用时刻提防水位、天气变化，工作轻松不少。但这份月薪3000、没有五险一金的工作，41岁的罗永用以负担两个孩子的读书开销有些吃力，好在他自家也种菜，能省些钱。轮班的两周里，他基本是煮个青菜、炒点腊肉，连吃三顿。没事做的话，他就搞搞卫生，连着把大坝的路也扫一扫。“有事干还是比较踏实。”
但对临时赶工的孙建红来说，宿舍里迟迟没有的老鼠，加上身处群山带来的压迫感，让他愈发有种不祥的预感，没干几天他就先走了，这个决定让他成了现场施工队中唯一一个躲过地震的人。
“山崩地裂的，不跑咋办？”
9月5日，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中午吃完饭，6名焊工、一位挖机师傅刚刚开工干活。3名拉水泥的工人刚来到大坝，把车停好，换好衣服，准备下水泥。大坝下方的宿舍休息室里，水工彭云军和3名搬运工在烤火，甘宇和罗永在聊天。
12时52分，伴随着剧烈的震动，甘宇看到，休息室窗户玻璃顷刻间震碎，房间里的设备“全都炸了”，大家慌忙往外跑。
另一名焊工颜清华看到，“房子三面墙有些都被山上的石头打穿了。”
逃跑的时候，山上已经开始垮了，发出“哐哐哐”的滑坡声。一块石头砸向甘宇的后背，把他推到了休息室下方的坡上，他有些晕，马上爬起来往旁边开阔的平台跑，那边相对安全些。
眼镜掉了，近视500度的他，有些看不清。恍惚中，甘宇看到不远处，罗永搀扶着哥哥罗开清——他被落石击中，受了内伤，走不动。旁边有两个伤员：水工彭云军倒在被山石掩埋的休息室废墟中，浑身是血；搬运工杨刚半个身子被大石头压着，头窝在泥里，脚还在蹬。
其他在室外的工人，纷纷往外逃。山体垮塌后，一些闸门被封死，不走水，他们淌过河床，往对面跑。
“如果（石头）再滚下来，我们也救不了了。”甘宇尝试去搬压在杨刚身上的石头，太沉了，推不动。
跑在后面的颜清华见状，折返回去帮忙。挖机师傅帮他看着山上掉下的石头。颜清华试着搬杨刚身上的石头，搬不动，只能帮忙把受伤的彭云军就近抬到河边。后来，甘宇和罗永把他抬到更安全的平台上，回工棚找了床铺盖给他垫上。
很快，“山上又下了一大片石头”，颜清华顾不上了，也往河对面逃。
只剩下甘宇和罗永两人。
甘宇提议，马上上坝提闸。水电站用来发电的压力管道，垂直落差超700米，途经湾东村多处民房、农田。一旦水位翻坝，可能引发泥石流“把下面（的村庄）都冲了”。
罗永答应了。临走前，他让心口疼的大哥一定要坚持住。
上坝的混凝土路，早已垮塌，“路很悬，一直在滚石头”，罗永心头有些慌，手脚并用冲了两次才成功上坝，用柴油机发好电后，提上第一道闸。随后，他拉着甘宇一起上坝，提了第二道闸。
“假如他不提水闸，你采访的那些人就（可能）都不在了。”罗永的妻子杨秀清对记者回忆，地震后，压力管道一下爆了，水柱喷涌。“最多20分钟，我们边上的一片山都刮完了。”水停时，不少湾东村村民都难以置信，水电站居然还有人守在岗位上。
但在罗永提完闸门后，他的哥哥、工友都已断了气息。
眼睁睁看着工友离去，甘宇难过，却又无力。另一位搬运工马正军，地震后完全被山石掩埋，当场去世。
马正军生前工作照。受访者供图
颜清华说，逃出去的10个人，往猛虎岗方向走——这是当时唯一的出路。这是一条老伐木路，一米多宽，常供村民放牛。因多处塌方，经常绕路翻山。2个走得快的，当晚先下山了。剩下8人到猛虎岗时天已经黑了，就在猛虎岗过了一夜，烧火取暖，天亮后继续下山，上午11点多抵达王岗坪。
孙建红看到，逃出来的工友们个个脸是花的，全身是泥，裤子、鞋子磨破了，手脚遍布擦伤。
他问，“咋不把甘宇和罗永带出来？”
工友们说，“那种情况，山崩地裂的，不跑咋办？”
“只有一瓶水，他还一直叫我喝”
滞留水电站的罗永和甘宇，在发电机机房里过夜。
两人认识一年多了，以前见面多是打个招呼，吹上几句，当晚气温降到10℃左右，他们没怎么睡觉，聊着彼此的家人，说要能活着出来，得换个安全点的工作。
9月6日，水电站周边山体塌方和滑坡依旧，两人决定撤离。厨房门口已被落石堵住，他们找不到吃的，只带了逃生绳、安全帽和一瓶山泉水。爬山消耗太大，仅有的一瓶水半天就喝光了。罗永说，甘宇体力差一些，爬山爬不动，“只有一瓶水，他还一直叫我喝，我都说我不渴”。
下午两三点，甘宇给单位领导发了定位，两人找了个空旷处。罗永爬到树上，把甘宇的白色短袖绑竹竿上，几小时间，一听到直升机过来的声音，就赶紧摇衣服，但树林太密，他们始终没被发现。
与此同时，甘宇拿着两人电量都不多的手机，在另一处信号稍好的地方等救援电话，但他只接到了罗永几个亲戚打来的电话，具体位置也说不清楚，为了省电，只能匆匆挂断。
山上有猕猴桃、野梨，八月瓜基本都被野猴吃光了，路上只发现了两个，罗永爬了十米高的树摘下来，给甘宇吃，自己没吃。“饿还是饿，但是还扛得住。”罗永也没什么胃口，亲人在地震中相继离世——地震发生不久，他就接到家里电话，他母亲被倒塌的房屋掩埋了。
傍晚时分，他们想钻木取火，使劲搓了干木头一二十分钟，手都搓痛了，还是燃不起来。到了晚上，山里气温只有七八℃，两人只能背靠着，在身上盖点树叶取暖。
地震后第三天，9月7日，甘宇收到消息：6日下午有两支武警部队徒步进来找他们了，罗永想起前一天确实有直升机进了大坝，便决定返回大坝看看，走不动的甘宇则在原地等待。临走前，罗永给甘宇摘了包野果、用安全帽兜了一帽子溪水。
花了八九个小时回到大坝，罗永没有看到救援。当时路上已经到处是滑坡，非常危险，他又饿又累，便没有再上山，挖了根半人高的竹笋，剥壳掰了一点笋尖，嚼两下，硬吞下去。大坝到处在滚石头，他捡到一只打火机但没有逗留，慢慢往附近的火草坪方向走，晚上下了雨，他靠在一棵树上休息，找不到干柴生火，又冷又困，却完全睡不着。
9月8日，罗永走到了火草坪，吃了个树上的苹果后，他用打火机点了一堆半湿的草，冒起了浓烟，坐着等了几个小时，几乎快昏睡过去时，直升机的声音渐渐逼近，他意识到自己有救了。
和罗永分开后，甘宇在原地等了三天。
有一次喝水时，山上滑坡，滚石把他左脚砸伤，他只能忍着痛走路。
担心罗永路上出意外，他决定沿着河沟，走回大坝。走到后来，他发现水淹到了大腿，过不去，往前走了一截之后，他往山上走，想去罗永之前给他指的猛虎岗。
山里雾大，看不清路，只能十一二点走，一天走两三个小时，累了找树下或岩石边，用树叶搭个窝棚，蜷缩着睡。夜里，石头“轰隆隆”垮塌的声音，伴着野兽叫声，难以入睡。下雨的时候，他把头缩进雨衣，躲在树下。好在第二天会出太阳，晒一下身上就干了。
大多数时候，没什么吃的，他饿得吐黄胆水，只能拼命喝水，喝饱。后来他找到一些掉地上的野生猕猴桃。
头几天，他能听到直升机的声音，知道是在找自己，他在树上挂衣服，隔段时间呼救一下。没有回应，让他感到难熬，只有回想一些开心的事，想家人。“纯粹是靠着信念活着，我要回家，家人在找我。”
“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找下去”
罗永获救后，甘家人才知道甘宇失联了。
9月9日，甘宇父亲甘国明从广州赶回达州老家，和妻子连夜赶往泸定，到得妥镇抗震救灾指挥部打听情况，联系搜救。
中秋节那天，工作人员给了他几个月饼，甘国明没吃。他说“我要找到我儿子才吃”。
那晚，他梦见了儿子。醒来后，他觉得“儿子一定还活着”。
10号清晨，一支16人的救援队上山搜寻了。向导是罗永堂哥，49岁的湾东村村民罗立军。他和甘宇并不相识，但他想尽一份力。
一行人先被直升机送到猛虎岗，之后徒步进山。罗永也去了。获救后，他住院没两天就出来了。脸色苍白的他一直在给救援队指路，因身体虚弱，他没有下飞机。
一路上，罗立军看到路几乎垮完了，很多地方只能绕，绕不过去，就用铁锹开路。
第一天，他们翻越了三座小山顶——其中就有最后发现甘宇的大坪。山顶上有很多牛羊和人的足迹，他们在山顶露宿，躺树叶上休息，半夜被冻醒，只好生火取暖。
第二天，他们找到了罗永和甘宇分开的地点芹菜坪，沿着地上的足迹，在附近找了几公里，大声呼喊，没有回应。
罗立军说，猛虎岗范围很大，全走完可能要一个月，在茫茫林海呼喊，即使相隔50米，可能也听不到声音，只能凭运气。到下午，救援队干粮和水消耗殆尽，只能下撤。
四天后，罗立军又带着蓝天救援队，沿另一条路线搜寻，依旧无果。
上山搜寻的还有孙建红。得知甘宇没找到，他一夜无眠。
9月9号下午，他带着由消防员、民警、志愿者组成的30多人的搜救队，从石棉方向进山。走了四五个小时，还没到猛虎岗，因为路上太危险，不具备救援条件，中途折返。
9月12号，他跟两个哥哥第二次上山，带上三天的干粮、水，还有一套给甘宇的衣服，计划把整个山找遍。
孙建红和哥哥第二次上山找甘宇。受访者供图
他们早晨五点出发，一路上，看到被山石砸坏的摩托车，坍塌的民房、猪圈，遍地跑的猪、鸡、羊，有的地方还在垮塌，只能等垮塌一停，马上冲过去，还有的悬崖边，连棵树都没有，“拿着命在走”。“整个山基本转一圈了”，林子又高又密，岔路多，他们一路在树上砍下刀印或是把竹子砍断，做标记。
出来已经天黑了。孙建红心情沉重，给甘宇妈妈发信息：“阿姨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没找到。”甘宇妈妈给他转了600元感谢，他没收。
孙建红没找到甘宇后，跟甘宇妈妈的对话。受访者供图
也是在9月12号，甘宇的两个堂哥从成都赶到石棉县王岗坪乡，寻找弟弟。他们在网上求助，联系到四支民间救援队。
每次，一有搜救队上去，甘家人就觉得有希望；一说“收队”，就悲伤。
十几天来，甘国明夫妇几乎没合眼，“衣服都没脱过”。甘国明说，他害怕找不到，又怕找到了，是不好的消息。
所有的情况都想到了：遇到野猪、熊，怎么躲？滑坡把他打倒了怎么办？泥石流把他冲到哪去了？……很快，甘国明又一一推翻所有的“不测”。
他对儿子很严，“从来没对他笑过”，儿子考第一，也没有表扬过他。甘宇失联的日子里，想起这些，甘国明感到心痛，“应该对他好一点”，“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找下去”。
最坏的情况也想过。“哪怕是一个骨头在那里，我都把他捡回去。”甘国明语气坚定，“这是我作为父亲，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孙建红后来才知道，因为对山形不熟，离开芹菜坪后，甘宇爬到最高的山的背面了，超出了救援队的搜索范围。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甘宇终于爬到了罗永说的“大草原”。天气很冷，他一晚没睡，“感觉有点挺不过来”。
第二天，天晴了。他看到有几十头牛羊，救援队员留下的压缩饼干、空矿泉水瓶，还有远处的公路。他大声呼救，没有回应。
下山的路垮了，他只能等着。待两天后，甘宇试着往下滑，找到一个平地歇了一晚。第二天，听到有人声，他大声喊“救命”。
对面山头的跃进村村民倪太高听到了，赶过来救甘宇。
被救前一晚，甘国明梦到甘宇走在老家的公路上，对他说“爸，我回来了”，之后又说“我要走了”。
“你往哪里走？”甘国明一下惊醒，一看时间，凌晨3点55分。他跟妻子说，梦见儿子回来了。
那几日，妻子也梦见甘宇在梦中喊“妈妈救我，妈妈救我”。
甘立权也连续几晚，做了相似的梦。他决心亲自上山搜寻，他找到跃进村村民倪华东当向导。
9月20号下午六点，一行人进山，打算先到倪华东家过一夜。入夜，下着毛毛雨，山路垮了，只能逆着往上爬。黑夜里，传来乌鸦“哇哇”叫、山体坍塌的“哗哗”声，还有一股腐烂的臭味，甘立权脊背发凉，忍不住想，“这么恐怖这么黑，甘宇晚上是怎么（挺）过来的？”
走了两三个小时后，到了向导家。向导家房子塌了，没水没电，只能从两三公里外背水上来。
次日清晨，他们带着帐篷、胶纸、刀、锅、米上山，计划先去芹菜坪，再翻到附近山头，找三四天。
大约两个小时后，甘立权接到了甘宇妈妈的电话，说甘宇找到了。
甘立权给倪太高打电话，甘宇接了。听到哥哥的声音，甘宇哭着说，“有家人来了真好。”
见面后，甘宇又哭了，甘立权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甘宇问他有没有肉，想吃肉。甘立权说，现在还不能吃。来的路上，石棉指挥部派来的医生在电话中嘱咐他，不要让甘宇吃东西，少喝点水，不能让他睡觉。
甘宇衣服、裤子、鞋子都湿了，甘立权给他换上新衣服。他看到弟弟膝盖磨烂了，粘住了裤子，脚腕上很多脓水，手上也伤口遍布。他衣服口袋里有一瓶路上捡的驱蚊剂。
换衣服后，甘宇依然冷得发抖。村民们砍了两根树枝，用口袋做成简易担架，七八个人轮流抬着他往山下走。雨后地上满是泥，一脚踩下去，陷进泥里，他们走50米歇会儿，不到一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小时。
下午四点多，直升机将甘宇接到了泸定县医院。
看到村民发来的甘宇的照片，甘国明激动不已，“你说哭，不叫哭；笑，不叫笑，五味杂陈，用词语形容不出来。”
在泸定县医院看到甘宇时，妻子哭到不行，而甘国明觉得，“管他断胳膊断腿的，只要人活着就行。”
被妈妈抱着，甘宇很开心，“终于不是一个人了”。
获救当晚，甘宇连夜转运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他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肋骨、左下肢腓骨骨折，伴有严重感染，食管、胃出现溃疡。他左侧踝关节做了手术，左脚上的钉子被取出。
甘宇在病房里度过了生日。受访者供图
10月8日，甘宇出院，回到达州老家。他想去感谢那些救助过他的人，还想去海边看看。
甘宇出院。受访者供图
甘宇觉得，自己比那些遇难者幸运得多。
“回家”
彭荣强想带哥哥回家。
他的哥哥彭云军38岁，住湾东村，两个儿子念初中，小女儿还在上小学，妻子干农活，还要照顾107岁的爷爷，日子过得很紧。
在彭荣强眼中，哥哥老实、能干，每次轮休回家，都忙着种佛手柑、养蜂、养牛。对他也很好，总帮他干活。地震前几天，他找哥哥帮忙掏蜂蜜，哥哥让等他几天。
没想到，等来的是哥哥遇难的消息。他“哭了三天”，“抱着头发扯”，两次梦到哥哥。梦里，兄弟俩像是回到儿时，在山上放牛。
彭云军妻子在地震中腿骨折，被直升机送到成都治疗，丈夫没了，她“整个人变了”。孩子们刚开始总问“爸爸哪去了”，后来知道了，变得沉默，说不出话就哭。只有彭云军母亲还不知情，他们怕她承受不住。
彭荣强最近觉得压力很大，家里房子塌了，自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没了，他一个人要养九口人。
他听说，在水电站遇难的人都就地掩埋了。他想等路修好了，去大坝那儿看看，带哥哥回家。
32岁的马正军遇难了。14岁起他就辗转在工地上做小工。今年8月29日，他刚从西藏工地忙完拆架、打桩，回到湾东老家，又闲不住，9月4日，他第一次到水电站做工，搬运打堡坎用的石头，工钱170块一天。
马正军的工钱，基本用来还债，因和妻子陈芳一直没怀上孩子，他借了近11万做试管。8月，有些寡言的他还跟弟弟借了300，用来凑银行六百多的贷款利息。
他和妻子陈芳还有三个胚胎在医院，原定9月就去移植做试管婴儿。现在陈芳有些犯难，“我一个人也养不了，又赚不到钱。”
她家23亩地，去年才种的1900棵佛手柑，全因滑坡被埋了。马正军的手机，同样在地震时掩埋在废墟里，里边还记着他的还款计划：今年，他打算把跟堂哥借的2万还了。
对罗永来说，失去亲朋的痛苦更无以复加。
杨秀清说，彭友军是罗永最好的朋友，每天朝夕相处，关系特别好。罗永的事迹被报道后，有人想给他捐款，他都拒绝了，说不如捐给负担更重的彭友军家，至少自己还活着，还能挣。
但对于59岁的哥哥罗开清，罗永的愧疚已无法弥补，哥哥去水电站搬石头这份短工是他介绍的。他和哥哥感情很好，初中毕业就跟着哥哥去打工，哥哥总是找些轻活给他干，各自成家后两家也一直挨着住，平时都是互相照顾。
罗开清的儿子总劝他搬去城里一起住，但老罗更想待在老家种地。每天，他都要开视频看看孙子，这次去水电站做短工也是瞒着儿子、自己悄悄做的决定。
怕87岁父亲承受不住，罗永的家人也瞒着罗开清的事。但在安置点，有个老人跟他说，你家罗开清不在了，他一整天没吃饭，杨秀清忍着情绪，说罗开清只是脚伤了，正在成都看病呢。她还跟他说笑，“要是哥哥出事了，我们还能一天在这跟你开玩笑吗？”
罗永和父亲在临时安置点——一所小学里吃饭。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摄
没有早点把86岁的母亲从废墟里找出来安葬，成了罗永这辈子最遗憾的事，“一想起就过不得。”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对母亲忏悔，“儿子没有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
9月23日，确保出行安全后，罗永一家回湾东村安葬母亲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到了湾东河口，路基本垮了，他们徒步上山走了好几小时才到家。
9月23日，罗永一家走山路回湾东村时，山体留有大片滑坡印记。受访者供图
原先一栋砖混瓦房，如今只剩洗手间一堵下沉的墙立着。通过气味，他们在厨房的位置找到了她——那天她从地里掰完玉米回来，正准备做饭，地震就来了。
被埋了十八天，遗体已不成形，“只剩下骨头了”。但他们没时间哀悼，山上随时随地都可能坍塌，必须尽快下葬，墓碑也只能等之后有条件再立了。
罗永记得，地震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匆匆回了趟家，拿点母亲种的白菜和四季豆，母亲给他装了两袋，走的时候还很担心他赶夜路不安全，喊他骑慢点儿，他说要得，就走了。没想到，那会是最后一次见面。
杨秀清说，丈夫经历了这些，变得沉默寡言，每天没事的时候，就守着母亲的照片流泪，晚上睡不着觉，也在哭。
9月28日，罗永给母亲和哥哥做法事开路，铃铛声与诵念声在相邻的两个帐篷间交错响起，一家人轮换跪坐在两个火盆旁烧纸钱，脸被火光灼得发红，浓烟中泛着哽咽声。罗开清的妻子迟迟未动，像望着远处，她抽了下鼻子，继续烧纸。罗明龙说，等大坝那边通路了，要把爸爸迁出来，选个好日子，找个好位置安葬。
等之后可以进湾东村了，罗永还要去帮老乡把牛羊赶出来，“但应该很多也死了”。杨秀清说，自家养了5头猪，地震后只剩3头。
“啥子都没得了，我们真是一无所有了。”杨秀清一时心酸地感叹，但转眼又安慰自己，一无所有也无所谓，只要人还在，一切都能重新开始。
罗永的家如今只剩洗手间一堵下沉的墙立着。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