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真问题。

正解局出品

回过头来看，过去的几十年里，1998年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年份。

1998年8月16日凌晨，长江第六次洪峰即将到达湖北荆江。

这年的洪水是长江继1931年和1954年两次洪灾后，第三次大规模洪水。

同一时期，东北的嫩江和松花江一带也爆发了洪灾。

1998年成为150年来，中国境内爆发最严重的全流域特大洪水的一年。

此时的荆江大堤已经提前埋好炸药，为保住下游的武汉三镇，计划一旦洪水水位达到45米，就立即炸堤分洪。

为了抗洪，数十万解放军战士和救援人员奔赴抗洪前线，其中不乏刚入伍的新兵。

在此之前，央视举办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

1998年央视举办赈灾晚会《我们万众一心》

晚会没有奢华的舞美布景，参演的明星也全部素颜出镜。

三个小时的晚会，最后收到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共计6亿元人民币。

有位来自灾区的老乡给主持人敬一丹看两个玻璃瓶装的泥土，说“这是我们最后的土地”，敬一丹当场哽咽失声。

随后，全世界的华人、华侨也纷纷慷慨解囊，就连刚刚经历过金融风暴的香港同胞捐款也达6.8亿元人民币，台湾地区的捐款近2亿人民币。

那年，北京三环内的房价还不到2000元一平。

滔天洪水已近在咫尺，无数人牵挂着即将到来的长江洪峰。

8月16日夜，洪峰如期而至，水位线一点点地增高，所有人的心被揪住。

经过抗洪指挥部的紧张讨论，分析此次洪峰是“瘦尖型”洪峰，决定采用“严防死守”的方式抵御这场洪灾。

滚滚洪流，最后的堤坝，依旧是人堤。

那时，十多万名参与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已在水里整整泡了五天五夜。

抗洪抢险中，由于极度缺乏工程设备，面对汹涌的洪水，除了靠沉船和填沙包，更靠人民子弟兵的血肉之躯阻挡。

1998年参与抗洪救灾的人民子弟兵们

当时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军共计27.4万官兵参与抗洪，其中17.8万人部署在长江中下游，其余分布在全国各抗洪一线。

抗洪救灾离不开工程机械，当时贵矿、成都神钢、合肥日立捐赠的液压挖掘机分别为6台、4台、2台；柳工、常林、宜工、郑工捐赠的装载机分别为3台、4台、4台、4台；厦工捐赠推土机、装载机各1台，合叉捐赠叉车10台。

没办法，那年即便国内工程机械制造里的佼佼者，合肥日立及小松山的推土机年产量也就1000台和600台，已经尽力了。

8月17日中午11时，当长江第六次洪峰通过号称“天下第一矶”的观音矶，数字最终定格在45.22米，大堤岿然不动。

随后数日，洪水慢慢退去，荆江分洪区保住了，武汉三镇也保住了。

9月4日，中国宣布：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伟大胜利。

那年，6岁的小江珊下半身浸在水中，紧紧抱着一根树杈坚持了8个小时，终于等来救援。

24年前，6岁的小江珊抱着树杈的场景

这个坚强的小女孩因为洪水，已经失去了五位亲人，小江珊的坚强故事感染了所有中国人，成为世人在那年洪灾中最难忘的一幕。

24年后，江珊已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1998年春夏之交的洪灾，全国共有29个省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受灾人口达2.23亿人，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660亿元。

对1998年而言，跟随洪流奔涌的国运依然前途未卜。

1997年，金融巨鳄索罗斯携千亿美元横扫东南亚，却在香港铩羽而归。

不甘心的索罗斯放话称：东方经济熬不过1998年。

面对此起彼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确实不容乐观。

由于之前经济增速过快，政府急忙踩下刹车，经济迅速从通胀进入通缩时期。

1998年，国内热词除了抗洪中涌现的“众志成城”，还有一个“保8”，即保证GDP增速在8%以上。

为何是8%？

因为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内的GDP增速在8%以上，才能保证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事实上，1997年第四季度，全国GDP增速已从之前的9.9%逐渐下滑到9.2%；1998年上半年，在金融危机与洪灾的叠加影响下，全国GDP已掉到7%。

拍岸海浪激起漫天乌云，GDP的快速滑落并非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洪灾造成，而是始于90年代初的货币超发。

1990年，我国的GDP增速只有3.9%，令人担忧。

为了应付不断下滑的经济颓势，还没学会“金融创新”的政府只能靠简单粗暴地货币增发，鼓励银行放贷来拉动经济。

大量资金流入市场后，效果也很明显，各地纷纷拿着银行的钱上马各类工程，开办了形形色色的工业园区。

1991年的GDP增速猛烈反弹到9.3%，1992年GDP增速达到14.2%，之后长期维持在两位数增长。

虽然各类工程项目吸纳了部分超发货币，可由于房地产市场尚未形成，现在欣欣向荣的服务业还处于萌芽阶段，使得国内物价迅速飙升。

举个简单例子：1994年底，全国猪肉均价约为13元/公斤，而前一年的猪肉均价约为7.5元/公斤，几乎翻了一番。

1994年，国内CPI（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再度创下24.1%的纪录，工资收入根本不敌物价上涨速度。

1986-2020年国内CPI指数一览

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国企的日子更不好过。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轻工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型的关键节点，传统轻工业产能过剩，现代化工业刚刚起步，但国企亏损极为严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达39.7%。

由于产能过剩与库存严重，国内企业中，六成以上的企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加工工业中，1/3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50%。

截至1997年年底，全国31个省市区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里，12个省区市净亏损；纺织、煤炭、有色、军工、建材全行业普遍亏损。

国有企业的亏损风险也蔓延和渗透到金融系统：1997年年底，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8.66%，到1998年9月已上升到31.38％，整个银行业岌岌可危。

世界银行甚至悲观地认为，中国银行业已经破产了……

其中既有曾经僵化的体制导致的融资结构与绩效结构不匹配、资源错配的矛盾，更有政策收紧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减少，出现坏账以及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问题。

因此，为了“保8”的目标，才有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改革从来都是自上而下的减员增效，政府部门首当其冲。

1998年3月，国务院进行了第四次机构改革。

其中，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随后，全国省级政府机构由平均55个减为40个，平均精简20％左右；省级政府人员编制平均精简47％；市、地级政府机构由平均45个减为35个；县级政府机构由平均28个减为18个。

1998年国务院出台的机构改革方案

截至2003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名，市县乡政府清退超编人员43万人。

减员的同时，为了解除企业多年吐槽的多头“婆婆”困扰，确立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权责一致”的原则。

根据这项文件，原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邮电部等部委被撤并，职能转变。

过去，这些政府部门既是相关产业的管理者，同时又是其直接监管机构。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显然是不可能搞好产业的良性发展的。

那年，国务院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汇总起来就两个字：放权。

目的就是实现政企分开，形成企业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经营的生产模式。

这是曾经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更是国有企业改制的关键性决策。

无论是减员还是放权，动的都是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难度也可想而知。

因此，时任总理说出那句著名的话：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

面对摇摇欲坠的国企，政府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政府不再“输血”给亏损严重的企业，直接淘汰和关停生产落后企业。

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1998年，这项改革措施的核心就是去产能。

不过，去产能的背后是一股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时代潮汐中的下岗工人故事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8年之前，国有企业职工约为1.1亿人；1998年后，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为5200万人，集体企业原有4000万员工，1998年后为1000多万，意味着近8000多万名国有企业职工遭遇了下岗和分流。

当时，刘欢一曲《从头再来》唱哭了很多人，逼着很多下岗职工只能咬紧牙，“风风火火闯九州”。

至于索罗斯那句恶狠狠的“诅咒”，或许可以用那年刘德华的《笨小孩》一句回应他：

国企改制和职工分流后，换来了财政负担减轻，经济得以轻装上阵，加速了企业发展。

虽然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对国内企业生产有一定程度影响，可由于人民币在1994年已经贬值到底，汇率一直在8.2左右，甚至还有数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做后盾。

同时，国家金融机构提前实施了强制结汇的严格资本管制，即便国内通胀局面并没好转，但也没有出现东南亚等国的资本大举出逃的情况。

通过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大量民企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困扰许久的城市就业问题，还顺手从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抢走了不少出口生意。

这年出台的补充资本金政策，让曾无限依靠银行贷款的各类地方政府开始谨慎，不敢再轻易“薅”银行的“羊毛”。

正是由于1998年这次特大洪水的教训太过深刻，痛定思痛后，政府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

直接点说，政府在基建与民生投入上“敢花钱、肯花钱”了。

1998年，国内财政赤字为980亿元；1999年是1797亿元；2002年更是高达2098亿元。

1995-2019年国内财政赤字和存贷款利率、准备金率表 资料来源：Wind，长江证券研究所

这些钱花在了长江、黄河等重点河流的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项目上，也砸进了城市基建、城市交通路网、电网与通信事业，以及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中。

抗洪抢险中的“人肉沙包”固然值得尊敬，可也显示了我国在工程机械装备上的短板。

1998年，随着水泥、基建项目的带动，曾被视为“夕阳产业”的工程机械行业迎来大发展一年后的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9%，并保持多年高速增长，从而为中国成为“基建狂魔”打下了扎实基础。

1998年第一季度，中国互联网用户增加至40万人，相当于1997年一年发展的用户数量。

这年7月8日，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了第二批56个信息科技名词，其中“互联网用户”的中文名称被确定为“网民”。

互联网的出现带动了许多民企的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加速了机电、装备以及芯片等产业的蓬勃发展。

不过与普通百姓关系最密切的，是这年取消了实物分房政策，开启了中国楼市的新时代。

虽然没有了曾经的福利，但商品房的推出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人们的居住品质，推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

1998年的房改政策让许多老城区旧貌换新颜

尽管那年风雨连绵，可洪水还是挡不住时代的风云际变。

1998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

前一年，中国领导人去了美国访问，双方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的中美关系发展交往框架。

中美领导人再次会晤，在彼此友好的氛围中，中国离入世又近了一步。

1999年的春晚，“黑土大叔”赵本山激动地喊出“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

属于那年的记忆凝结成琥珀，里面有泪水，有呼喊，也有道不尽的哀伤和奋进。

2001年，中国正式签署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世界拥抱了中国，中国也自此加入浩荡的世界贸易体系。

1998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830美元；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约为12551美元，入世20年间，翻了15倍。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惊涛骇浪的夏天。